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鄉客：心 結

送交者: 雲鄉客 2015年08月06日20:43:41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晚飯後，方正一如平日，在劉嫂的陪伴下在小區走了約三十分鐘。傍晚時分，白天的熱氣還沒散盡，雖然走得不快，還是出了些微汗。回到家裡，劉嫂把藤製的躺椅搬到陽台的門邊，等他坐下之後，擰了一把毛巾讓他擦汗。接下來，劉嫂搬了一張小几放到躺椅的右邊，給他泡了一杯茉莉花茶放在小茶几上，然後問他：“方老，今天想聽點什麼？還聽十二爺的錄音嗎？”方正點點頭，劉嫂就去放錄音。 “十二爺”是方正的弟弟，是他們家男丁中最小的一個。他們家算得上是“書香門第”，遠祖幾百年前就曾經當過學官，歷代祖先有九十多人考取了功名或者出仕，其中以曾祖官位最高，光緒年間官居巡撫。父親清末也曾為官，後來感到不太適應官場生態，於是改行從商，生意做得很大。父親娶了三房夫人，生下了十幾個兒女，方正在兄弟中排行第九。父親去世之後，長兄成了一家之主掌管家事。方正的兄弟有讀書的，也有經商的，唯有十二弟從小喜歡曲藝，經常與京城裡戲曲界的藝人廝混。掌管家事的大哥認為他的所為“有辱家聲”，勸諭再三，十二弟始終不改初衷，結果在 18 歲那年被大哥逐出家門，大哥還特別登報宣布與十二弟斷絕關係。十二弟改了名字，從此再沒有和兄弟姐妹們聯繫。直到八十年代中由曲藝界中人撮合，十二弟才得以與兄弟姐妹們團聚，彼此斷絕音問四十年，再相逢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覺。十二弟為哥哥姐姐們專門製作了一張自己的演出專輯，方正時不時叫劉嫂把這張專輯放上一放。劉嫂撳下了“播放”鍵，喇叭里先是傳出來一串三弦和四胡的前奏，聽旋律這一段是“京韻大鼓”。緊接着節板和鼓點之後，十二弟清亮的聲音響起，首句是“冷雨淒風不可聽”，這是“探晴雯”。方正曾經觀賞過十二弟的演出，當唱到“只因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惹出來寶玉探晴雯，痴心的相公他們二人的雙感情。”這一句，台下總會爆出一陣喝彩，接下來一段一段也都是彩聲連連。方正微閉雙眼，隨着有如流水的樂聲和曲詞漸漸進入了夢鄉。 “醒醒！不許睡覺！”一聲粗暴的斷喝在耳邊響起，方正努力睜開沉重的眼皮，昏黃的燈光下，自己面前的一張條桌後面坐着兩男一女三個人。其中的一男一女他認識，男的是師哲，女的是李克農的女兒李寧，另外一個男子他沒見過，看樣子是當地人。那個他不認識的男子劈頭一句：“你叫方正吧!你有嚴重的政治問題，你對人民犯了罪，必須老實交待。我們黨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他急忙分辯說：“我沒有，你們搞錯了！”話剛出口，他發現自己雙手按在躺椅的扶手上，身子已經坐直了，錄音機里，十二弟的“探晴雯”正唱到“管教你，明朝重進怡紅院，要不能時，我是情願一死對芳卿。”方正想，這寶二爺確實天真得可以，想那人世間的冤屈哪能樁樁件件都辯得清呢！ 把“探晴雯”聽完，他關上了收錄音機，走進書房。書桌上放着一本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奧爾洛夫寫的 《斯大林肅反秘史》。這本書的中文譯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在 1988 年公開出版，當年買下來之後，他反反覆覆看了好幾遍，剛才小寐中所作的噩夢相信和最近幾天重看這本書不無關係。他在書桌旁邊坐下來，靜靜地思考了一會兒，打開電腦的文書處理程式，敲下了“這段回憶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現在和將來。”這樣一行文字，他要把一段六十年前的往事記錄下來。那段往事給他留下了錐心的記憶，不僅僅是因為個人受了委屈，更多的是令他終身背負着那難以消減的自責。 記得那一天的上午，金處長對他說晉西北區黨委給中央組織部打來電報，要調他回晉西北工作。由於當天下午正好有一批人要回晉西北，處長叫他下午先到組織部招待所和他們會後一道走。他回到住處收拾行李，與妻子告別。當時妻子還病着，需要拄着雙拐才能行走。妻子對他說有組織上的照顧，一切都不用擔心。下午，一個警衛員牽着一匹馬來接他。他們的住處在延安南門外，去中組部招待所先要經過保安處。到保安處門口的時候，警衛員對他說馬還沒有喂，要到保安處里餵點兒料，讓他先到辦公室里休息一會兒，時間來得及。他就走進了辦公室。一進屋，一個坐着的人一臉凶煞，指着他說：“你叫方正吧!你有嚴重的政治問題，你對人民犯了罪，必須老實交待。我們黨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聽了那人的話，他的第一反應是笑了，他說：“你們弄錯了，我是到組織部與同志們會合，要返回晉西北工作的。我只是路過這裡，休息一會兒就走。我這裡有中組部轉來的晉西北區黨委發來的電報。” 那人堅持說：“沒錯，說的就是你。” 方正一再解釋，並要求那人打電話找組織部核實，那人走了出去打電話，方正才鬆了一口氣。一會兒，那人回來了，對着方正高聲說：“問過組織部了，根本沒有你說的那回事，有嚴重問題的人就是你。” 這次沒容他再作任何辯解，不由分說地就戴上了手銬，押往保安處後面山崖旁的看守所。那人還對方正說“到牢屋裡對同屋的犯人不許說你的名字，你叫×××號，不許說你的案情，不許說自己的任何事情，這是必須嚴格遵守的規定。” 所謂“牢屋”其實就是一間窯洞，從外面進到暗黑的窯洞中，雙眼有一陣不適應，調整過後才看清出裡面有好幾個人，其中一個 50 多歲的老者，鬍子拉茬，臉色煞白，衣衫襤褸，一動不動坐在乾草鋪就的地鋪上，看樣子，已經關了很長時間了。其他幾個人散坐在地上，沒有人說話。想到自己轉瞬間就成了人民的敵人，成了共產黨的囚徒，所有的孤獨、無助、委屈一下子湧上了心頭，好像掉進了一個無底深淵。 被保安處用作拘押犯人的窯洞有若干排，每排十幾間，每間關押人數不等，大約有二三百人。各間窯洞都沒有窗戶，只在門上開了一個小小的方洞，給洞內的人透氣和採光，但是腦袋絕對伸不出去。那個小方洞平時開着，方便外面的人巡視、送飯、送水，放風的時候關上。窯洞的牆角處有一隻大尿桶，供排尿之用，如果有人拉稀瀉肚，也只能用這隻桶。每天上、下午各送一頓飯，各放風一次。所謂放風，就是解手，並不能隨意走動。各個窯洞單獨放風，這時其它窯洞門上的方洞就會被關閉，所以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周圍關押的是什麼人。白天提審的時候，被審者頭上要蒙上一件大棉襖，誰也別想看到他的真面目。隔壁窯洞放風的時候，總是聽到鐵鏈條在地上拖動的嘩啦嘩啦響聲，估計有人腳上戴着鐐。方正想，這人一定犯有重罪，不然不會在窯洞裡還戴着腳鐐。很久之後來才知道這位犯人是一位小有名氣的作家，被關進保安處之後，曾經跳崖自殺未遂，所以被戴上腳鐐。這位犯人全國解放後曾任中共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 方正被關進作為囚室的窯洞裡，過了兩個月都沒有被提審，方正堅信是組織上搞錯了，因為被抓之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組織對自己產生了懷疑。而且進來的第三天，也就是 4 月 5日，延安下了一場大雪，方正在心裡把它稱為“六月雪”，心想那是老天爺在證明自己的無辜。作為一個“無神論者”，竟然把這樣的自然現象當作某種啟示，雖然有些荒謬，但是在當時的情勢下，確實足以在彷徨中注入一絲希望。 6 月的某一天，看守從門洞扔進一份材料讓犯人們看，那是任弼時在一個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其中特別令人怵目驚心的是這樣幾句話：“最近，延安地區逮捕了一批證據確鑿的、罪大惡極的、死不改悔的四種人———叛徒、特務、漢奸、托派……” 看到這幾句話，方正大吃一驚，自己怎麼會是這四種人中之一呢？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他開始非常認真地回憶自己 27 年來走過的人生路，尤其是 1939 年入黨以後所參與過的行動，究竟是不是在某個時期，某次事件中有過足以令組織產生懷疑的地方呢？反覆思考過後，方正自認對黨、對革命、對抗戰救亡大業一片赤誠，每一時期都可以找到證明人，絕對不會是“四種人”！ 他首先想到一件事，1935年，自己在天津南開中學高中三年級讀書時，受幾個哥哥和同學的影響，開始接觸進步書籍，同時對參加讀書會十分積極。9、10月間的一天，某次讀書會之後返回學校，自己坐在電車上專心致志地看一本華崗所著的《1925-1927中國大革命史》。由於讀得非常投入，同時政治上又很幼稚，竟連身邊坐了一個身穿憲兵制服的人都沒察覺。下車之後，那憲兵便緊跟上來強行把他帶到了憲兵隊，再轉送到憲兵司令部。在憲兵司令部里，由一個40多歲的憲兵軍官對他進行審訊。那人一再問關於 cp、cy 的問題、書的來源、與哪些人來往？ 後來又盤問方正的家庭，當得知他的父親曾做過清末直隸巡警道的道台之後，他竟然同意方正取保釋放。原來，方正的父親曾在保定辦過一所警官學校，自任校長，這個人正是這所學校的畢業生。回到學校後，方正立即向學生會主席、南開中學進步學生領袖吳祖貽匯報了白天剛發生的事。1939 年入黨的時候，由於自己當時在某個軍閥的軍隊裡從事地下工作，入黨的時候並沒有填表和寫材料，所以當時沒有交代過。整風開始之後，要審查個人歷史，於是他如實地寫出書面材料，向黨組織交代了這件事。材料交上去後，黨組織沒有任何人問起過這件事。 經過不斷的苦思苦想，他又想到了一件可能引起誤會的事， 那是1943年1月，方正收到七哥的一封信。信磨損得很厲害，當時他想，適逢戰亂，信件傳遞經過了兩三個月，有磨損很正常，並沒有在意。這是七哥對方正上一封信的回信，信中提到：弟妹如此身體，在延安是不行的，是否出來，到大後方條件好些的醫院治療？七哥信中介紹了他在清華大學時期的同學，讓方正到西安找他，說他可以介紹有關的人為地沒安排治療。 除了七哥的那封信以及在天津被憲兵隊抓過，在憲兵司令部呆了一天的經歷之外，他再也想不到自己的革命人生有任何疑點。 在窯洞裡呆的時間長了，彼此間漸漸熟悉，犯人之間嚴格遵守“不許說自己名字，不許說案情，不許說自己的任何事情”的規定，但是閒談還是有的。同囚室的犯人有“整風審幹”之後的“新號”，也有早就被拘押的“老號”。那個衣衫襤褸的老者有一次對他說：“抓到保安處就不要想出去了，我是1938年進來的，自從我被關到保安處之後，還沒見有一個犯人放出去。” 從交談中了解到他曾為第三國際做情報員，在東北工作過。他叮囑方正：“你把棉褲屁股後面的棉花墊厚實些，審訊時有時會讓你坐在地上，不招供，會讓你坐上十天甚至更長一些時間。旁邊有警衛看着，你困極了，剛一閉眼打瞌睡，警衛立即用力推你，對你展開車輪戰，有時還會動刑。” 把往事梳理到這一段，方正覺得有點累，也有點渴。他走出客廳，從藤椅旁的小茶几上拿起那杯已經涼了的茶喝了一口。左手提着杯耳，右手輕輕地撫着杯身望向陽台之外。天上一勾新月，恰好似他頭次被提審的那一個晚上，那是他被當成犯人關押到囚室的兩個月後。 方正一共被審訊過兩三次，他很幸運，審訊者既沒有讓他坐在地上，也沒有人動手打他。由於幾次審訊都是在夜間進行，因此頭上不用蓋上大棉襖，但出窯洞的時候要被扣上手銬，由看守押到審訊室。審訊的內容主要是交待自己的歷史，他儘量仔細回憶，毫無遺漏地如實講了。只有一件事比較奇怪，有一次審訊者問他：“你是否看過一本重慶出版的名叫《中蘇友好》的雜誌？ ” 方正回答：“看過。” 審訊者又問：“你在這本雜誌上發表過文章嗎?” 回答：“沒有。” 這件事後來再沒有人提起過。 1943年7月15日，中央領導整風運動的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他指出，目前邊區形勢非常緊張，國民黨胡宗南部隊在邊區周圍布下重兵，極有可能向邊區發動進攻，大戰一觸即發。處在這種軍事非常時期，而我們內部特務如麻，如果不把這些特務清查出來，我們將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他接着說，兩個月來，延安已查出450名特務。我們現在是在搶救政治上的“失足者”。你們這些“失足者”不能再猶豫等待了，要趕快坦白交待，“失掉這個最寶貴的時機，將永遠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共產黨的寬大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你們堅持反動立場，拒不交待自己的罪行，你們將面臨着最為嚴重的後果。 一浪緊似一浪的“搶救”活動開展後，到了八、九月份，保安處關押犯人的窯洞門就有了變化 ，白天不關門了，到了晚上才上鎖。被關在窯洞裡的犯人只要一坦白，就放出窯洞到比較寬鬆的環境裡，飯菜也好些，不過仍然處在保安處的管轄範圍。這期間，不斷有從外面來的，已經交待的“失足者典型”作規勸報告，其中就有在延安“搶救”運動中最著名的“坦白從寬者”張克勤。保安處內交待了問題得到寬大處理的人也組成“規勸組”，到窯洞裡來“規勸”那些沒有坦白交待的“失足者”。這種氣氛使方正真的有些相信延安有很多滲透進來的特務、奸細、漢奸，因為不少人在大會、小會上確實交待了自己犯罪的事實，說得有鼻子有眼，讓你不得不相信。 但是結合到自己的情況，他想不到自己有什麼可以坦白或交待的情事，所以時間一天天地過去，看着交待問題的人越來越多，被關押的人越來越少，自己的問題卻被卡住了，沒辦法解決，客觀上產生了一種“抗拒”的表象 。規勸組的人開始還以自己是如何“失足”的，如何“交待”的，黨的政策對此如何來啟發、誘導別人，後來，也漸漸談些別的內容了。有一天，規勸組有人悄悄對方正說：“我就不是特務、漢奸。不管你是不是，只要你交待了，就行了。你寫什麼都可以，四頂帽子隨便給自己戴上一頂就行。但是，要把你如何當上特務的、上級領導是誰、帶了什麼任務、如何混入邊區、又發展了誰等等講清楚……這也好寫，可以隨意編造事實，只要交待了自己是‘敵人’，馬上就會得到寬大。” 那番“規勸”的話給方正帶來激烈的衝擊。反覆思量之後，他覺得“坦白交待”是脫離當時困境的唯一出路，於是在 1944 年初，他作出以下的陳述：1935年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時，因看進步書籍被捕，在憲兵司令部受刑不過，當了特務。我的七哥在“一二·九”運動中遊行時被捕，後來也當了特務。我到延安來是受七哥的派遣，他是我的特務上級，我將在延安獲取的情報秘送給他…… 交待以後，果真寬大了，立即從窯洞裡被放出來，享受了比較寬鬆的待遇。當時自己想，反正七哥也不是黨員，又在大後方，所說的事情難以查證，對七哥也不會造成直接的傷害。雖然被“寬大”了，待遇也比較“自由”了，但是方正當時的內心卻極為痛苦。過去自己沒有說過假話，更沒有在政治性質的問題上造過謠。現在為了這點“自由”、“寬大”，竟然栽贓自己是“特務”，誣陷自己的親兄弟是“特務上級”，這還算是人嗎!?還有沒有一點做人的道德和尊嚴? 幾十年後，在《斯大林肅反秘史》裡讀到莫洛托夫勸說季諾維也夫時的一番話，他不禁淚如雨下。那段話是這樣的： 您向黨撒過多少次謊？您的謊言給黨造成了多少次傷害？現在，為了黨的利益，建議您誹謗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運動和德國人準備進攻我們的時候，您的謊言無疑能夠幫助黨。這一點不容拒絕。要討論什麼呢？如果黨的利益要求這樣做，我們不僅應該獻出我們微不足道的名譽，還應該獻出生命。 《斯大林肅反秘史》裡詳細描述了在那個非常時期，被視為反對派的那些老布爾什維克們所要面對的普遍困境。在審訊時，一份刊載政府法令的報紙擺在所有被關押的反對派分子面前，法令責成法庭對兒童動用刑法典上的全部條款，可以對兒童進行任何懲罰，包括判處其死刑。為了保護自己的兒孫，這些老布爾什維克無可奈何地進行自誣以滿足審訊者的要求。 他記得，由於自己違背良心撒了謊，他被“寬大處理”了，離開了屬於關押犯人的窯洞。由於要繼續接受審查甄別，仍然住在保安處，但行動相對自由，每星期放假一天，可以外出，但晚上一定要返回保安處。直到 1946 年 2 月，終於等到了組織對他的政治問題的甄別結論：1.整風時交代的1935年被捕一事相信本人交待;2. XXX 說方正是特務，經查，不可信;3.方正的七哥給當事人寫信引發的事情，經查，不可信。 到了這個時候，他才知道自己被關押的主要依據就來自 XXX 的檢舉揭發，至於 XXX 這樣做的原因，他一直都沒有機會了解。多年以後，方正對七哥說了那件事。七哥寬厚地原諒了他，他卻一直為了自己一時的軟弱，做出了那件違心的事而追悔。 “搶救”運動無疑是在極左的錯誤路線指導下發動的一場革命隊伍內部的大混戰。雖然甄別工作開始後到1945年的“七大”，毛澤東在一系列公開場合為此多次脫帽賠禮致歉，說是當時本意只是想給大家“洗個澡”，不料“灰錳氧放多了，實在對不起”。但是，對於這場運動產生的思想根源是什麼，錯在哪裡，危害影響幾何，有哪些教訓可以吸取……在當時和以後都沒有做過符合客觀實際的深入研究和反省。因此，運動雖止，影響仍在，建國後不同時期的政治運動連綿不斷，大量的“冤假錯案”為不少家庭人為地製造出許多悲劇，挫傷了幹部、群眾的熱情，也影響了國家建設的進程。 看着逐漸西移的月牙兒，他不由想到，也許不少人和自己一樣，把這些早就該做的反省一直深埋心底，直到垂垂老去的今日才敢抒發出來。說到底，還是因為有着許多顧忌和私心吧。 雲鄉客註：這個故事根據某“老革命”的回憶文章改寫而成，文中部分章節直接沿用原文，只是在稱謂上作了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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