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故事：一本舊書和三伯伯

講父親的故事，要從一本舊書和三伯伯說起。

1951年冬，在杭州讀醫學院的父親，回浙江老家度寒假。房宅土地所有的財產都被沒收充公，祖母和兒子媳婦孫子孫女們擠在從前傭人們住的窄小偏院裡。家徒四壁，唯有祖母私下裡偷偷積攢的一點金銀首飾倖免於難。

父親臨返學校前，祖母悄悄塞給他一本硬殼封面舊書，叫他捎給住在上海的小姑姑。小姑姑剛結婚不久，生活相當窘迫，且精神上出了點問題。被掏空了的書裡面藏着一塊小金磚……回杭州轉道上海，父親將書交給了小姑姑。這件事神不知鬼不覺地就過去了。

父親在家裡排行老末，他有三個哥哥，兩個姐姐。一天，三哥慌慌張張地到學校來了，他比父親大十幾歲。三伯伯的突然出現，打破了父親平靜的校園生活。

三伯伯是個不曾上過戰場的軍人。黃埔軍校畢業後，在國民黨部隊的一個後勤部門負責運輸工作，是上尉官銜。國民黨撤退台灣，上司為他買妥了去台灣的船票。離開大陸的前夜，他猶豫了，他捨不得妻子和一雙未成年的兒女。三伯伯思忖，我手上沒有“血債”，應該沒有大麻煩。然而，解放後的“肅反運動”完全不是他預期的狀況，當看到一些與其境況相似的人，陸陸續續地都被抓被關甚至槍斃了，他再也坐不住了，他開始了東躲西藏的生活。

父親讓三伯伯躲在宿舍里，白天的一日三餐由父親買回來，晚上哥倆共睡一張床鋪。兩個人聊了很多，那段日子，他們所說的話，大概比在一個屋檐下生活十幾年講的話都要多。三伯伯在父親的宿舍藏匿了兩個多月，一直到同宿舍的一位室友向學校告發了此事。

三伯伯逃走了。父親開始寫檢查。

寫檢查的過程中，父親把那本舊書的事也老老實實地交代了，共產黨要求你必須無限忠誠。同時，也引出了與他三哥有關的另一件事。父親曾添寫過三伯伯拿來的一張國民黨外圍組織“三青團”的表格，只是填表而已，從未參加過三青團的任何會議和活動。上述三個問題從此便成了壓在父親身上的三座大山，他背了幾十年。

同學們都大學畢業分配離校了，唯獨父親被扣留校察看。不知道能否拿到畢業證書，也不清楚這種苦悶無望的日子要忍受多久，父親承受着極大的精神折磨……這時候，一個女孩兒向他伸出了愛之手，她和父親確定了戀愛關係。

一年後，父親被“發配”到冰天雪地的北方工作。兩年後，那個女孩兒也從醫學院畢業，放棄了讓人眼紅的留校任教職位，追隨父親北上，和他結婚了。

父親是視工作為生命的人，他的生活由三部分組成：上班、做家務、看醫學書籍或寫醫學論文。想必父親做家務時是在琢磨工作的，因為他做的菜總是清寡無味，難以入口。母親也處於事業發展的重要階段，兩個人都爭取最大限度地利用時間，儘快提高業務水平。我出生兩個月，便被送進幼兒園全托，每周回家一天。不久，父親便在自己善長的領域展露頭角。但是，社會的現實展示給父親卻是太多的困惑和不安。

他感到無奈：一個沒人願意做的棘手的科研項目，當他獨自研究出了成果，寫出的論文在全國最具權威的刊物上發表，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時，一直袖手旁觀的副主任明確表示，要求在論文上簽署其名字。

他搞不明白：醫術低劣，在學術研討會上錯誤迭出，私下裡拉幫結夥，大搞派系爭鬥的人，為何春風得意如魚得水？

他更不敢相信，科室主任指着他的鼻子喊的話，像你這樣有歷史問題的人，還是到美國去吧。只有在美國，你才能被重用！

文革風暴來了，像父親這樣有歷史問題的人，自然首當其衝，我們全家被下放到北大荒一個偏遠的小山村。小山莊不僅生活條件相當艱苦，且肆虐一種地方病，那是一種非常奇特的心臟病，死亡率極高，患者絕大多數是年輕女性。女人得了這種病就無法生小孩了，離我們公社100多里的地方，有一個小村落變成了“光棍村”，因那裡是超高發病區，年輕的女子都被嚇跑了。發病的根源是水質問題。

醫術精湛，對患者一視同仁，吃苦耐勞，有求必應，父親深受鄉親們愛戴。偏遠村落的鄉民常套着馬車爬犁來接他去家裡看病，忙乎到深更半夜，他就在老鄉家隨便湊合躺下。再簡陋的地方，他頭一貼枕上就睡着。從外面過夜歸來，父親的身上總是攜帶着虱子，母親不得不徹底清洗。母親一邊煮燙他的衣褲，一邊調侃，你願意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我們可不願意和虱子打成一片。

淳樸的鄉民，純淨的心。他們由衷的愛戴和感激，使父親體嘗到被認可被尊重的快樂和滿足，他迎來了生命中真正的春天。

衛生院的黨支部書記找到父親：根據你的表現，準備吸收你入黨。寫份申請書，我們馬上批准。連共青團都沒資格入的父親，做夢也不敢想有朝一日能聽到黨的召喚。他徵詢母親的看法，母親笑了，咱們這樣的出身，就是鑽進混進黨內，以後也會被揪出來踢出去的，還是安分點吧。父親聽從了母親的勸告，繼續留在黨外，做他的“黨外布爾什維克”。

“黨外布爾什維克”是母親封給父親的頭銜。下面的兩個小故事，足以表明我的父親絕對無愧於這個稱號。

住過國內樓房的人都知道，公用的走廊樓梯是無人負責打掃的。為了保持樓道的清潔衛生，父親總是悄悄地去清掃。鄰居對母親嘀咕：你們家那口子真行，這門洞裡住着多少黨員幹部，你見過誰打掃過樓梯？母親把這話學給父親聽，他不吭聲，回頭照舊清掃不誤。

還有一件事發生在父母搬回蘇州之後。在蘇州工作十幾年後，父親退休了。他參加了一個老年俱樂部，母親因為還在上班，沒有加入。俱樂部座落在景色怡人的小河邊，那天，母親恰巧路過，心血來潮突然想進去瞧瞧熱鬧。俱樂部的負責人不認識母親，把她攔在門外，左右盤查。母親瞥見父親坐在裡面，父親也瞧見了她，可父親就是坐在那兒不動窩，不肯走過來說情。母親沒辦法只好訕訕地走開了。

父親的邏輯是，你不是俱樂部成員，你沒付錢，就不應該享受會員待遇。

憶起父親，想起未曾謀面的爺爺和外公，我問母親，外公和爺爺都是有錢人，如果沒有共產黨，你們的人生會是完全不同的。母親淡淡地說，人生沒有如果。你爸爸是個隨遇而安的人，我和他在一起生活了幾十年，他從沒說過共產黨一句壞話，從未抱怨過一個字。

我沒有機會問父親，恨不恨共產黨，但我知道他的回答肯定是，不恨。

（註：三伯伯從父親學校逃走後，“肅反運動”過激化的風頭漸漸平息。待風頭過後，三伯伯主動向政府自首坦白。在監獄蹲了幾年，刑滿釋放，先去上海兒子家落戶，後在北京女兒處定居，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