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當初解放上海的第三野戰軍是不是多山東籍將領的緣故，反正我們這個城市裡為數不多的山東人裡頭，行伍出身的大官蠻多的。從小到大，我每進一個新的學校，總是碰得到山東籍的同學，她們剛巧都有從前捨命打仗，後來神氣做官的爸爸，也都還有比她們大了很多的、仿佛是別的媽媽生的哥哥姐姐。

讀中學的時候，我的同學裡，就有這樣的一個官小姐。她的父親官拜幾品我倒不曉得，只知道她住在我們隔壁弄堂那棟派頭很大的公寓裡。那棟俄羅斯風格的公寓裡，住的全是些有頭有臉的人，文藝界的某某，文化界的誰誰，當然還有做得不小的官。以前每次被家裡打發到路口的煙紙店去拷醬油，路過那棟公寓的花園的時候，我總是會隔着雕花的鐵欄杆羨慕地張望那片鬱鬱蔥蔥的草地後面那些螺旋形的華麗的柱子，精雕細刻的木質厚重的大門。卻想不到，新同學裡那個甩開膀子大踏步走路的、講普通話的女生，原來是住在這裡頭的官小姐。

第一次被邀去她家做客的時候，我小心翼翼地踩着淺淺的台階一步一步老老實實地拾級而上，而官小姐早就三五個台階一步地竄到上面去等我了。路過鄰居的家門口的時候，她輕描淡寫地說，“三樓唱京劇的誰看不起一樓唱越劇的誰。”“為啥啦，大家不都是很出名的演員嗎？”我很土地問。“嗨，唱京劇的自以為是國劇麼，其實還不過都是些戲子。”官小姐有些不屑。這樣的八卦評論讓沒有見過世面的我大為興奮，原來電視上那些神氣地晃來晃去的臉是彼此看不起的，而且還不過“都是些戲子”。

爬完長長的象牙色的台階，我們終於來到她家的門口，高大的拱形的深褐色的實木門，弧線優美的黃銅的門把手，因為年歲悠久的緣故，都帶著一種厚重的暗色調。我站在這個氣宇軒昂的家門口，興奮地猜想著這屋子裡的布置不知道是怎樣地精美華麗呢。

然而在打開門的當兒，撲鼻而來的竟是一股濃烈的大蒜氣味，我看見的是一個大而無當的，幾乎是空的屋子。寬大的客廳，有著極高的屋頂，那原先是為了讓人裝吊燈，才去弄得那麼高的，現在屋頂上馬馬虎虎地按了一個電燈泡，看上去象是一個體態魁梧的洋老太太，穿了一件只到肚臍眼的短汗衫，感覺非常滑稽；深褐色的畫鏡線下，依舊貼著從前的白俄留下來的米黃色的牆布，然而那米黃已經很顯齷齪了；客廳的牆邊上，隨便放著幾把辦公室里常見的木頭椅子，還有一些長條板凳，是公共食堂里用的那種；透過落地的鋼窗，看得見花園裡婆娑的樹影，可是落地窗前卻是一張辦公桌攔住了去路；辦公桌的背面，有油漆噴出來的一串數字，這個我是懂的，代表這是公家物品的意思。

辦公桌邊上坐著一個光著膀子穿軍褲的男人，我猜那就是官爸爸了。我想跟他打招呼，可是官爸爸不苟言笑的臉色看上去有些陰沉，而且他臉上的陰沉也沒有因為看見我們而舒展開來。我站在那裡，非常尷尬。官小姐卻毫不在乎地一把拉了我就往她的房間走。“別理他，”她說，“為了我姐的事他讓我媽生氣了，這兩天我和我媽都不理他。”

一個家裡的小孩，如果是不同的媽媽生的，彼此之間的複雜關係不是我這種簡單的家庭里長大的小孩可以想象的。然而那種複雜，也不是我家這種平頭百姓可以隨便擁有的，那是以官爸爸的大權作為背景的。這種複雜倒是讓我心裡另生出一層複雜的情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