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學生領袖的漫漫人生路 他們在“文革”期間曾叱咤風雲，獨領風騷，是不可一世的學生“領袖”。他們的名字，對於從那個年代走過的人來說，也是耳熟能詳。當他們為過去的行為付出了慘痛代價後，如今，又身在何處？亂世狂女聶元梓

聶元梓因為一張大字報，成為“文革”風雲人物。她先是當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繼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見百萬紅衛兵和群眾時，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受到毛主席的接見。

聶元梓和軍師們策劃搶了三個“頭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聶元梓的授意下，他們寫報告給康生，誣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為叛徒。這些老同志相繼被捕入獄。其中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同志被折磨致死。第二是誣陷朱德委員長。聶元梓召集手下干將，炮製了《歷史的偽造者、反黨野心家——再評〈朱德將軍傳〉》等三篇反動文章，刊登在《新北大報》上，在國內外造成惡劣影響。第三是貼出全國第一張公開炮打鄧小平總書記的大字報，誣陷鄧小平同志是“全國第二號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其同時，聶還加緊了對鄧小平子女的迫害。鄧朴方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和申辯的權利，開除黨籍，刑訊逼供。鄧朴方採取了當時惟一可行的方式來表示他的憤慨和不平。他從樓上縱身一跳……

1969年11月，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不久的聶元梓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她往北京寫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聶元梓被隔離審查，限制行動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華印刷廠參加勞動，吃住在廠。1975年轉到北大儀器廠勞動。1978年4月19日，鋃鐺入獄。

聶元梓的個人生活很不幸，1959年，38歲時同第一個丈夫離異，主要是迫於政治上的壓力，1966年同第二個丈夫結合，又是淡而無味的婚姻。“文革”時，她違心地領着紅衛兵去抄丈夫的家。抄家後，丈夫前妻的兒子找到北大來論理，她還躲着不敢見，並暗地裡指使紅衛兵：“他們不是好人，轟出去。”從此，她和第二個丈夫脫離了關係。聶元梓在73歲那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地派“女傑”譚厚蘭

譚厚蘭曾是北京的大學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

大學的造反派曾分為“天派”、“地派”，譚厚蘭與王大賓結成“地派”。一天，康生把譚厚蘭找去，讓她去山東曲阜孔廟造反。譚厚蘭帶領井岡山的200餘人，在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們共毀壞文物6000餘件，燒毀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餘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場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

1968年7月28日凌晨，譚厚蘭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嚴厲批評了他們光搞武鬥，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師大，譚厚蘭被拋在一邊。1968年10月，她作為大學生，被分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勞動。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運動開始，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交代問題，從此失去了自由。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譚厚蘭。在監獄中，她痛心自悔，用自己的揭發交代，證實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於起訴的決定。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被保外就醫。9月，又允許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譚厚蘭靜靜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後路程。這年，她才45歲，沒有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