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貢獻比肩袁隆平

首先我們知道袁隆平在中國科學界的地位。在幾年前的全國人民心目中的科學家調查報告中，錢學森名列第一，袁隆平名列第二位。

我說郭三堆比肩袁隆平憑什麼？看看這張照片吧！

從這張照片上，我們看到三堆與袁隆平並行，袁隆平拉着三堆的胳膊，顯然是非常讚賞三堆的成就。英雄惜英雄。中國有幸，在取得了民族獨立自主之後，僅僅過了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就解決了吃飽飯，有衣穿的問題。而且是完全靠中國自己的專家。 

今天的郭三堆已是聲名顯赫的人物，在北大校友欄目介紹他的文章很多，社會上的讚譽與獎勵數不勝數，我就不再重複了。他的貢獻是我們1972屆同學中最大的，猶如一顆參天大樹，但是任何一顆大樹都是從小樹苗長起來的。

1972年的春天，我們一起走進了北大的校園，歷史上叫我們是工農兵學員。一進校分在了一個小組。我是經歷過上山下鄉的北京知青，插隊山西，而三堆就來自山西，無形中增加了一種熟悉感。當時的政治口號是肩負着階級的囑託人民的希望學習。

記得第一次上化學實驗課時，走近歷史悠久，略顯陳舊的北大化學實驗室，有一種莊嚴肅穆的氣氛。同學們發現就連使用的燒杯都印有燕京大學的標誌。大家很興奮，但我注意到三堆同學略顯激動，胸脯一起一伏的。我們很多人都這樣。似乎大家都在暗下決心，絕不辜負學習的機會。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的郭三堆已經是知名學者了，不知他還記不記得初進北大化學實驗室時的激動。我沒有忘記，我想他也不會忘記。

1995年，在我要去美國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做訪問學者前夕，我希望到三堆的分子生物學實驗室見習一下，他熱情的接待了我。並帶我熟悉了一下常用分子生物學實驗技術。

在此期間，談起了畢業後的一些事情。1978年以後，工農兵學員的學歷受到了質疑，社會對他們的要求是必須通過國家考試，方能認可學歷，再上崗工作。而我們很多同學的態度是，與其被動應考不如考研，鳳凰涅槃。三堆說，當時他在微生物所準備了已久，誰知天有不測風雲，一場風雨雷電毀了他的夢想，他在風雨中騎車前行的時候，被一棵被大風颳斷從天而降的大樹叉砸中受傷住了醫院，徹底錯過了考研的機會。但是上帝給你關上了一道門，又給你開了一扇窗。三堆很快被科學院派往法國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進修學習。巴斯德研究所可是世界級的生物學殿堂，在近3 年的進修期里，三堆取得了重大成果，得到國際上的承認。當他載譽歸國時，沒有人在乎什麼他是不是工農兵學員了，而是搖身一變，成了轉基因抗蟲棉的國內一號專家。從那以後，成就接踵而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抗蟲棉國家，國產抗蟲棉得到700多份國產證書。審定品種200多份。推廣抗蟲棉面積達種植棉花面積的98% 。

這些成就都來自他自法國學成歸國之後，也來自於他第一次走近北大化學實驗室的激動時起 ...。

當時，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棉花產業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

棉鈴蟲大規模爆發，對常規農藥產生嚴重抗性，棉花減產、絕產頻發，農藥中毒事件屢見報端。棉田成了高風險地帶，農民背着噴霧器在毒霧中勞作，付出生命代價。

與此同時，美國已掌握轉基因抗蟲棉核心技術，卻以高額費用和嚴苛專利條件拒絕技術轉讓。

這並不是單純的商業問題，而是一個國家能否掌握自身農業命運的選擇。

受命於危難之際，他清楚地意識到：如果抗蟲棉不能自主研發，中國棉花產業將長期受制於人。

抗蟲棉的核心，是Bt殺蟲蛋白基因。

在當時條件下，全合成基因、穩定轉化棉花、確保田間表達，幾乎每一步都是“世界級難題”。

郭三堆選擇了最艱難、也最可靠的道路：完全自主設計、完全自主轉化、完全自主評價。

設備簡陋、經費緊張、時間緊迫。實驗室常年燈火通明，失敗次數遠遠多於成功。有人勸他降低目標、走捷徑，他卻始終堅持一個原則——“核心技術，一定要握在自己手裡。”

1994年，中國第一代國產單價抗蟲棉培育成功；隨後，雙價抗蟲棉問世。

這不僅意味着技術突破，更意味着中國在這一關鍵領域擺脫了對外依賴，完成了從“跟跑”到“並跑”，再到局部“領跑”的跨越。

對他而言，實驗室的成功只是起點，真正的檢驗，在風吹日曬、蟲害複雜的真實棉田。

三堆常年穿着膠鞋，行走在海南、新疆、黃河流域的試驗田裡，記錄數據、觀察變化，與農民蹲在地頭討論問題。

抗蟲棉大幅減少了農藥使用量，顯著提高了產量與穩定性，為中國棉農帶來數百億甚至上千億元的經濟效益，同時改善了生態環境。

在國際上獲得認可後，郭三堆並不缺機會。高薪、優越條件、跨國公司邀請接踵而至，但他始終選擇留下。

他的理由很樸實，卻異常堅定：“我是從農村出來的，我的根在中國的棉田裡。”

他將個人獎勵2000萬 全部捐出設立獎學金，培養後來者；生活極其簡樸，卻在科研投入上毫不吝嗇。這種反差，恰恰勾勒出一位中國科學家的精神輪廓。

棉花，看似普通，卻關乎衣被冷暖、工業原料與國家戰略安全。

用他自己的話說，我這30多年就幹了一件， 一件有益於國家的事。

他不是站在聚光燈下的英雄，卻是站在田埂上的守望者。

我的這位同學的事跡並不傳奇，卻足夠厚重。

他也算是一位新中國的同齡人吧，百年中國夢的里的鋪路石。我人生馬拉松路上遇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