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優秀，教授很傻逼，如果北大學生不出國，那麼被這些教授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傻逼。幸好皮膚姐出國了，否則在國內就是一個老實巴交度日如年無所事事的普通科研人員而不是美國教授。
回
到上一段提出的問題，正因為整個片子的生產過程與展示形式是封閉的、單向度的、居高臨下的、獨白而非對話的，我們確實需要在激動之餘扒開幕布的一角，去探
查一下後台的狀況。是誰、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與哪些人合作、獲得了哪些資料、哪些機構的支持，怎樣完成的製作、怎樣確定的發行時機與方式、怎樣制定的傳播
策略……只有知道這些，我們才能合理分析出為什麼片子的視角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一些人是正面形象而另一些人是反面形象；我們只有了解創作者的階層、經歷、
趣味、視角，才能理解片子所呈現出來的美學趣味和價值引導。
-----不理解這個傻逼吳教授的話，是不是一個記者做了採訪後，還要在播出時告訴聽眾觀眾“是誰、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與哪些人合作、獲得了哪些資料、哪些機構的支持，怎樣完成的製作、怎樣確定的發行時機與方式、怎樣制定的傳播
策略……”？這個傻逼腦袋秀逗了？進屎了？
如果柴靜的紀錄片能夠更加開放
一些，她是有這個條件的，讓她片子裡出現的人物和機構不僅僅作為記者本人英雄行為的見證者和反襯者，而是作為言說的主體多表述些複雜、不方便的事實：環保
專家的持續努力與困擾、汽車、石油、鋼鐵行業轉型面臨的具體條件和阻礙，北京的中產階級和河北的鋼鐵工人對霧霾的個人體驗，觀眾會得到更豐富的有關霧霾問
題的知識、辯論、語境和思考框架。但是，拋棄了這些不方便，公眾得到的，便只剩下一些關於霧霾的震顫性信息，和對於紀錄片製作者鶴立雞群、眾人皆醉我獨醒
的仰慕。公共傳播的產品成了個人形象產品的墊腳石。
-----一個關於霧霾危害性的報道，是否必須要涉及到政治經濟結構的討論？這個，難道不是經濟學家政治家們應該做的嗎？
這個傻逼如果不是愚蠢就是在抬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