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入正題之前先賣個關子，介紹一下領帶的來歷。據說蒙古人西征時用繩子套住俘虜脖子串起來，西方人為了記住這個恥辱，於是總在脖子上系一條帶子，日久演化成領帶。這個傳說是否成立有待考查，但西方社會痛定思痛，認真尋找超越東方的途徑則是可能的。按道理說，相信唯一真神的宗教應該導致極權專制，而多神論的宗教則更容易促進社會民主，但事實恰恰相反。為什麼呢？ 藉此機會談一下個人淺見。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始於唐朝，這時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已經經過秦漢幾百年成形了。所以佛教中的天堂，玉皇大帝和諸臣的排列實際上是按照封建王朝皇帝與臣子的關係而來的，這樣其實封建體制被神化後更加鞏固了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而中國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子在天庭沒有地位，老子也不過只排到煉長生不老藥的太上老君之位。其它諸神則完全延習了封建王朝的君臣關係。於是，佛教與中國封建社會互為依託，植根於中國文化當中，延續了封建社會的壽命。而儒家思想始終都是一種鬆散不成體系的文化傳統，對統治者有利時褒之相反則貶低其意義。周朝時的諸侯分封制度類似於今天美國的聯邦制，體制鬆散中央政府權力有限，各地有充份自治權利。周朝之所以能夠延續八百年，與其體制有很大關係。後來的封建王朝均不能延續如此之長，足以說明封建專制的弊病。其實，唐朝末年已經證明了封建專制的過時，宋朝繼承了唐朝的社會文化經濟積蓄後雖然呈現一時鼎盛，但衰退後就已經完全宣告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破產。其所以還能夠傳延到明清兩朝，不僅僅因為這種制度被統治者視為易於鞏固政權的君臣之道，更有其佛教思想的保護傘。中國自推翻滿清封建，以後的封建積習有多深，看看台灣的政黨惡鬥和大陸的一黨專制就明白了。

相比之下，西方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歷史要遠遠早於東方，中世紀文藝復興以前社會矛盾已經十分尖銳，人們也認識到假宗教之名行專制之實制度的弊端，所以隨著文化的變革，也出現馬丁. 路德對宗教的改良，聖經成為平民可以閱讀的書籍，而不是只由教廷幾個人才能解釋，直接促進了民主思想萌芽。這之前西方社會政教合一的體制的確是極端專制殘暴的，矛盾尖銳激化後才誘發出變革。從文化上來看，沒有儒家思想的固步自封和單純為統治階層服務的“學而優則仕”，富於探索冒險精神的西方人文思想直接促進了科學發展和美洲大陸的開發。這是東方文化思維走向絕對極端化後所不能衝破的。

美洲大陸的開發更促進了西方政治體制變革和宗教革新。首先，“五月花”號上載來的清教徒正是忍受不了從前的宗教迫害出走的，這樣他們就不可能延續歐洲的宗教思維。美國獨立後議院式的聯邦體制更直接證明了民主體制的生機，政教分離完全解放人們思想，為科學研究，經濟體制和工業化的建立發展提供了充分保障，這些沒有歷史包袱的飛速躍進當然會首先促進其母國歐洲人文體制的改變，而這時中國作為有一定國力可以拒絕其初期宗教經濟侵蝕的大國，自然會失去類似於日本的不得不改變的陣痛和機會。結果兩百年下來，再痛定思痛企圖革命求生時，不僅落差巨大，國內貧富懸殊導致的暴力革命更拋棄了傳統文化中很多好的傳統；相反，那些易於當權者統治的封建陋習反被延續下來。長遠來看，中國共產黨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體制本身就不可能根治腐敗，但是怎樣促其和平改變才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中國總不能一代又一代地打打殺殺，大家在和平共存前提下才能達成共識互信，從而推動民族文化經濟的發展。無論如何，中國當前人人一心認錢，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其特權劫貧濟富，弱肉強食，道德淪喪的社會現象應該值得所有關心民族命運的人們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