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與香港紅衛兵這事讓我不能不好奇。 金庸曾經投奔共產黨而被共產黨給拒之門外了。 文革期間金庸曾經被香港紅衛兵追殺圍攻。 這些我還真不知道。 金庸是老老實實地拿到了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 可是金庸是北大在讀的博士生， 北大的教授拿不到北大的博士學位，因為金庸不肯遵從北大的“程序”。 這個感慨來自於頻繁出現的程序正確，程序神聖。 當明顯的實際正義於程序衝突的時候， 程序正義是不是削足適履？

下面說金庸本人。他小時候在嘉興上學，讀了顧明道的《荒江女俠》，從小就願意行俠仗義，但他行俠是失敗的。比如他在學校里寫文章諷刺教導主任，兩次被開除。那時候學校里的教 導主任，一般都是國民黨派來的。教導主任發現學生里有進步的，有共產黨學生，會鎮壓。金庸不是共產黨，他出來打抱不平，他就被鎮壓。他本來的志向是搞政 治，考進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但是後來被開除，又去學了國際法。1946年他獲得一個機會，在幾千人的考試中脫穎而出，考進《大公報》，1948年被派到 香港。當時被派到香港不是什麼好事兒，可能是他好欺負。上飛機才發現沒帶錢，跟旁邊一個人借了十塊錢。他後來寫了一首詩說“南來白手少年行。”赤手空拳， 而且當時香港很窮，從上海去香港，覺得到了鄉下一樣。香港真正的崛起是七十年代的事情，五六十年代不如內地的好多城市。

1949 年有件事值得一說。國民黨政權遷到台灣，國民黨留在香港的財產怎麼辦？這是一個國際法的問題，金庸恰好是學國際法的，他寫了一篇文章《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 在海外的產權》。他認為在香港的財產應該歸新政權所有，歸共產黨所有。這篇文章引起了權威人士的注意。在東京有個國際法權威叫梅汝璈，大家知道，他是參加 東京審判的國民黨的外交官，他當時准備投奔共產黨。梅汝璈看見金庸這篇文章很欣賞，他就告訴金庸說，我准備到北京去，你跟我一塊去，或者你自己先去。金庸 一聽很高興，自己直接投奔北京。他找到了周恩來的秘書喬冠華——後來中國最著名的外交部長，就在紐約此地、在聯合國大笑的那位。查良鏞跟喬冠華說，我來參 加革命工作，我學國際法，我外語好，我作文好，什麼什麼。喬冠華一開始很高興，後來問：你是黨員嗎？一盆涼水潑下來了。查良鏞說不是黨員，喬冠華說那不 行，外交工作很重要。大家由此可見啊，中國外交強大的時候，強調外交人員的素質是政治素質，跟外語好不好沒什麼關係。中國現在的外交有什麼問題？有一個重 大的問題，很多外交官出身於翻譯。我們小時候看的電影，裡面那翻譯官都什麼人啊？（觀眾：漢奸。）我們看看外國派到中國的大使會中文嗎？不會啊。哪個美國 大使會中文啊？好不容易派了一個華人當駐華大使，他都不會中文（眾笑）。大使最重要的任務是維護本國人民的利益，不需要會說駐在國的語言。所以喬冠華對金 庸的態度是正確的，是為國家負責的。那人家金庸要參加革命工作呀，喬冠華說這樣吧，你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爭取進步入黨，然後再到外交部。金庸這人他喜歡 自由嘛，一看這麼麻煩，算了，不合我的性格，他就回去了。

所以我們要感謝喬冠華， 金庸如果在外交部工作，他也不可能做出比喬冠華更大的成就，那樣我們就失去了一個偉大的武俠小說作家，他還是回去比較好。而且因為這一次波折呢，他的第一 次婚姻宣布失敗。我覺得一個好的作家應該感情生活有很多波折才對（眾笑），對愛情有深刻的體會才對。金庸心裏面一直喜歡一個了不起的女性形象，就是長城電 影公司的當家花旦，叫夏夢，五十年代被認為中國最優秀的女影星。金庸為了接近夏夢，就離開報社，到影視公司當編劇，辛辛苦苦寫了很多劇本。其中一個拍成電 影后，還獲了1957年中國文化部的獎。金庸總算有名氣了，有了名氣可以跟這個大明星說幾句話了。這個時候才知道人家已經名花有主，結婚好幾年了，所以這 大概成了金庸的一個心病。我們看到金庸筆下很多女一號很像夏夢，黃蓉很像，趙敏很像，好幾個都很像夏夢。所以有人專門去研究他跟夏夢之間的八卦，這個我們 不去管它。

因為他有了這麼多的經歷，回到我們前邊說的，他一炮打響寫了《書劍江 山》之後，名氣迅速地就超過了梁羽生。接下來寫《碧血劍》等，每一部小說都有結構上內容上的創新。1957年到1959年寫《射鵰英雄傳》的時候，香港另 一位著名作家叫倪匡，倪匡說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說的人而不看《射鵰英雄傳》，簡直是笑話。《射鵰英雄傳》創造了許多奇蹟，看射鵰就會覺得，武俠小說沒 辦法再寫得更好了。當時東南亞地區，好多報紙都在連載《射鵰英雄傳》。一家泰國報紙為了儘早一天轉載，勝過別的報紙，專門派了記者在香港，每天用電報把小 說發回去，因為當時沒有e-mail嘛，也沒有傳真，用電報發回去，這個電報太費錢了，一個字多少錢啊！用電報發小說，這是文學史上唯一的。這麼浪費使用 電報的，只有一件事可以比，就是毛澤東指揮三大戰役，發了幾百封電報。除了三大戰役，就是金庸的《射鵰英雄傳》。當時美國著名學者夏濟安，他一直盼望中國 武俠小說出現偉大作品，他說“真命天子已經出現，我只好到扶桑國去了。”他本來准備寫的，金庸一出來，真命天子出現了。

金 庸寫了《雪山飛狐》之後，已經名滿除了大陸之外所有的華人圈。金庸很聰明，他想我這麼好的小說，發表在人家的報紙上，給人家賺錢，太虧了。金庸很有經濟頭 腦，他開始自己辦報，辦了一張《明報》。在香港辦報很難的，市場都被占滿了，他一開始就是辦一個四開的小報。他在上面寫了《神鵰俠侶》。靠《神鵰俠侶》打 開出路，自己給自己打工，這錢不再給別人賺了。金庸能夠成為作家裡的首富，不僅僅是因為寫作勤奮，他作品數量並不多，梁羽生比他多，古龍更多，是吧？那古 龍更會賺錢，古龍經常一行就寫幾個字的，古龍那個小說都是騙稿費的寫法，“刀，/一把刀，/一把閃亮的刀。”啪啪啪，錢就出去了（眾大笑）。有人說這個風 格很獨特，不想想這也是賺錢用的，因為小說是按頁算文字的，不是一個字一個字數的。而金庸本人是有精明的經商頭腦的，後來他在上面寫了《倚天屠龍記》，報 紙由4開、8開、16開最後變成大報。當然不能光靠寫小說，他後來有了更全面的發展，金庸除了寫小說之外，還寫社評。他曾經被叫做是亞洲第一社評家，這社 評大陸叫“社論”。他每天早上寫一篇社論，在這里表現了他非常出色的社會洞察力。他對很多政治事件的預測都是非常準確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剛一開始，他就預 測劉少奇要被打倒，這是誰都想不到的。因為文革開始的時候，劉少奇是文化革命的組長，文革一開始是劉少奇領導的。但劉少奇那個文革是鎮壓群眾的，劉少奇派 工作組進入大學，進入各個地方，哪個群眾提意見就鎮壓那個群眾。毛澤東知道情況後，才重返一線，不許鎮壓群眾，把文革的形勢逆轉過來。毛澤東是支持底層群 眾，打倒官僚的。但是在劉少奇風頭正旺的時候，金庸判斷劉少奇要被打倒，這是別人都想不到的事情。

1963 年到1966年他寫了《天龍八部》。本來寫《射鵰英雄傳》別人就認為沒法超過了，寫到《天龍八部》，人們就絕望了，武俠精神寫到天上去了。我跟我的同學都 是讀遍古今中外世界名著的，感覺沒有比金庸筆下的蕭峰更感人的形象了，那是戰神也是和平之神，一個為天下蒼生貢獻出自己生命的，誰都殺不死他的一個英雄， 他比所有的共產黨烈士都感人。這個武俠小說還怎麼寫啊？《天龍八部》之深刻，你既可以看到薩特和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人活在世上那個荒謬感，同時還有內在 的佛教思想。這裡面可以說是“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書中沒有一個人是不冤的，所有的情都是孽情。《天龍八部》從思想深度上說，已經超過《射鵰英雄傳》， 但可能不如射鵰更普及。寫到這個時候人們覺得沒法再寫了，沒想到他後面還能寫出新的東西來。

到 了文革時期，香港的紅衛兵也是很厲害的。文革其實是一個波及全球的運動，全球都是一片紅，美國、法國，整個歐洲，是吧？那是紅色的六十年代，激動人心的六 十年代。存在主義大師薩特，也跟着大學生遊行，記者問他：你說大學跟大學生是什麼關係？他說只有一種關係，就是把大學砸了。那時候全世界是這樣一片形勢， 香港那個地方也是，做得有點過分了，我們今天叫極左。很多人要把香港收回來，還是毛澤東一句話，香港不要收回來。後來毛澤東甚至很生氣地批評左派，說左派 就是反革命。極左是不對的，我們不要以為毛澤東是左派，毛澤東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毛澤東是真正掌握着中國傳統文化中庸之道的人，就是該左就左，該右就 右。毛澤東在歷史上，在共產黨內，是長期被作為右派、被排擠被鎮壓的。中國革命的成功，恰恰是因為毛澤東反掉了極左，反掉了海歸派，反掉了莫斯科回來的那 些代表馬列主義的人，中國革命才能成功。毛澤東的問題，我們另外再說。

經 過文革的這個金庸，他在文化坐標系裡被規定為右派了，因為左派是反對他的，認為他不講階級鬥爭嘛。其實金庸是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的，但是他跟那個紅衛兵立 場不一樣。他發表一篇文章叫《同情工人，反對騷亂》，我們看這個立場，是比較有良心的右派的立場，所以左派就寫文章罵他叫“最佳漢奸狗仔豺狼鏞”，根據香 港話把查良鏞叫豺狼鏞。而且那些香港紅衛兵做了很過分的事情，就是要威脅他的人身安全，他們曾經把一個黑名單上的人就給燒死了。所以金庸曾經還避了一下風 頭，但是他的報紙是辦得越來越好了。

1967 年他寫《笑傲江湖》的時候，越南的中文報、法文報有21家同時連載，不得了。到1969年，他又寫了一部推翻他所有武俠小說的巨著，叫《鹿鼎記》。經常有 人問我，孔老師你最喜歡金庸什麼小說？我說兩部，一部是《天龍八部》，把武俠精神寫得登峰造極，還有一部是《鹿鼎記》，把登峰造極的武俠世界打碎。偉人都 有兩手，我可以建立一個世界，我還可以摧毀這個世界。這很像毛澤東，親手建立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他發現這個共和國的官僚機器還想欺壓老百姓的時候，他 親手打碎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機器，毅然發動了文革，讓中國人民重新解放，第二次解放。正是有了這個文革，中國今天沒有崩潰。今天的中國腐敗這麼嚴重，貪官污 吏心裏面還是戰戰兢兢，他們知道人民的力量，他們領略過人民的力量。所以，中國的貪官污吏才這麼懼怕毛澤東，中國的媒體才這麼鋪天蓋地的污蔑毛澤東。偉人 都是“左右互搏”的，他不是固定的左派和右派。我說的這“左右互搏”，就是金庸發明的一個武功。高人就是會左右互搏的，一手空明拳，一手降龍十八掌。

到 1972年，金庸宣布，如果沒有什麼意外，《鹿鼎記》是我最後一部小說了。然後他進行了十年的修改，這是一個大師對自己嚴肅的要求。寫小說如日中天，寫一 個字都賺多少錢的時候，毅然不寫了，用十年時間修改，這是一個大師的態度。用十年時間修改自己作品，歷史上只有一個曹雪芹。曹雪芹寫《紅樓夢》，“批閱十 載，增刪五次”。金庸的全部小說並不多，他很聰明，怕人家記不住，自己編了個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其實我們這代人年青的時候都是亂 讀的，在市場上租了好多書。那個時候書都是盜版的，不知道哪個是金庸的。那書商故意騙人，遠遠的模模糊糊的把金庸印成全庸，你看不准就以為是金庸，仔細一 看是全庸。還有寫的是“金庸新作”，你以為是金庸新寫作的小說，其實人家筆名叫“金庸新”（眾笑）。那時候不知道誰是真的，但是讀多了我們自己就會鑑別 了。所以金庸小說成為經典，是人民自動的選擇，沒有政府的推薦，沒有學界的引導，完全是億萬讀者自己找到的。

後 來金庸成了兩岸三地的名人，在政界舉足輕重。八十年代要收回香港，鄧小平要倚重他，要利用他影響香港的各界，所以有人說《明報》轉變立場了。在我看來，不 能說金庸轉變立場——是共產黨轉變立場了。1985年金庸被任命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很多人說，你們北大怎麼授予金庸名譽教授啊？小說寫得好就能 當教授嗎？這些人是誤解了，北大授予他教授，跟他寫小說沒有關係，他是法學教授，他本來就是學法律的，他是香港基本法起草的主要人員之一。香港基本法的主 流方案叫查式方案，就是他定下來的。這個講起來非常復雜，各界爭論很大。金庸本人對政治有非常深的洞察，他知道共產黨的底線在哪裡，他也知道香港各界的底 線在哪裡，所以他能拿出一個被各方所接受的方案來，但同時也就會被各方不滿，各方會罵他。以前文革時，左派罵他是豺狼鏞，現在右派罵他是豺狼鏞，他是被左 派右派共同攻擊的。有人說金庸有個人野心，他討好共產黨，他想當香港回歸之後的首任特首，不然你為什麼要做讓步呢？金庸這個人平時是不善言辭的，他用行動 來表示。如果金庸小說讀得多了，你會發現，他筆下那些英雄人物不是貪圖名利的，他筆下的英雄都是為社會為國家轟轟烈烈做一番事業，然後拂袖而去。如果不是 壯烈犧牲，一定是走了，狄雲走了，楊過走了，張無忌走了，令狐沖走了，連韋小寶都走了，沒人願意留下來當特首。但當時人家說他有個人野心，後來就發生了 1989年的事情。1989年5月的一天，中國某領導人宣布北京戒嚴。第二天金庸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並且卸任《明報》社長職 務。他用這個行動說明了一切。

進 入晚年，金庸到各地當訪問學者，獲了許多這個名譽教授那個名譽博士——我稱之為“晚年遊仙”階段——慢慢地把《明報》也全都賣出去了。而在大陸的學界呢， 我這一代人開始讀博士，開始把金庸從一種業余的閱讀變成一種學術研究的對象。1994年北大授予他名譽教授，金庸獲了那麼多的頭銜，他最重視的還是北大。 我的老師嚴家炎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會長，是泰斗，嚴先生稱金庸武俠小說是“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這個評價還引起軒然大波。後來金庸獲得了國內 國際數不清的榮譽，其中有一個特殊的是，2010年，國際天文學會將一顆由北京天文台發現的小行星命名為“金庸星”，這個榮譽是很特殊的。連魯迅都沒有一 顆魯迅星，但金庸有一顆金庸星，這說明他在天文學家中擁有大量粉絲。

他 耄耋之年仍然不閒着，做了很多事。他最後讀的兩個博士學位，是真讀，不是榮譽的。一個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這個已經讀下來了，博士論文叫《唐代盛世皇位繼承 制度》，正式通過答辯獲得博士學位。他尚未獲得博士學位的是北大，他在北大讀了一個博士，按理說，他是我北大中文系的學生，而我是我們系的教授，當然我不 是他的導師。北大的要求太嚴格了，因為查良鏞先生長期不來聽課，所以至今沒有給他學位。我覺得北大應該特殊的事特殊辦，我倒傾向於授予他這個學位，這麼大 年紀了，不能要求他坐在教室里去聽課，那學生肯定不聽課了，都看他去了。這就是金庸大概的一生的行跡。

在 我看來，金庸小說一個了不起的價值，是在海峽兩岸處於冷戰對峙的時期，海外人民在文化上彷徨猶疑無法選擇的時候，他提供了另一個開闊的視野。海峽對岸蔣經 國先生，嚴家淦先生等都是他的讀者，海峽這一面鄧小平等人也是他的讀者。鄧小平見他的第一句話說：“你的小說我讀過了。”鄧小平可能是大陸第一個讀金庸小 說的人，因為那時候我們都沒有機會讀到，有人送給鄧小平一套，他讀了。在那個時代，還有後來八十年代讀金庸小說，就可以跳出那個冷戰思維。到底是共產黨對 還是國民黨對呢？可能各有其對，各有其非，但是讀了金庸的小說我們才知道，我們本來應該是郭靖一夥兒的人，我們跟蕭峰是一夥兒的人，我們不願意當郭靖當蕭 峰，我們還可以當張無忌當令狐沖當楊過，可以當狄雲可以當石破天，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文化中國。所以說金庸小說最立體地展現了中華文化的魅力。

我 們系的前系主任陳平原先生有一句話，他說金庸小說可以作為佛教的入門書。我想不僅僅是佛教，我願意把它擴大為中國傳統文化。要求一般的人去讀中國的四書五 經，可能他會厭煩，會恐懼，說讀不懂。我建議你讀金庸的小說好了，讀金庸小說的人一定會愛國，而且不是狹隘地愛中國，他會愛人類。金庸的小說中所涉及的文 明與文明的關係，性別與性別的關係，這個時代與那個時代的關係，都探討得非常深刻。當然從我們每個人具體的政治立場來看，我們可能不贊同他，我們可能比他 看得更深一些，但是他可能比我們看得更博一些。

我曾經評價他筆下的韋小寶，我說韋 小寶是現代文學史上繼阿Q之後第二個光輝的形象。魯迅寫的阿Q，已經把中國的國民性表現得非常深刻，但是《阿Q正傳》很短，沒有來得及展開。而《鹿鼎記》 皇皇巨著，讀者隨着韋小寶的足跡，走遍全國各地——都走到俄羅斯去了，它展現中國國民性的層次特別多。而且韋小寶生活的那個時代是所謂“康熙盛世”，金庸 的《鹿鼎記》告訴我們，即使在盛世，這個國家不是有才華的人能夠飛黃騰達，恰恰是韋小寶這樣的人，不學無術，滿肚子鬼心眼，這樣的人能夠飛黃騰達。這不是 跟《紅樓夢》具有同樣的意義嗎？同樣是一曲封建社會的輓歌。在康熙時代，一個英明君主領導下就這個樣子，這個社會的本質已經看清楚了。而且這個社會發展到 最後，韋小寶要什麼有什麼，他都不願意在這個體制里混了，他都要脫離這個體制，這是最深刻的批判。如果說一個英雄豪傑不喜歡這個體制，那還不能證明體制不 好。因為英雄豪傑的要求很高。而韋小寶這樣一個出身於妓院的人，雖然有了七個老婆但是不懂什麼叫愛情的人，連自己是哪個民族的父親生的都不知道的人，他都 厭煩這個體制了，這一點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而金庸在他寬博的文化視野、民族視野之 下，《鹿鼎記》最後一段仍然是堅持中華民族立場的。韋小寶飛黃騰達之後，他是在妓院出生的嘛，他回去采訪做妓女的媽媽，他問他媽：我爹到底是誰？他媽回憶 說，當年來找我的客人太多了，你媽年輕時很漂亮的，當時有漢族的有滿族的有回族的有蒙古的還有西藏的，說那個喇嘛每次上床之前還要念經什麼的。韋小寶突然 問了一句，不會有洋鬼子吧？這時候他媽媽突然表現得大義凜然：你當你媽媽是什麼人！洋鬼子也接嗎？這個寫的很搞笑，但裡面有一種莊嚴存在：韋小寶可能是漢 滿蒙回藏的後代，但不是洋鬼子的後代，韋小寶是中華民族的後代。所以我願意從中華民族的角度，從愛國的角度，來看待金庸小說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價值。

當然金庸小說還可以講得更細致更深刻，我講的有不對的地方，歡迎大家補充和指正，以後有機會我們進行更多的更好的交流。今天時間講得過了一點，對不起大家，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各位。

孔慶東紐約論金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