顧曉陽：文革初期民間的商機和生財之道

1.

有一件事很少見人提起：文革初期，有人靠撕大字報賣廢紙賺錢。

從1966年8月開始，大字報就上街了。我多次寫過：7、8月間的一天晚上，我正在胡同里玩兒，中學生溫中田從外邊回來，神色異常地對我們說：“王府井貼滿大字報啦！快去看看吧！”我立刻就去了。那個場景十分震撼：所有商店的櫥窗和外立面都被大字報覆蓋了，一條商業街變成了兩道紙糊的、望不到頭的牆，在昏暗的燈光中，要多詭異有多詭異„„很快，大字報像疾速繁殖的細菌一樣，把整個北京城給包了起來。這是一場空前絕後的行為藝術。

因為大字報的產量極高，一般牆上的大字報貼不到一兩天，就會被新的大字報覆蓋，一層加一層，厚如氈席。“氈席”有重量，漿糊幹了又失去粘性，多數會從牆壁上翹起，妨礙再貼新的。而市環衛工人人數有限，根本無力應對突然增加的巨大工作量，更重要的，撕大字報帶有政治風險，不知道哪些可撕哪些不可撕，萬一撕錯了，後果嚴重„„於是，一支自發的以撕大字報為業的人，悄悄出現在四九城。

這些人全是小孩（我猜成年人是怕風險，想做也不敢做）。每個人推一輛車。車是一個大荊條筐，固定在用木條釘成的四方形架子底座上，底座下面裝四個輪子，即工業軸承。【他們大部分原來就是撿破爛到】這種車是專為撕大字報發明的，以前沒有過，以後也絕跡了。“駕駛人”兩手扶筐，一腳踩在底座上，一腳蹬地，快速滑行。滑到一定速度，雙腳都踏上底座，靠慣性繼續衝刺„„這是中國的第八大發明，早於美國滑板至少10年，美國人摳兒、笨，把四方底座改成了長方形的單板，去掉荊條筐，雙手失去力的支點，減弱了腿部的蹬力，畫虎不成反類犬。這就像中國餡餅傳到意大利後，意大利笨廚師把餡兒全給攤在餅的表面上了，不會包起來，還給它起了個怪名，叫比薩（pizza）。

扯遠了。咱們言歸正傳。 這些人一般都是三五成群，因為他們知道靠集體的力量才能應對突發事件，比如被人轟、被人打、被人搶、被人抓。他們更多的是選擇在夜間出沒，但白天也能遇到這樣的團伙。當你站在牆前聚精會神看大字報時，會聽到遠處傳來一片嘩嘩聲，那是軸承摩擦柏油路的聲音，然後瞬間荊條筐就布滿四周。這些人都穿得像小叫花子，手上捏着工具，可能是刀片鐵片玻璃片之類的，他們動作干淨麻利，整片兒整片兒的大字報應手而揭，被迅速塞入筐內，一層層壓實。不移時，整面牆被剝得一干二淨，他們則呼嘯一聲，飛車而去。

沒有吃，沒有穿，自有那敵人送上前。

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

這是被貧窮逼出來的生意眼光，是在革命浪潮中覓得的商機。別看廢紙賣不了幾個錢，架不住一天不知要撕多少筐，天天撕天天賣，積攢起一毛錢，也是錢。窮孩子，平時一天到晚張着嘴白吃飯，是家庭的累贅；如今卻成了全家收入的創收者。大字報的內容，都是胡說八道；大字報紙作為物質，卻給這些貧困家庭帶來了實惠。今天看，這是大字報唯一的價值。

2.

從1966年秋季起，開始了全國大串聯。北京火車站日日夜夜人山人海，遠超出了它的承載能力。那些上下火車的革命小將們，蓬頭垢面，衣衫髒臭，要吃沒吃要喝沒喝，連解大小便都成了問題——不要說站內，即使周邊方圓幾里地，又哪來的那麼多公共廁所！

今天年輕的朋友可能認為我夸張了，至少，怎麼會“要吃沒吃要喝沒喝”呢？買個麵包、來瓶汽水也好啊。告訴您：那時，您連個麵包的渣子都沒地方找，連個水龍頭也看不見。當時，北京站東西兩邊都是民房，正對着南北向的大街是北京站大街。只有在北京站大街上，才有幾家商鋪，大概是：兩家理發館、一家雜貨店、一家日用品商店、一家藥鋪、一個銀行儲蓄所„„飯館好像共三家，所供應的飯菜極少極差不說，關鍵是要糧票！外地串聯人員，哪來的北京市糧票呢？“全國糧票”當然可以用，但因為珍貴，一般人不易得到。這些都是今天所無法想象的。這就是計劃經濟！這就叫一貧如洗！

順便說明：當時北京市設有許多接待站，專門給串聯的人提供食宿。但北京站沒有。

我們胡同在文革前搬來一戶人家，住在於太太家的小院裡。黃鷹給他們家起了個外號，叫“蒿子杆兒”，說他們家抽不起香煙，把蒿子杆曬幹了碾碎，用蒿子杆的粉末卷大炮抽。意思是他們家太窮。這家人有兄弟幾個，老大與黃鷹的歲數差不多，十六七歲，始終沒和胡同里的孩子們融合到一起。

但是，大串聯給北京站造成的混亂，看在了蒿子杆兒的眼裡，並且從中看到了生財之道。兄弟幾個不知從哪兒弄來了一輛竹製的嬰兒車，把裝滿自來水的水桶放進車里，又搜羅了幾個舊暖瓶，灌上開水、沏上茶„„推車的推車、提暖瓶的提暖瓶、還有抱着臉盆和水杯的，浩浩蕩蕩，向北京站大街進軍。

他們在街邊上擺起了茶攤兒，賣水。茶水二分錢一碗，洗臉水五分錢一盆。自晨至夜，生意好得不得了。黃鷹又給他們起了個外號，叫“二分一碗”，這回叫開了。

我忘記了是誰先誰後，反正在那一段時間，北京站大街上出現了很多賣水的“個體戶”。如果沒有糧票的限制，食品攤兒準會應運而生。但這些都是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小買賣，派出所是要抄的。在車站人流最高峰時，我估計派出所也是睜一眼閉一眼，因為沒有他們，現實壓力實在無法緩解。偶爾象徵性地抄一下，警察一走，攤子又鋪開了。其中“蒿子杆”的攤子，是存續時間最長、也最穩定的，據說是打通了派出所的關係。

後來聽說，他們掙了很多錢（按當時的標准）。因為多，怕被政府知道，所以不敢存銀行。胡同里的一些人，先是因為他家窮，又搬來得晚，瞧不起他們；後來人家富了，又嫉妒起來，更瞧不起。這家人，是在那個年代裡我們胡同唯一“發了財”的。

岩石堅硬，可只要裂開道縫兒，縫里就會長草。沙漠荒蕪，寸草不生，卻有一種叫駱駝刺的植物，獨能存活。中國人堅忍、聰明、生存能力極強，不管環境多麼嚴酷惡劣，只要有一點點的機會、一絲絲的空隙，怎麼也會透過鐵壁銅牆，獲得瀕死前的一口救命空氣。這口氣，又能讓他忍上不知多少年。中國人命苦苦在這兒，命好也好在這兒。只是不曉得什麼時候是個頭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