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蔥歲月————張麗華、趙立業訪談
(2022-03-31 12:23:38)下一個

內容簡介：

一個僅有少許醫學知識的18歲女孩，被要求去為產婦接生；一個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培訓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術；一個初中畢業生，卻做了22年的職業醫生……這一切，都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稱之為“赤腳醫生。雖然“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但有關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中國依然是個禁區，對於80後和90後的年輕人來說，更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詞。

本文給讀者呈現出來的，是一個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國ABC，一個在美國名校學醫的二十歲女孩，不遠萬里走入中國，做了一件讓當代歷史學家汗顏的事情：縱橫數省，遍訪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腳醫生，為他們的青春作證，為這些口述歷史做出感人的記錄……





張麗華、趙立業訪談





張麗華、趙立業訪談



在北京東四附近的一棟華麗的的辦公樓里，我在一家開發修繕北京四合院的房地產公司里，找到了他們，我要訪談的對象之一就是這家公司的老總。被同時訪談的是二個人，他們二個人都是北京知青，都去了黑龍江省佳木斯地區東北建設兵團，又都在一個連隊當赤腳醫生。這種奇特的經歷，讓他們有許多共同的語言和配合的默契，一個熱情奔放，一個沉穩冷靜，回憶起往事，我從他們的眼睛裡，多少能看出他們對當年青春歲月的感慨和唏噓……





安娜：當時你們是怎麼當上赤腳醫生的？

趙立業：我去了以後全是知識青年，沒有醫務人員，所以派我到團部衛生隊去學習，參加紅醫班。這個是照片，紅醫班1969年學習班成員。大概培訓了三個月，回連隊裡就當衛生員了。那時候就這麼一點知識，僅僅上了三個月的紅醫班，就三個月的水平，什麼都得干。按現在的規定說，從醫是不允許的，可是在當時那種條件下已經不錯了。

張麗華：我們連隊有一百多人，連臨時工和知青。

趙立業：當時衛生員都是培訓的，各個連隊抽出人，選送去紅醫班。當時我還不願意去，因為準備跟蘇聯打仗，我就準備當烈士了。那時候思想教育非常激進，所以不想當衛生員，想當戰士，衛生員是後勤，我就想去打仗。後來這樣被迫的去學習，學習完了就當衛生員。這段時間有小醫小病的就治治，不懂的看看書，書上怎麼講的，慢慢摸索地做一些醫務工作。

張麗華：當時兵團一下子來了很多人，不可能配那麼多醫生，所以就採取各個連隊抽知青，統一培訓，外科，婦科，兒科，大致能掌握一下，有個有個小病小災的，可以在連隊裡解決。

安娜：你們倆是一個學習班的？

趙立業：不是一個班的，但是一個連隊的衛生員，我是男衛生員，她是女衛生員。

張麗華：我是晚一點的，選我的時候，團部又調我去團支部宣傳部，他們就換人了。那個女的衛生員調走以後，我又接她的。

趙立業：我比她早一點。

張麗華：前面的人都成我師父了。

安娜：除了看正常病，小手術做不做？

趙立業：外傷什麼，的如縫合什麼的，都做。

張麗華：有時候大傷口也縫，一次小孩手指頭給砍斷了，得趕緊給接，送醫院就晚了。還有一回，一個知青幹活關節什麼的掉了，當時他也不在，骨節掉了，你說這麼耷拉着，怎麼辦，我過去一看這麼耷拉着，露着骨頭尖。當時咱也沒具體學過，只是憑着一種責任心吧，就幫他接。你說你幹這個吧，就得去勇敢地干，按着你學習理解的東西，摸索着給他正位，復位，就弄吧，還真給弄上了，挺好。

趙立業：都是干中學，也有老師，是啞巴老師，書本就是老師。

張麗華：就是基礎的東西學完以後，平時中遇到的就必須得做，一種是責任心，一種是你不行也得做。有時候也是一邊學着干，也有逼着干出來的。你在國外可能不理解這是怎麼回事，你也不可能培養八年再下到連隊。

趙立業：當時太年輕，都沒幹過，比如給孩子打針，孩子一哭，針一下實裡面了。孩子他動啊，本身會的時間也短，一打針，孩子一扭屁股，針斷裡面了，又拉到醫院去手術，開刀拿出來了，這些都有過。

張麗華：真是這樣的，跟人家醫生說，趕緊的，趕緊拿刀拉開，晚了再找就找不到了，小孩老動，針尖會跑。

趙立業：所以很多東西都是練中干，干中學，慢慢慢慢的積累一些經驗。這些現在的人無法想象，但在當時那個艱苦的環境中，衛生員還得需要，因為缺醫少藥，我們離團里的醫院七、八十里，很遠。

張麗華：要有個急病，必須得有車，沒車的情況下也不行。第二有車還得走兩、三個鐘頭才能到團部，特急的病還不行。你說要是連隊沒有這些衛生員，沒有人做具體的事，光靠團里的醫院根本不行。我們剛去的時候，連里有家屬在家裡生孩子，子宮破裂，結果大出血，這家老鄉抬着，肩膀扛着往醫院跑，等跑到醫院就搶救不過來了，血都流光了。

趙立業：當時真是缺醫少藥，中國農村都缺醫少藥。我們跟普通農村有點不一樣，是為兵團的戰士服務，邊疆戰士什麼的，一些職工家屬。

安娜：你們在邊疆，有沒有碰到槍傷之類的手術？

趙立業：還沒有那樣的。

張麗華：這樣沒有，我們這邊常有出現山林大火，有燒傷了，燙傷了。

安娜：有用中草藥嗎？

張麗華：我們連隊自己搞點中草藥，我覺得我師傅還挺聰明的，他弄了很多設備，草藥被我洗乾淨，弄乾以後，他又切片，又研磨，又做蜜丸，又做片劑，有的還做成針劑，就是蒸餾提煉針劑，做了好多成品中藥。

趙立業：那時候真的缺醫少藥，東北大片的中草藥，都是野生的，背個兜去采，去挖藥，自己給老百姓制中藥，可以把藥熬成湯，預防感冒，預防中暑，想很多辦法。

張麗華：就像剛才說的燙傷什麼的，當時也是自己弄藥，有時候老鄉打的獾，讓提煉獾油，用來塗燙傷。我們就是就地取材，弄很多東西。

安娜：把預防用的藥湯放在食堂裡面？

張麗華：沒有，送到地里去，大家幹活去，送到地里，大家都喝。

安娜：每個人都喝？

張麗華：對，讓大家都喝，預防很多病。

趙立業：夏天防暑，冬天防感冒，都是自己挖的草藥。

安娜：你們還做農業的活嗎？

趙立業：說是應該干農活，農忙肯定是要干，平時事多，基本是主要看病，但是我們覺悟高點，常常自覺的去幹活。

張麗華：另外有大的秋收啊，麥收啊，得跟着去。

趙立業：但你得背着藥包去。因為有中暑的，有外傷的，拿鐮刀一下割傷了，你得救護，得保障員工的安全。

張麗華：還有修水利都去，中間如果有什麼問題就處理，平時沒事就跟着干，一樣干，一樣抬土。

趙立業：都得跟着，一個衛生保障，勞動時跟着去，也幹活，但是大部分沒有時間干，白天晚上，儘是有病的，就兩個衛生員，挺忙。

張麗華：知青啊，職工啊，還有很多家屬，孩子，哪天都有病的，特別是孩子好多病，到冬天都是肺炎，發燒。有家屬，就有生孩子的，懷孕生孩子的，等於各個科都有。我們兩個人就得全科，什麼都得掌握，什麼都得包括。

趙立業：都干。兵團象部隊編制，最基礎的醫院叫團衛生院，我們一旦處理不了的，趕緊往那兒送。

安娜：有多遠？

趙立業：七十多里地。

張麗華：馬上有個急病送去，根本來不及。

趙立業：急病來不及，我們必須得自己處理了。

張麗華：必須在連隊先進行處理，處理到一定時候，還得有車。有時候我們半夜都去送，半夜急性闌尾炎開車去。

趙立業：對於急症病人，我們必須在第一時間做好處理，以後對病人有一好的治療機會。

安娜：特別急的病都有什麼？

趙立業：什麼都有，季節性的比較強。

張麗華：冬天的流感，孩子裡面的急性肺炎，冬天小孩儘是那樣的，我們天天等於是巡回醫療，不是坐在那兒等着，早上走一圈挨個打針。

趙立業：背着藥箱到人家打針去。

張麗華：去每個病人家裡面。我們衛生室在這兒，家屬房在左側，挺遠的，過一片樹林，家屬房南側一片，西側又一片。所以我們每天就等於是不停地轉。

趙立業：打針一圈一圈地轉，上午打，下午打，有時候晚上也打針，沒有電燈，全是煤油燈，那時候手電筒都沒有，摸着黑走，有時候淺一腳深一腳的。

張麗華：你還要摸着黑穿過小樹林，我覺得最可怕的，就是背着包穿着小樹林走，狼在不遠處叫，我們那兒真有狼，還有熊瞎子。

趙立業：非常苦，很慘，鄉下沒有路燈，都是黑的。

張麗華：我們要是都在的時候，我們一般是兩個人，白天走一圈，晚上吃完飯後，我們準備好東西再走一圈，穿樹林走，走到這邊家屬房，挨個看，看完之後再穿樹林走到那邊家屬房，每天每天都是這樣，一年365天都是這樣。

安娜：黑龍江在中國最北邊，冬天應該很冷吧？

趙立業：冬天零下30多度。

張麗華：我跟你說，這個手不能濕，濕的不能摸金屬的東西，一摸就粘上了，凍上了。

安娜：零下三十多度，那不會凍死人嗎？

趙立業：真有凍死的。

張麗華：對，你出去掉到哪塊，出不來了，真有凍死的。

趙立業：那時候我們都發個大棉襖，棉帽子，裹的嚴嚴實實的。

張麗華：東北知青全是穿大棉衣，大棉褲，大棉帽子。零下三四十度，不是你們所說的華氏溫度，是攝氏溫度。

趙立業：有的手腳凍的都不行了，都壞死了，凍傷了。

張麗華：東北還刮一種大煙炮，風一刮，那個冷啊，還不能戴口罩，你戴着帽子，再戴口罩，哈氣一出，眼睛就結冰了，真的睜不開，再冷也不能戴口罩，所以只能這麼戴着帽子，臉露着，不能把鼻子戴上口罩，但這樣臉就挨凍了，擦拉一下就全白了，凍成白塊。

趙立業：面部，耳朵凍傷很多。

張麗華：臉凍了之後，不能烤火，也不能一下子進屋，否則會起大血泡，會爛臉。

趙立業：不能拿熱水洗，必須拿雪搓，搓紅了才行，好在那裡雪冬天不帶化的，一冬天全是雪。

張麗華：最早的9月份就下雪了，下了雪就不化，一直到來年4月份，主要是冬天長。沒雪的時候就是蚊子，夏天蚊子特多。

趙立業：冬天的時候剛才講的大煙炮，冰天雪地，夏天是蚊蟲叮咬，瞎矇、蚊子和小咬。

張麗華：瞎矇很大，它們成群結隊能把大黃牛叮死。蚊子都是大號的蚊子，一個能趕上北京三個蚊子的大小，隔着衣服就可以咬你。小咬是草里的一種飛蠓，體態很小，從衣領里袖口裡往你身上鑽，咬得你到處都是包，又疼又癢。所以兵團戰士也有三件寶：蚊帳、水靴、破棉襖。

趙立業：所以說瞎矇、蚊子和小咬，是東北三件寶。

張麗華：我們有時候去挖草藥去，都得戴着遮蚊帽，衣服口都弄好。你只要一到草地里一走，蚊子、小咬嘩一下全飛起來了。我們為了刨那點藥，淨餵蚊子了，那遮蚊帽根本擋不住小咬，小咬都鑽進去，一咬都是大紅包。

安娜：遮蚊帽就像養蜜蜂用的那個，草帽下有個帘子？

張麗華：對，就是那個，我們為了擋蚊子，擋小咬。

趙立業：東北夏天也很熱，蚊子一咬就是一片，包上是包，蚊子盯的包上又有新包，都化膿了，很艱苦。

張麗華：因為那時候歲數小，十五、六歲，有時候上廁所蒼蠅蚊子到處都是，渾身被咬的直哭，真是沒辦法了，咬的癢的啊，都無法形容，直哭。哭過去吧，你也沒辦法，哭過去就算發泄了，心裡的委屈出來點兒，但那些包還是癢啊，真的，有時候特別特別的無奈。

安娜：沒有辦法處理蚊蟲？

趙立業：處理不了，整個兵團那個是大草甸子啊，沒法弄，夏天被蚊子叮得受不了的時候，我們有時候只能穿棉襖幹活，夏天還得穿着大棉襖，蚊子叮不透。

安娜：後來你們回去過嗎？

張麗華：我們後來回去了一趟，蚊子還是一樣的蚊子，沒草地了，都連片弄成水稻地了。當時是各連弄的地，後來全統一改成水稻田了，大面積地種植水稻，回去看了看。

趙立業：原來的底子，破房子，還在那兒呢。我們的醫務室是一個非常簡陋的，就是一個坑，挖一個坑，上面搭上楊樹幹和茅草，叫地印子。

安娜：現在那個地印子還在嗎？

趙立業：那個地印子沒有了，當時挖地印子特別快，因為當年有很多從前線下來的退伍軍人，剛到兵團時沒房子，就都是挖地印子住的。我們知青去了以後，自己蓋子房子住，後來又蓋了家屬房，蓋了好幾片，好幾十棟家屬房。

安娜：地印子就是在地下挖一個坑，上面搭點草。

趙立業：挖一米的坑。

張麗華：前面放一個窗戶。

趙立業：窗戶和我的床是平的。

安娜：怎麼進去？

張麗華：開一個門，往下走，就像去地下室似的。

安娜：如果下大雨的時候是什麼情況？

趙立業：這個水從窗戶還有從門進去了，那個水跟我們床一般高，衣服，褲子，鞋啊，全漂起來了，水全進去了，擋不住。雨後屋就發霉，一發霉全是霉味，什麼蟲子啊，耗子啊，蚯蚓，地裡面滿是爬的東西……我們就是在地印子裡面，醫務室就在那裡面。

張麗華：所以，那時候當地的生活就是那種條件，還容易生個病，哪有醫生給他們看病。我們是知青培訓出來的衛生員，在那兒就是他們的救命恩人，見了就是叫大夫。我們連還有一個腦癱的孩子，什麼都幹不了，整天在床上躺着。我們就給她扎針灸，天天給她針灸，慢慢的扶她起來走路，後來她能下地，扶着炕沿走路。原來她誰也不認識，後來慢慢我們老去，就認得了，簡單的字說不了，一見到他就：業，業，業，就是叫趙立業，一看見我就是：華，華。

趙立業：12歲的小姑娘，腦癱，在炕上拉，炕上吃，在炕上待着。

張麗華：你像這種病人怎麼去醫院？也不可能送到醫院，沒有錢。

趙立業：我剛才說的這孩子她媽，她媽32歲就得了類風濕，跟50歲的老太太似的。類風濕什麼都動不了，骨關節都變形了，牙關節，齒關節都咬不了，就等死吧。後來我跟連長請假，我說這個病人是不是得送去團醫院，結果團里的醫院根本看不了，說不行就送到哈爾濱。我們有團醫院，有師醫院，還有兵團總醫院，這是我們兵團系統的。連長說就送吧，她也沒錢，我們工資一個月32塊錢，我還得自掏百十塊錢帶着，你得坐車啊，得吃飯啊，我拿了錢以後就陪這個孩子的媽，從連隊坐拖拉機送到團部，再到佳木斯上去哈爾濱的火車，一路給我折騰稀了，一女人，褲腰帶自己解不了，動也動不了，吃飯也吃不了，都得我伺候着，上車我得背着她，下車得給她找坐，全是背着，上廁所得背着，褲腰帶解好了，然後再系褲腰帶，吃飯得餵她，到哈爾濱醫院一千多公里吧，整個都是背着，坐公交車，來回到醫院，你想想有多難多累？人家都以為我是她兒子呢，問她多大歲數，以為50多呢，其實才30多。

安娜：後來怎麼樣了？

趙立業：後來住到哈爾濱醫院裡了，住了好長時間，好幾個月，回來後來就好多了，就能吃飯走道了。

安娜：您做了這麼多事，有沒有覺得付出太多？

趙立業：一點都沒有，從來沒有想要回報，就覺得是應該的。

張麗華：讓你幹這個赤腳醫生是對你的一個信任，我們就覺得咱們盡力吧，都盡力。我覺得有時候我們都超出所規定的了，我們挺主動的去做很多，如去挖各種草藥什麼的，這樣可以替病人省很多錢。我們付出點時間精力，我們去采，采完回來加工，送給病人吃，又不收費。也挺累的，你想白天我們挖東西回來，準備這個，準備那個，晚上又得跑出去看病人，不到十一點都回不來，基本都是十一點以後，轉完一圈，把東西收拾收拾，趕緊洗洗刷刷，睡覺，第二天趕快又得起來。我覺得一年365天天天都是這樣。

趙立業：當時覺得挺快樂的，沒覺得艱苦，現在想想多苦啊。

安娜：沒有休息日？

趙立業：沒有鐘點，也沒有鐘錶，點亮了就幹活。

張麗華：那會人都沒有表，後來我干赤腳醫生很久了，我家給了一塊表，我爸說至少你能給病人號個脈。當時知青都沒有表，就連長有個表，用來吹哨，集合，起床。幹活的時候，什麼時候幹完了，什麼時候回去吃飯。吃完飯以後再洗洗涮涮，我們又開始準備今天要用的東西，晚上開始出去巡診，轉整個一大片農場，一天轉上幾遍。天天天天這樣，也沒覺得什麼，那會沒有說禮拜六、禮拜天休息休息，沒有。

趙立業：那個年代人們的思想受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覺悟就是高，沒有要求回報，也不講任何條件，多苦都能忍受了，生存能力也強。

張麗華：就覺得既然人家信任你，你就不能讓別人失去信任。我覺得我們這個就跟戰爭年代當兵打仗似的，當時在那種情況下，就想着怎麼把這個任務完成，別的什麼都不想，直到勝利，犧牲就犧牲了，能活下來了就是幸運的了。像我父親他們，能從戰爭年代活下來就是幸運的了。

有時候我覺得我的點子還挺多，想着弄這個，一說我就去做吧，怎麼說就怎麼做，就是兩個人鼓搗鼓搗，別管白天晚上，有時候半夜裡就給他叫起來了，一起琢磨藥。我們接生孩子經常也是半夜，人家來叫趕緊起來就去了，等你回來就是一個人穿樹林往回走。那會想什麼？也沒有什麼可想的，就覺得有病人需要了，趕緊去治，完成了，心裡就覺得踏實了。而且我覺得我們在那塊的時候，甭管什麼情況都處理，沒有出現過任何問題。

趙立業：沒出現過醫療事故。

張麗華：我們也沒有什麼大的驚天動地的事跡，但是我們作為衛生員，可以說是保一方平安，等於保的是我們連隊的人健康平安。

趙立業：就是及時解決這些職工以及家屬們的疾病痛苦，都這麼過來了，覺得挺難忘的，回憶起來挺有趣的。

安娜：他們對你們很依賴吧？

張麗華：對。

趙立業：他們覺得就是依靠，生命的依靠。

安娜：在你們去之前連里沒有衛生員？

趙立業：沒有，知識青年去了以後才有衛生員。連裡面一下子一百多人了，後來家屬又去了，家屬去了事更多了，全是老弱病殘，沒有人看病怎麼行？

張麗華：東北那個地兒特別大，特別廣闊，你想象不到有多大的地方。像我們那個連，走出去十里地根本看不見人，真是荒蕪人煙，沒準你還碰到熊瞎子了，碰到狼了。就是在那麼一種環境，有的時候，可能過去就是自生自滅的生活。

安娜：有些地方的赤腳醫生還要做消毒預防的工作，如防蟲防害。

趙立業：我們沒有那個東西，連消毒粉都沒有。

張麗華：蚊子消滅不了，多的殺不死，前仆後繼。東北兵團那塊你想殺東西得派飛機，飛機撒藥，而且飛機不可能因為蚊子給你撒藥。都是因為地里有蟲子，犯蟲災了，才派飛機給你撒農藥。

趙立業：很艱苦，北大荒的赤腳醫生和一般農村還不一樣，我們那種生活的艱苦，那種缺醫少藥的狀態，跟農村是完全不一樣的。

張麗華：東北都是荒地，特別多，利用這些知青，來了之後把這兒開荒，種地，把它變成糧食地，產糧的地方，不讓它荒着，這是一個目的。第二個目的是，東北那兒老打仗，在整個情況來說是一線，培養我們成為半武裝人員。我們老半夜緊急集合，老訓練這個，一旦打起仗來，這些人就得拿起槍來，就得上前線。

安娜：當時中蘇關繫緊張，但最後沒打？

張麗華：最後戰爭沒打起來。

趙立業：珍寶島戰役打完了，就沒有了。

張麗華：那年就是林彪事件，特別緊張，也說是怕，防止萬一，每年到冬天都特別緊張，說蘇聯隨時，那個大坦克隨時從江上就能開過來，特別的緊張。

趙立業：我們衛生員下連隊支援秋收，掰苞米，走到苞米地裡面，走着走着，青紗帳一下就到江邊了。一看到黑龍江，都是小伙子，都跑到江邊喝黑龍江的水，黑龍江的水很甜，很乾淨，拿軍用水壺灌水，忘了那邊是蘇聯了。正好蘇聯那邊有瞭望塔，看見了很多人到江邊來了，人家不知道你是幹什麼的，當時人家邊防部隊開始集結了。我們還不知道呢，我們喝完水高高興興的還玩呢，主航道上就是蘇聯的船，衝過來了，我們也不知道幹什麼的，就聽對面的槍響了，大夥趴在那兒誰也不敢動了，不知道怎麼回事。

正趴着，一會一隊我們這邊的邊防巡邏兵來了，問我們幹嗎的，把我們都帶走了，說要調查登記，能查出什麼？都是連隊掰苞米的知青。據說這事兒立馬弄到國防部了，通知到國防部了，說當時邊界線出現了多少多少人……後來由連部和團保衛部把我們領回去的。

張麗華：像我們翻地耙地，都回不來，早上起來開車翻地耙地，地大着呢，中午回不來，人家食堂給送飯，在地里吃，吃完再接着干，一天12個小時，就那麼干12個小時，我們那時候都十五、六歲，我當時15歲吧。

趙立業：都沒長熟呢，現在說都是童工。

安娜：都是北京知青？

趙立業：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哈爾濱的，杭州的哪兒都有的。

安娜：當年你們是主動報名去的？

張麗華：怎麼說呢，趕上我們初中畢業。

趙立業：不去不行，只要畢業了，全走。

安娜：哪一年？

趙立業：1969年。

安娜：有人不想去嗎？

趙立業：不想去不行，也有不去的，就組織動員，家裡的父母得上學習班。

安娜：您做了幾年？赤腳醫生做了幾年？

趙立業：我是1969年一去就幹了，後來我就上學了，哈爾濱醫科大學。

安娜：哪一年上的大學？

趙立業：1973年。

安娜：工農兵大學生？

趙立業：對，工農學員。

安娜：上了幾年？

趙立業：三年，到1977年。

安娜：正好趕上四人幫倒台，你回北京了？

趙立業：對，四人幫倒台了，但我沒能回北京，被分配到佳木斯兵團總醫院了。

安娜：當時不是知青都有機會回北京嗎，你沒回？

趙立業：回不來，我當時提幹了，回不來了。

安娜：後來您在佳木斯又幹了幾年？

趙立業：一直干到1980年。

安娜：最後怎麼回來的？

趙立業：我淨給人家知青辦病退，開病假條，我同桌的大夫說人家都走了，將來你能醫院當個院長？不是還得砍柴火，還得挑水。後來說你趕緊辦吧，填個表就辦吧，到北京安置辦就接收我了。接收我了，我就找院長說人家同意我回北京，院長特生氣，說你這麼年輕的大夫，怎麼就走了，思想不堅定啊，把我說一通。他把我的三聯單，就是調令，給撕了。我撿起來又粘好，又去找教導員，當時我們醫院的院長和我們的教導員，關係不太和，院長到別處開會的時候，教導員簽了字，當院長回來我已經走了。

安娜：回到北京還是醫院？

趙立業：回到北京，我被分到一個單位的醫務室，那時候已經算不錯了，回來還干本行。

安娜：後來又幹了幾年老本行？

趙立業：一直干到1990年。一個機會調到房地產公司了，我就改行了。

安娜：您是哪一年離開兵團的？

張麗華：我1973年就離開了，沒回到北京，當時北京誰也弄不進來，後來我去湖南，屬於是幹校。等我走了以後，後來聽說有上學的，他們都說你要不走，肯定你能上學，我說誰也沒長後眼，後來就是這樣。

安娜：以後再沒有做過和醫學相關的事？

張麗華：基本沒有。

安娜：哪一年回的北京？

張麗華：回北京是1978年，因為在外面上了幾年學，學工了，後來得有三四年的時間，我才能動，這才調回北京了，在一個工業企業里。

趙立業：大部分赤腳醫生後來都改行了，也有一部分沒改行，繼續深造了。

安娜：像您這樣堅持到1990年的不多。

張麗華：不多，有很多都是堅持不了的。你做的這件事挺偉大的，能把這些不出名的，平凡的赤腳醫生挖掘出來，而且深入到各地去了，整個摸了個第一手的材料。

安娜：走下去還是很有感觸的，特別是小地方的，那種熱情真的讓我很感動，有些老知青都老淚縱橫，說很感謝你還關注我們。

張麗華：真的，我們覺得你這麼個小姑娘，有這麼一個志向，真是挺讓人佩服的，我們覺得象你這樣的年輕人真的挺那個的。

安娜：還是你們做的事情更偉大，救死扶傷，還吃了那麼多的苦。

張麗華：我們當時就是趕上了一個時代的大潮，我們這一波的人做事責任心比較強，真是讓你幹了，就覺得有這個責任心，真是拼了命的干，不考慮個人的得失，不像現在的年輕人，得先考慮自己有什麼利益，我們那會沒有。

要是說起當年生活艱苦吧，真是特別苦，我們現在覺得已經過去了，都過來了。總的來講，但是經過知青這一段歷練以後，後來做工作的都能挑起大事來，甭管當時做的怎麼樣，後來回到城市，不論做什麼工作，都特別能吃苦，都能把工作做的特別好。所以我覺得後來的社會，整個靠知青回來的這一幫人在幹事，實際上還是知青這些人在支撐着。

趙立業：覺悟，還有一個覺悟。

張麗華：基礎東西還是他們支撐的，有出類拔萃的，有出頭的，但是大部分知青現在什麼都沒有了，社會給予他們的待遇太不公平了。好在現在有時候，大家還能往一塊聚聚，有知青情還在，還特別濃。所以你能做這些事，大家肯定對你支持，真的，肯定特別熱情。

安娜：非常謝謝您的鼓勵，也謝謝您二位的時間和故事，我們今天的錄音和錄像會用在我今後的研究報告和書籍出版中，您二位是否同意？

趙立業：同意，沒有問題。

張麗華：當然同意，我們支持你的工作。



（結束）



訪談時間：2014年5月24日、2014年6月16日

訪談地點：北京市西城區月壇賓館、北京市東城區平安發展大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