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民俗略知一二的人大概沒有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驅鬼降魔的妖邪剋星鍾馗的。據歷史學家考證，“鍾馗”是由周朝的驅邪法器“終葵”衍生而來，鍾馗作為一個專門捉鬼逐疫，為民除害的神祗形象是在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到明朝的《天中記》等的一系列著述中逐漸大致定型的---才子鍾馗因相貌奇醜而在殿試中被唐德宗嫌棄，丟掉了到手的狀元頭銜 ，含憤自殺。因其為人正直，死後被玉皇大帝任命為正氣凜然的專司降妖伏怪、造福百姓的驅魔大臣。鍾馗的這種以正勝邪、除害安民的形象深受中國歷代民眾擁戴，台灣地區至今仍然保留着跳鍾馗的風俗。

鍾馗所以能夠得到中國歷代民眾擁戴，顯然不是因為此君奇醜無比的相貌，而是崇尚他的捉鬼逐疫，為民除害的本領。於是乎儘管鍾馗的相貌猙獰可怖，中國歷代民眾為了驅鬼避邪還是把有着一付令人不敢恭維的尊容的鐘馗畫象請到家中供奉起來，原因無他，蓋借鍾馗打鬼的神勇確保闔家平安也。

說起來國家的事情其實和老百姓居家過日子差不多，一個國家要想日子過得安生，也是盼着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當國家的事情出了大問題---統治集團的治國方略背離了人民大眾的利益，從而導致言路閉塞、吏治腐敗，貧富懸殊，分配不公，社會治安惡化，自然環境破壞，社會道德墮落，以至於到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地步，深受其害的人民大眾當然就會要求改變現狀---或改良、或改革、或造反、或革命。不管是改良、改革，還是造反、革命，人民大眾總希望有個能夠照亮黑暗的社會的指路明燈，更盼望有個能夠帶領大家降妖伏怪、為民除害的妖邪剋星。這種質樸的願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無庸諱言，目前中國大陸實行的經濟體制改革單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大幅倒退）的瘸腳鴨式的“改革”政策導致了經濟高速增長的表象下，吏治極度腐敗，貧富極其懸殊，社會治安極端惡化，自然環境破壞極為嚴重，社會道德極端墮落的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的激化程度已經達到了極點，整個社會像座冒着滾滾濃煙的火山，隨時都會因偶發事件引爆而崩潰。人民大眾要求改變現狀的呼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山雨欲來風滿樓，整個社會正處在大變革的前夜。

此時此刻，人們理所當然地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救國救民的社會大變革中照亮黑暗的社會的指路明燈何在？帶領大家降妖伏怪、為民除害的妖邪剋星何在？

是遠在萬里之外吃着洋麵包的海外民運人士嗎？答案是否定的。儘管我們對這些充滿理想主義的海外民運人士的民主憲政理念很贊成，對他們唐.吉珂德式的為民主憲政理念而進行的行俠仗義的民主運動很同情，但我們基於現實考慮，只能得出如下結論：由於中共當局對海外民運人士實行了人身拒之國門之外、聲譽誣於國門之內，對身處海外的民運人士打壓分化、對闖關潛回國內的民運人士驅逐拘捕的高壓政策，海外民運人士對中國大陸人民大眾的影響力是很微弱的。在這一點上，海外民運人士與當年孫中山所代表的海外革命黨人所處的相對寬鬆的國內外客觀環境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海外民運人士想要發揮像當年孫中山所領導的同盟會在國內革命運動中發揮的舉足輕重的主導作用是完全不現實的。有鑑於此，海外民運人士充其量只能發揮一種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裡向中國大陸同胞進行民主憲政啟蒙的橋梁紐帶作用，而不能發揮在救國救民的社會大變革中照亮黑暗的社會的指路明燈和帶領大家降妖伏怪、為民除害的妖邪剋星的作用。

是近在眼前的土生土長的國內持不同政見的民主人士嗎？答案也是否定的。儘管我們對這些充滿理想主義的國內持不同政見的民主人士的民主憲政理念很贊成，對他們唐.吉珂德式的為民主憲政理念而進行的行俠仗義的民主運動很同情，但我們基於現實考慮，只能得出如下結論：由於中共當局對國內持不同政見的民主人士實行了人身禁錮、聲譽詆毀、言路箝制、就業歧視的高壓政策，國內持不同政見的民主人士對中國大陸人民大眾的影響力是很微弱的。在這一點上，國內持不同政見的民主人士與當年以魯迅為代表的國內民主人士所處的相對寬鬆的國內外客觀環境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國內持不同政見的民主人士想要發揮像當年魯迅所參加的“左聯”在國內革命運動中發揮的重大作用是完全不現實的。有鑑於此，國內持不同政見的民主人士充其量只能發揮一種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裡向中國大陸同胞進行民主憲政啟蒙的身邊的教師的作用，而不能發揮在救國救民的社會大變革中照亮黑暗的社會的指路明燈和帶領大家降妖伏怪、為民除害的妖邪剋星的作用。

是在中國大陸掌權的中共體制內的具有民主憲政理念、順應歷史潮流的健康力量嗎？答案是肯定的。儘管我們對中共政權的獨裁專制行徑極不贊成，對他們目前實行的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弊端之大成的政治專制、貧富懸殊、吏治腐敗的裙帶資本主義極其厭惡，但我們基於現實考慮，只能得出如下結論：由於中共當局在政治、經濟、軍事、司法、宣傳等諸領域的絕對優勢，既得利益集團的貪婪和既得利益集團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而表現出來的瘋狂、殘暴，再考慮到相當多的中國民眾在長期的奴化愚民教育下形成的愚昧無知的劣根性，所以在現階段中國大陸社會變革中將希望寄託於工農大眾自發的群眾運動是完全不現實的，我們只能從中國大陸的社會現實出發，因勢力導，充份發揮在中國大陸掌權的中共體制內的具有民主憲政理念、順應歷史潮流的健康力量的主導作用，在一場不流血、不破壞經濟基礎、不產生劇烈社會動盪，卻能有效地革除社會弊端，使人民當家作主的天鵝絨革命中還政於民，實行憲政，推動中國大陸的社會大變革，與全國人民一道將中國建設成為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的現代化國家。畢竟邪惡的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克的，而邪惡陣營內部發生的反戈一擊對邪惡陣營而言往往是最致命的。

既然我們明確了推動中國大陸社會大變革的主體---中國大陸掌權的中共體制內的具有民主憲政理念、順應歷史潮流的健康力量，那麽接下來的關鍵問題就是這個推動中國大陸社會大變革的主體要以什麽思想作為理論基礎來指導社會變革，也就是說用什麽思想作為在救國救民的社會大變革中照亮黑暗的社會的指路明燈，成為帶領人民大眾降妖伏怪、為民除害的妖邪剋星。

這種可以成功地指導中國大陸社會變革的理論基礎是現在中共大吹大擂的所謂“三個代表思想”（即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代表先進的文化）嗎？答案是否定的。嚴格地說，“三個代表思想”根本就不能算作理論，充其量只是一種願望和要求---從浪漫的角度看，它只是一種美好的願望，而不是現實；從操作的角度看，它只是一種要求，而不是身份證書，能否實現則完全是另一個範疇的事情。中共把如此不倫不類的貨色當作最高理論並塞入憲法已經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話（中國大陸的人民大眾甚至公開在各種場合下將“三個代表”頗不恭敬地謔稱為“戴三個表”、“三個呆婊”），焉能被中共體制內的具有民主憲政理念、順應歷史潮流的健康力量當作指導社會變革的理論基礎？！

這種可以成功地指導中國大陸社會變革的理論基礎是現在中共奉為至寶的所謂“鄧小平理論”嗎？答案也是否定的。嚴格地說，鄧小平只是個實幹家而不是理論家，鄧小平自己在理論上根本就沒有什麽建樹可言。我們知道所謂“鄧小平理論”的重中之重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我們只要稍作考察，就會在毛澤東的《實踐論》裡找到有關論述。毛澤東在《實踐論》裡明確提出“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並對此作了大量翔實的論述。所謂“鄧小平理論”中的另一重要的治國理念“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簡稱‘一國兩制’）”實際上是毛澤東提出的主張，毛澤東在會見曹聚仁時表示：“台灣如果回歸祖國，可以照他們自己的方式生活。軍隊也可以保存，我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鄧小平只是這一主張的忠實執行者而已。所謂“鄧小平理論”的另一重要論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也是毛澤東在接受了“大躍進”失敗的經驗教訓後提出的理念，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國解放前和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按勞分配。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些都和舊社會沒多大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了。毛澤東明確地把資本主義到發達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叫做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也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謂“鄧小平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發展生產力的論述，其實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就早有論及：“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至於鄧小平的名句“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着石頭過河”則是與理論表述有相當大的距離的，只是一個實幹家的口頭禪罷了。鄧小平的沒有任何定語的“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高論”就更是今日中國貧富懸殊的肇因而不是什麽救國救民的理論了。綜上所述，從理論創建的角度說，鄧小平的確不是理論家而只是實幹家；所謂“鄧小平理論”不能稱為理論而只能稱為實幹家的工作日誌。顯而易見，口頭禪式的“鄧小平理論”也是不能被中共體制內的具有民主憲政理念、順應歷史潮流的健康力量當作指導社會變革的理論基礎的。

我們上下求索後發現，可以成功地指導中國大陸社會變革的理論基礎非毛澤東思想莫屬。說到這裡，海外民運人士、國內持不同政見的民主人士、曾經受過毛澤東極左政策迫害的各界人士也許會跳起來了，他們會眾口一詞地說：“你怎麽能將毛澤東這個封建獨裁暴君的思想當作指導中國大陸社會變革的理論基礎呢？” 諸君息怒，稍安勿躁，且聽我把原由一一道來。

我們今天所以把毛澤東思想搬出來作為指導中國大陸社會變革的理論基礎，絕不是要讓大家回到毛澤東晚年的使國家和人民遭受了慘重損失的極左時代去，而是在揚棄了毛澤東思想中的荒謬有害的封建專制的糟粕的基礎上，藉助毛澤東這個具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和超人的個人魅力的“鍾馗”的思想中對國家、民族、人民有利的民主精華的合理內核作為照亮黑暗的社會的指路明燈，帶領人民大眾降妖伏怪、為民除害、滌盪社會弊端的妖邪剋星。

毛澤東生前在談到他和林彪的微妙的關係時曾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 事實上以毛澤東在世時的權威，別人想把他當作鍾馗利用，談何容易！想把毛澤東當作鍾馗利用的人到最後倒是大多都被毛澤東當鬼打了。

但毛澤東去世以後，我們把他的思想中對國家、民族、人民有利的民主精華的合理內核當作鍾馗用來打當前中國大陸社會中的吏治極度腐敗，貧富極其懸殊，社會治安極端惡化，自然環境破壞極為嚴重，社會道德極端墮落之鬼，從而促成為民除害、滌盪社會弊端的社會大變革還是恰如其份的。

實事求是地說，毛澤東作為一個人從小到老是不斷變化的（有時候好，有時候壞），毛澤東思想作為一種理論從幼稚到成熟也是不斷發展的（有時候正確，有時候錯誤）。我們現在把他當作鍾馗用來打當前中國大陸社會中的嚴重弊端之鬼，用的就是毛澤東人格魅力中的好的成份、毛澤東思想中的正確的部份，而不是將毛澤東人格魅力和毛澤東思想中好與壞、正確與錯誤兼收並蓄。這一點必須講清楚。這方面最典型的兩個例子是，當年共產黨即將取得政權的前夕，毛澤東的頭腦還是很清醒的，他在回答知名人士黃炎培關於新中國如何才能擺脫歷史上周而復始的改朝換代的興衰周期律怪圈的問題時指出：“我已經找到使新中國長盛不衰的秘訣，這就是民主。中國歷來就缺少民主這個好東西”；他還多次指出：“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但同一個毛澤東，在文化革命高潮時卻對他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說出了獨斷專行的昏話：“我是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 我們在把毛澤東當作鍾馗用來打當前中國大陸社會中的嚴重弊端之鬼時當然要汲取他與黃炎培談話中的民主精華，而揚棄他與斯諾談話中的封建糟粕，這是不言自明的不二法門。

中共體制內的具有民主憲政理念、順應歷史潮流的健康力量把毛澤東這個中國共產黨的開山鼻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集於一身的神奇人物當作捉拿禍國殃民的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弊端之大成的政治專制、貧富懸殊、吏治腐敗的裙帶資本主義小鬼正當其時！

舉火驅長夜，打鬼借鍾馗。旨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