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歲那一年，我第一次讀《紅樓夢》。後來，幾乎每隔一兩年就會重讀一遍，每一遍都發現一些新的東西。十九歲那年，由於個人生活經歷與閱讀之間某種奇妙的接軌，我成為徹底的“紅迷”。在這期間，我曾經嘗試了數次，卻始終沒有耐心閱讀《金瓶梅》。對《金瓶梅》最完整的一次通讀，還是我二十三歲那年，在哈佛念書的時候，為了準備博士資格考試而勉強為之的。

　　直到五年之後，兩年之前。

　　前年夏天，十分偶然地，我開始重讀這部奇書。當讀到最後一頁。掩卷而起的時候，竟覺得《金瓶梅》實在比《紅樓夢》更好。此話出口，不知將得到多少愛紅者的白眼（無論多少，我都心甘情願地領受，因為這兩部傑作都值得）。至於這種念頭從何而起，卻恐怕不是一朝一夕便可說盡的——因此，才會有現在的這本書。簡單講來，便是第一，《金瓶梅》看社會各階層的各色人等更加全面而深刻，更嚴厲，也更慈悲。《紅樓夢》對趙姨娘、賈璉、賈芹這樣的人物已經沒有什麼耐心與同情，就更無論等而下之的，比如那些常惹得寶玉恨恨的老婆子們，晴雯的嫂子，或者善姐與秋桐。《紅樓夢》一書所最為用心的地方，只是寶玉和他眼中的一班“頭一等”女孩兒。她們代表了作者完美主義的理想（“兼美”），也代表了理想不能實現的悲哀。

　　第二，人們都注意到《金瓶梅》十分巧妙地利用了戲劇、歌曲、小說等等原始材料，但《金瓶梅》（繡像本）利用得最好的，其實還是古典詩詞（關於《金瓶梅》版本和卷首詩詞的關係問題，詳見下）。簡而言之，《金瓶梅》通過把古典詩歌的世界進行“寫實”而對之加以顛覆。我們會看到，《金瓶梅》自始至終都在把古典詩詞中因為已經寫得太濫而顯得陳腐空虛的意象，比如打鞦韆、閨房相思，填入了具體的內容，而這種具體內容以其現實性、複雜性，顛覆了古典詩歌優美而單純的境界。這其實是明清白話小說的一種典型作法。比如說馮夢龍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興哥遠行經商，他的妻子三巧兒在一個春日登樓望夫。她臨窗遠眺的形象，豈不就是古詩詞裡描寫了千百遍的“誰家紅袖憑江樓”？豈不就是那“春日凝妝上翠樓、悔教夫婿覓封侯”的“閨中少婦”？然而古詩詞裡到此為止，從不往下發展，好像歌劇裡面的一段獨唱，只是為了抒情、為了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明清白話小說則負起了敘述情節、發展故事的責任。

　　在上述的例子裡，憑樓遠眺的思婦因為望錯了對象而招致了一系列的麻煩：三巧誤把別的男子看成自己的丈夫，這個男子則開始想方設法對她進行勾挑，二人最終居然變成了值得讀者憐憫的情人。這都是古詩詞限於文體和篇幅的制約所不能描寫的，然而這樣的故事卻可以和古詩詞相互參照。我們才能既在小說裡面發現抒情詩的美，也能看到與詩歌之美糾葛在一起的，那個更加複雜、更加“現實”的人生世界。

　　《紅樓夢》還是應該算一部詩意小說。這裡的“詩意”，就像“詩學”這個詞彙一樣，應該被廣義地理解。《紅樓夢》寫所謂“意淫”，也就是纖細微妙的感情糾葛：比如寶玉對平兒“盡心”，並不包含任何肉體上的要求，只是“憐香惜玉”，同情她受苦，但其實是在心理上和感情上“占有”平兒的要求，用“意淫”描述再合適不過。寶玉去探望臨死的晴雯，一方面在這對少年男女之間我們聽到“枉擔了虛名”的表白，一方面寶玉對情慾旺盛的中年婦女比如晴雯的嫂子又怕又厭惡：晴雯的嫂子屬於那個灰暗腐化的賈璉們的天地。這幕場景有很強的象徵意義：感情和肉體被一分為二了，而且是水火不相容的。

　　《金瓶梅》所寫的，卻正是《紅樓夢》裡常常一帶而過的、而且總是以厭惡的筆調描寫的中年男子與婦女的世界，是賈璉、賈政、晴雯嫂子、鮑二家的和趙姨娘的世界。這個“中年”，當然不是完全依照現代的標準，而是依照古時的標準：二十四五歲以上，又嫁了人的，就應該算是“中年婦人”了，無論是從年齡上、還是從心態上來說。其實“中年”這個詞並不妥，因為所謂中年，不過是說“成人”而已——既是成年的人，也是成熟的人。成人要為衣食奔忙，要盤算經濟，要養家糊口，而成人的情愛總是與性愛密不可分。寶玉等等都是少男少女，生活在一個被保護的世界。寶玉當然也有性愛，但是他的性愛是朦朧的，遊戲的，襲人似乎是他惟一有肉體親近的少女（對黛玉限於聞她的香氣、對寶釵限於羨慕“雪白的膀子”），就是他的同性戀愛，也充滿了贈送汗巾子這樣“森提門答兒”（感傷）的手勢。對大觀園裡的女孩子，更是幾乎完全不描寫她們的情慾要求（不是說她們沒有），最多不過是“每日家、情思睡昏昏”而已，不像《金瓶梅》，常常從女人的角度來寫女人的欲望。成人世界在寶玉與作者的眼中，都是可怕、可厭、可惱的，沒有什麼容忍與同情。作者寫賈璉和多姑娘做愛，用了“醜態畢露”四字，大概可以概括《紅樓夢》對於成人世界的態度了：沒有什麼層次感，只是一味的批判。

　　但《紅樓夢》裡“醜態畢露”的成人世界，正是《金瓶梅》的作者所着力刻畫的，而且遠遠不像“醜態畢露”那麼漫畫性的簡單。

　　歸根結底，《紅樓夢》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通俗小說”，而《金瓶梅》才是屬於文人的。早在《金瓶梅》剛剛問世的時候，寶愛與傳抄的《金瓶梅》讀者們不都是明末的著名文人嗎？袁宏道在1596年寫給董其昌的信里，稱《金瓶梅》“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無論“雲霞滿紙”四個字是何等腴麗，以鋪張揚厲、豪奢華美、愉目悅耳、終歸諷諫的漢賦，尤其枚乘極聲色之娛的《七發》，來比喻《金瓶梅》，實在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作家張愛玲曾發問：“何以《紅樓夢》比較通俗得多，只聽見有熟讀《紅樓夢》的，而不大有熟讀《金瓶梅》的？”（《論寫作》）當然我們不能排除一種可能，就是有人儘管熟讀《金瓶梅》，可是不好意思說，怕被目為荒淫鄙俗；此外，《金瓶梅》一直被目為淫書，所以印刷、發行都受到局限。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因素註定了《金瓶梅》不能成為家喻戶曉、有口皆碑的“通俗小說”：大眾讀者喜歡的，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一定是“色情與暴力”——我疑心這只是知識分子的“大眾神話”而已——而是小布爾喬亞式的傷感與浪漫，張愛玲所謂的“溫婉、感傷、小市民道德的愛情故事”。《紅樓夢》是賈府的肥皂劇，它既響應了一般人對富貴豪華生活的幻想，也以寶哥哥林妹妹的精神戀愛滿足了人們對羅曼斯的永恆的渴望。在我們現有的《紅樓夢》裡面，沒有任何極端的東西，甚至沒有真正的破敗。我有時簡直會懷疑，如果原作者真的完成了《紅樓夢》，為我們不加遮掩地展現賈府的灰暗與敗落，而不是像現在的續四十回那樣為現實加上一層“蘭桂齊芳”的糖衣（就連出家的寶玉也還是披着一襲豪奢的大紅猩猩氈斗篷），《紅樓夢》的讀者是否會厭惡地退縮，就像很多讀者不能忍受《金瓶梅》的後二十回那樣。

　　與就連不更世事的少男少女也能夠愛不釋手的《紅樓夢》相反，《金瓶梅》是完全意義上的“成人小說”：一個讀者必須有健壯的脾胃，健全的精神，成熟的頭腦，才能夠真正欣賞與理解《金瓶梅》，能夠直面其中因為極端寫實而格外驚心動魄的暴力——無論是語言的，是身體的，還是感情的。《紅樓夢》充滿優裕的詩意，寶玉的“現實”是真正現實人生裡面人們夢想的境界：試問有幾個讀者曾經享受過寶玉的大觀園生活？《紅樓夢》摹寫的是少年的戀愛與悲歡——別忘了寶玉們都只有十四五歲而已；而寶玉、黛玉這對男女主角，雖有性格的缺陷與弱點，總的來說還是優美的，充滿詩情畫意的。《金瓶梅》裡面的生與旦，卻往往充滿驚心動魄的明與暗，他們需要的，不是一般讀者所習慣給予的涇渭分明的價值判斷，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強有力的理解與慈悲。《金瓶梅》直接進入人性深不可測的部分，揭示人心的複雜而毫無傷感與濫情，雖然它描寫的物質生活並沒有代表性，但是這部書所呈現的感情真實卻常常因為太真切與深刻，而能夠今許多心軟的、善良的或者純一浪漫的讀者難以卒讀。

　　其實，眾看官盡可以不理會我聳人聽聞的廣告詞。因為《金瓶梅》和《紅樓夢》，各有各的好處。在某種意義上，這兩部奇書是相輔相成的。《紅樓夢》已經得到那麼多讚美了，所以，暫時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向一部因為坦白的性愛描寫而被指斥為淫書、導致了許多偏見與誤解的小說，也好。

秋水堂論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田曉菲/16開/200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