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1904-1955）是中國現代著名建築學家和文學家，為中國第一位女性建築學家，被同時代的胡適等大家譽為中國一代才女。原名林徽音，因三十年代有一男作家名林微音，為避免混淆，更名徽因。林徽因出身名門，其父林長民是一位才華出眾的政治外交家和思想開明的新事物探求者，曾任中國駐英國國際聯盟主任——徽因便是在父親1920年任上於英國結識徐志摩的。林長民官至黎元洪政府司法總長，後不幸死於軍閥混戰。當時林正與未婚夫梁思成留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1927年思成和徽因畢業於賓大，1928年3月二人舉行婚禮，隨即轉道歐洲回國。
　　
　　一、畢生事業：建築和文學
　　
　　30年代初，林與夫婿梁思成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成為這個學術領域的開拓者，取得巨大的學術成就。從三十年代初至中日戰爭爆發，期間他們走遍中國15個省200多個縣，實地勘察2000餘處中國古代建築遺構。他們的工作為中國古代建築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並寫下《中國建築史》專著和有關建築方面論文、序跋等二十餘篇，如《平郊建築雜錄》《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徽因很早就罹患肺結核，但為更好地保留中國傳統建築文化精髓，她不顧自己病弱的身體，與夫婿和事業夥伴梁思成輾轉於鄉間，奔波於山西、河北、山東、浙江15省的古文物建築作艱辛的考察，“不要忘了，她肺、腎俱損，可是在照片上我看見她趴在河北正定開元寺鐘樓梁架上，站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一座“經幢”側的木架上；瀋陽北陵、山西大同雲岡，陝西躍縣藥王山藥王廟、山東滋陽興隆寺、河南洛陽龍門、北京香山，15省份200縣2000座古建築，她踏訪大部；有一幅圖片兩人一同倚坐在北京天壇祈年殿屋頂上，1936年的林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敢於踏上皇帝祭天宮殿屋頂的女性。工作艱苦而充滿興味，徽因與熱愛的事業熱愛的人一起總是生機勃勃地，感染着身邊的人，難怪同事莫宗江會對這樣的野外調查發出讚嘆，“看上去弱不經風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何向陽《懷念林徽因》）
　　
　　在文學方面，林徽因一生著述甚豐，涉及散文、詩歌、小說、劇本、譯文和書信等不同題材，其代表作詩歌《你是人間四月天》、《那一晚》，小說《九十九度中》等。“再沒有看過比《悼志摩》更好的懷人文字了，在對詩人人格的解釋里其實不正說着自己類近的品質——純淨、認真、虔誠、善良、人性與不折不撓非堅持到底不可的理想主義；也再難看到《旅途中》這樣文辭乾淨的詩了，“我捲起一個包袱走，過一個山坡子松”，真是要把一場人生都放在裡面了。這兩條路，如經緯來去，交互織着，“生命早描定它的式樣”麼？薄弱的身體加之無止的顛簸奔走勞頓與她爭奪着時間，死亡呵，她已見了太多，友人的，親人的，最後是自己的，醫生也要大大驚訝了，她與疾病爭奪了10年，正是這生命的最後爭來的10年，使她為新中國做了一個知識分子該做的一切。生命己到秋天，紅葉的火總要燃着的，哪怕流血般耗盡生命，也要去做，准又能擋住一個情願。”（何向陽《懷念林徽因》）
　　
　　“生命記載了它最後的三次拼搏：第一次是參與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她是梁思成，莫宗江、朱暢中、汪國瑜、高莊等同志組成的清華國徽設計小組中惟一的女性，繪圖、試做、討論、修改都在病中完成，定稿圖案下的說明辭中林徽因寫下了“國徽的內容為國旗、天安門、齒輪和麥稻穗，象徵中國人民自‘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誕生”一行字，1950年6月23日全國政協一屆二次大會召開並在毛主席提議下全體起立鼓掌通過梁、林主持設計的國徽圖案時，她已經病弱得幾乎不能從座椅上站起來；第二次是搶救景泰藍，這個代表中國藝術高成就的國寶工藝就是在她的帶領下，發現、發掘、設計、製作才在新中國不致失傳而發展壯大的，她帶學生，跑工廠作坊，誰能相信這時的她已是肺布滿空洞、腎切除一側、結核菌已到腸而一天只吃二兩飯只睡四五小時覺的人呢；第三次拼搏是參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工作，主要承擔紀念碑須彌座裝飾浮雕設計，這也是她生命最後的英雄樂章。”（何向陽《懷念林徽因》）
　　
　　二、佳偶天成——事業同道和生活伴侶：梁思成
　　
　　由於徽因不止有才情，還有罕見的美貌與出眾的氣質，是以成為她同時代的許多才子、文化人景仰愛慕的女神，她是英年早逝的詩壇“新月派”盟主徐志摩與哲學家、邏輯學家金岳霖的紅顏知己，與徐、金二人有着超越世俗的偉大的終生友誼。但世人出於某種庸俗心理，對其夫婿、著名學者梁思成公卻多有不公之辭，對他們夫婦多年來相濡以沫的感情也多有歪曲和誤解，實際上梁思成先生的才識智慧，其為人所顯示的真正男子漢的胸襟氣度，皆是凡夫俗子與心理陰暗者無法望其項背。
　　
　　梁、林二人的朋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女士在其著作《梁思成和林徽因》中文譯本序中說：“美國的讀者看了這本書後，給我寫信，說這本書帶他們走進一個從來就不知道的中國，但這個故事的發展又使他們對於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理想和毅力十分感動，甚至有的朋友感動得流淚。這兩位非凡的人物，他們生活在一個劇變的時代，歷盡磨難，處處受到生存的威脅，但仍能堅持下去，為中國建築研究作出偉大的貢獻，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該書中史景遷所作《前言》也提到：“當我們細細地品味關於他們的故事的時候，從費慰梅向我們展現的那些感人而親切的細節里，我們就會越發清晰地感受到這對堅強而又壓抑的夫妻所迸發出的生命之光。我們聽見，他們那高朋滿堂的起居室里夾雜着杯盤之聲的歡笑，我們看到，他們那堅韌不拔的學術研究所逐漸破譯的古代建築典籍的含義，我們欣賞到，他們靈巧的手指駕馭着繪圖筆遊刃於同樣優雅的中英兩種文字的每一細節之間，我們還看到，已經消失的建築重新在國人的意識之中獲得他們恰當的位置，我們感受到，即使在羸病纏身的痛苦之中，他們那依然未泯的幽默和毅力。”“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車、坐卡車、甚至駕騾車跋涉於人跡罕至的泥濘之中，直至最終我們一同攀緣在中國歷史大廈的梁架之間，感受着我們手指間那精巧的木工和觸手既得的奇蹟，以及一種可能已經永遠不可復得的藝術的精微。”
　　
　　假設一下，如果林徽因選擇的人生伴侶不是梁思成先生，那我們或許還有“文學家”的林徽因，但多半不會再有作為“建築學家”、作為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者的林徽因。而梁思成選擇“建築”為終身事業，卻是受徽因影響，據說徽因早年有一位倫敦學建築的朋友，向她描述了建築這個職業，徽因當即覺得這正是她所要的職業——一種將藝術創造和實際用途結合起來的事業。當她把這種想法告訴思成後，一向熱愛繪畫藝術的思成感到建築正合他的心意，建築遂成為二人共同的終身事業。梁林這一對天作佳偶，在二十世紀希望與彷徨並存、苦難與戰亂不絕的中國，他們一起，留學美國，探求西方文化藝術；他們一起，風塵僕僕穿越半個中國，進行艱苦的古建築考察，在戰亂中拯救瀕臨失傳的祖先留下的寶貴豐富的文化遺產；他們一起，在日寇侵華年代拋卻北京的家園流亡西南，顛簸的塵土與疾病的折磨，飢餓困頓，卻始終不放棄理想和事業，不失面對生活的幽默與豁達；他們一起，為挽救北京故城與當權者進行無望的抗爭。
　　
　　以下摘自費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
　　（49年以後）思成被任命為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他曾提出了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國首都的建議。
　　　　1．北京市應當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業中心。
　　　　2．必須阻止工業發展。因為它將導致交通堵塞、環境污染、人口劇增和住房短缺。
　　　　3．嚴格保護紫禁城。
　　　　4．在老城牆裡面的建築物要限制在兩層到三層。
　　　　5．在城西建造一個沿南北軸向的政府行政中心。
　　　　黨中央只接受了他的第三點建議，即保留紫禁城。關於工業，彭真市長在他們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南望時說，“毛主席希望有一個現代化的大城市，他說他希望從天安門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煙囪。”
　　　　我們必須假定這個消息使思成非常喪氣。他有一切理由愛北京的老城。這不僅是他的家，而且在他整個事業進程中他和徽因研究了它的美麗。保留紫禁城是不夠的。城牆圍起的偉大城市一定不能毀壞。
　　　　他轉而提出他的第五條建議，即在城西沿着南北軸向建設政府的行政中心。這樣就既能進行重要的新建又不破壞城市原有的中軸線。在留學英國的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的幫助下，思成把他的計劃寫成了建議書。他把它印出來並自費發行。他還發表了題為《北京——都市規劃的無比傑作》的文章，期望得到公眾的支持。
　　　　然而，1950至1960年期間大批湧入中國的蘇聯專家堅持政府必須以天安門為中心。而且，天安門前面的廣場必須擴建以備公眾**和**。他們設想的是他們自己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加紅場的的翻版。儘管不贊成或至少是不回答思成的建議，黨中央在其規劃中還是尋求他的幫助。梁氏夫婦都被任命為設計國旗國徽小組的成員。他們提出國徽要有中國特色（不要鐮刀斧頭），最後金色和紅色的天安門正面圖案成為國徽，直到現在還在用着。
　　　　新政府要求的一個重要的歷史象徵是人民英雄紀念碑，以追念最終導致共產黨勝利的歷次革命運動的先烈。1951年就開始籌劃，到1958年它才最後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中心。
　　　　它應該是什麼樣子？一座塔？一個亭子？思成說它應當像一座中國到處都能找到的石頭紀念碑的建議說動了設計小組。由於在巨大的天安門廣場中碑體不能太小，他設想了一個和城門相配的高度。徽因參加了基座的設計並引進了她在雲崗石窟研究過的卵與尖形圖式。根據中國傳統在附近栽種了常綠的松樹以表示對死去的英雄的永久懷念，但後來它們被移走了。
　　　　當局決定拆掉大城牆和城門樓使得梁氏夫婦非常震驚。拆的理由是，這些城牆是封建帝國防禦工事，現在已經無用，它妨礙交通並限制城市的發展，它又是可以用於建造房屋或鋪設馬路的磚頭的來源。
　　　　1950年5月思成針對這一點提出了一個建議，主張城牆和門樓應該保留來服務於人民的健康和娛樂。他指出，城牆頂部“十米或更寬的”空間可以變成有花圃和園藝基地的永久性公園。有雙層屋頂的門樓和角樓可以建成博物館、展覽廳、小賣部和茶館。城牆底部的護城河和二者之間的空地可以建成美麗的“綠色地帶”供“廣大勞動人民”划船、釣魚和滑冰之用。他又加了一段舉出蘇聯有關例證的有力論據，蘇聯在1950年時是中國正在努力模仿的“老大哥”。
　　　　“蘇聯斯摩棱斯克有周長為七公里的城牆，人稱‘俄國的項鍊’，二次大戰時毀於戰火，全蘇聯人民獻出愛心來修復了它。北京的城牆不能僅僅叫做‘中國的項鍊’，而應該是‘世界的項鍊’。它們是我們民族的珍寶，而且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文物。我們已經繼承了這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無價之寶，現在怎麼能夠毀壞它呢？”
　　　　然而當局不為所動，它拒絕了思成提出的最簡單可行的建議，即不破壞門樓和城牆的整體性，在每座城門的兩邊打開一個車輛的進出通道，這樣交通堵塞問題就可以得到緩解和控制。在以後的20年中，城牆整個被毀。所有的漂亮的塔樓都被拆毀，只留下了東南角樓和南面的前門和北面的城門樓，二者的碉樓都已拆毀。護城河不見了，城市的擴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牆的輪廓。
　　　　1953年黨中央制定了指導和控制建築設計的方針：“經濟、實用和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思成被責成設計出一種符合這個方針的全國性建築式樣。在多年的戰爭破壞和新政府成立以後，對新建築的需求很大。但是有實際經驗的建築師少得很，而思成本人儘管是一個著名的建築史學家，還不屬於這個範圍。
　　　　他遇到了一個巨大的難題。儘管他是過去兩千年間中國建築的民族風格方面的公認專家，但這個時期的建築規格是圍繞着庭院建成的不超過一兩層的建築物，而在需要擴展時也只是在地面水平上加些別的建築。僅有的較大規模的建築都是皇家的宮殿和陵墓，以及佛家、儒家的或其他的寺廟。
　　　　現在是20世紀，政府各部的機構需要辦公室，它的許多大學需要學生宿舍，旅館、禮堂、研究所、博物館和工廠等等也都需要大房子。市區有限的空地要求建築物向高層發展。怎麼辦？
　　　　為了適應這種需要，尤其是在上海和南京，20年代一些外國建築師曾應一些西方和中國企業的要求設計和監造了幾座四到五層高的鋼筋混凝土房子。這些建築物頂上通常都有凹型彎曲的寺廟式大屋頂和外伸的屋檐，以表明它們源於中國。
　　　　對於這種不協調的房子，思成曾批評為“穿西裝戴瓜皮帽”。然而，要創造一個巨大的現代半高層建築的全國規範風格，使用鋼筋混凝土仍是必不可少的。他早就驚異於現代建築的鋼筋骨架和中國傳統的木結構的柱梁支撐的相似性，二者的設計目的都是支持屋頂的重量和取消承重牆，以便容許開窗戶的充分自由。
　　　　他對全國性規範風格的建議並不是很清晰的，但是1955年對他的批評是他搞“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而忽視了“經濟和實用”。琉璃瓦的大屋頂浪費了國家資金，畫梁也是一樣。古代的風格被死搬到現代建築中令人啼笑皆非。號召對思成進行批判：“反形式主義、反覆古主義和反浪費”。他成了所有的反對者和支持者、同事和學生的批判對象，大家都被要求對他進行嚴厲的批判，誰也不敢公開為他辯護。
　　　　到了1955年，思成多年來不懈地為黨工作和在他看來是同失誤的鬥爭把他帶到了衰竭的邊緣。年初他就住院了。在醫院裡他被發現染上了肺結核，有好多個月他都必須臥床休息。
　　　　思成住院不久，徽因也到了同一個醫院，住進了鄰近的病房。1945年埃婁塞爾博士曾對我說，她的情況非常嚴重，也許只有5年好活。她又活了10年對她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然而到1955年她生命的過早結束已經臨近。4月月日她去世了，終年51歲。
　　　　對已經病魔纏身並在指令下受到羞辱的思成來說，在27年的共同生活以後他親愛的妻子的死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鬱。沒有她，他怎麼活下去呢？
　　　　同一年，他從醫院搬到頤和園去進行三個月的療養。1952～1953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他批判了對他影響很深的他父親的保守的改良主義。他承認他一度有過一種封建觀念，“暗下決心要讓我著名的父親為我驕做。”以後幾年他學習了馬列主義，並在1959年1月最終被吸收為共產黨員。
　　　　由於他的國際聲望，把他作為代表團的成員送出去參加國際會議是有利的。早在1953年他就和一個科學院的代表團一起被派往蘇聯去過。1956年他參加了在波蘭和東德舉行的國際建築會議。1958年他去布拉格，又到了莫斯科。第二年他參加了斯德哥爾摩世界和平大會。1963年他在一次延長的出國旅行中到了古巴、墨西哥和巴西，在那裡他高興地和建築學家奧斯卡·尼邁亞再次會面。他最後一次出國是1965年到巴黎出席一次國際建築會議。
　　　　除了不時受到這些出國日程和許多中國國內的委員會、學會和專業會議的打斷，更不用說他有時生病，思成繼續作為建築系主任在清華教書。一直到1953年，他教中國建築史課都是沒有教科書的，但那一年清華用膠印複製了他和徽因在李莊研究出的手寫稿。這不是一部馬克思主義的專著，它被認為不適於正式印刷發行，只能在內部傳閱，也沒有思成或研究所的署名。1955年，清華從思成在重慶拍的縮微膠捲中重印了研究所的建築圖片的一個小冊子。它們也沒有署名，只限學生內部使用。有些圖片傳到了歐洲，那裡的一些研究中國建築的作者把它們發表了，也沒有署思成或研究所的名字。這在當時似乎是一種厚顏無恥的剽竊行為。
　　　　那一時期由於外出和各種公務纏身長時間不在家，思成的生活陷入了麻煩。在他的系辦公室，沒打開的信件和雜誌積成了堆。他需要幫助。他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找了年輕的女子林洙，她後來和清華建築系的一位教師的婚姻在1957年由於離婚而結束，留下一個小兒子和一個小女兒歸她撫養。她的母親住在城市的另一部分，擔起了看孩子的責任，而她就繼續在建築系供職。當思成請她來幫忙處理他的文牘工作時她欣然接受，並安排為此隔一天來他家。她自己是這麼敘述的：
　　　　“大約一周后，我拆開一封信，不由得笑了起來。我連忙過去向梁先生道喜。原來是一位人大代表毛遂自薦地來向梁先生求婚，還附來了這位中年婦女自己的照片。梁先生也笑了。那天我們談到了各自生活中的問題。後來每天都在工作之餘小談一會兒。從生活到工作，從文藝到建築，什麼都談。我不是健談的人，但他總是靜靜地聽我講，和我交換着看法。可以與之推心置腹地交談的知音，我一生中只遇見過這一次。當時林先生已去世七年，思成一個人生活，身體不好，也很孤單，這使我們在感情上接近起來並彼此珍重。我們決定生活在一起。
　　　　“如果說1962年我同思成結婚後，由於我們在年齡、學識和生活經歷方面的差異，許多人包括思成家裡一些人不理解，也不贊成我們的婚姻，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多少感到過惶惑的話，那麼幾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認識了他的價值。我們的命運已經緊緊結合在一起，不能分離了。”
　　
　　林洙女士是徽因的學生和梁林夫婦的密友，在費慰梅女士這部著作的上一節，記載有林洙女士對徽因的回憶：
　　1948年，一位新朋友進入了梁家的生活。林洙是一個剛剛從上海的中學校畢業的年輕姑娘。她到北京來是想進清華念書，她父親給徽因寫了一封介紹信。她根據對梁氏夫婦的最初印象把他們描繪得栩翎如生，同時也使我們對這位作家在她這麼小的時候有個初步印象：沉默而靦腆，聰明而敏感。她成為梁家的密友是毫不奇怪的。
　　　　“我想着要去見梁思成夫婦這兩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我和他們談些什麼呢？我還從來沒有單獨和父輩的人打過交道呢。但是，真的見到他們之後，我所有的顧慮都消失了，林先生熱情地為我安排在吳柳生教授家借住。當她知道我的學業英語最差時，又主動提出為我補習英語，並規定每周三五兩次。因為我不善交談，所以最怕和生人打交道，但是去看林先生，我只要帶着耳朵去就行了，她是那麼健談又有風趣，我除了不時發出咯咯的笑聲外，再也插不上嘴。她是我一生中所見到的女子中最美、最有風度的。當然，我見到她時她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病魔已把她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但是一旦和她接觸，實體的林徽因就不見了，你所感受的只是她的精神，她的智慧與美的光芒，我常常陶醉在對她的欣賞中。
　　　　“那時她的健康狀況極壞，下午常常發低燒，還堅持教我這個不用功的學生，我感到十分內疚。但是她又是那麼吸引我，使我不願放棄每次可以接近她的機會。我們總是在下午三點半開始上課，四點就開始喝茶。梁先生在家時就和我們一起喝。有時候賓客滿堂。當客人不多時，林先生就給我講北京城的規劃，談建築，或者談文學藝術仿佛從不考慮我那時還是個‘建築盲’，與她相比簡直是個無知的孩子。而就在這種閒談中使我多少增加了對建築的知識，並對建築發生了興趣。
　　　　“有一天，林先生問我北京的古建築都看了哪些。我說城裡的基本都看過了。
　　　　“她又問我最喜歡哪幾處，我說最喜歡天壇和太廟，因為天壇經過長長的神道到達仰視晴空的潔白的圜丘真正給人以通向天堂的感覺；太廟門內的大片古松是那麼寧靜肅穆。
　　　　“聽到談太廟的古松，林先後忽然笑着問我聽過她和梁先生逛太廟的故事嗎？我搖搖頭，於是她說：‘那時我才十八九歲，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擺出一副少女的矜持，可是進了太廟的大門不久，他卻咕嚕一下，爬到樹上去了，把我一個人丟在下面！真把我氣壞了。’我回頭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一支眉毛調皮地一笑說：‘可你還是愛上了這個傻小子。’他們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後合。又有一次林先生講完了英語問我對哪個學科有興趣時我說我愛好文學，但自知不是這塊料，所以也不準備向這方面發展，只是愛好而已。她又問我喜歡哪個作家的作品。我說國外的太多了，但是中國的作家我只喜歡沈從文的，其次是曹禺的劇本。她聽了非常高興，滔滔不絕地和我談論沈從文的作品，並說現在這祥對待沈從文是不公正的。解放區著名的作家趙樹理的作品就受沈從文的影響很深，她介紹我讀一讀趙樹理的作品。解放初期我逐步認識共產黨正是從趙樹理的作品開始的。
　　　　“林先生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生活的領路人。而且，連我當初的婚事都是她在病中一手為我操辦的。不久因為林先生病情加重，我們停止了英語課。但因為那時梁再冰已南下，梁從誡正在上大學，所以我還是常常去梁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夫婦對祖國文化的熱愛，對事業的執着，以及對生活的樂觀精神。
　　　　“那時每到供暖季節梁先生的負擔就極重。因為當時清華的教工住宅沒有暖氣，要靠煤爐取暖，而病弱的林先生又特別怕冷，家中必須生三、四個約半人多高的大爐子。而怎樣保證這些爐子常燒不熄只能由梁先生親自管理。我常聽到他們向我描繪前一天晚上如何搶救快滅的爐子的一場‘戰鬥’。現在我才體會到，按當時林先生的健康狀況，爐子滅了真是意味着生命的終止。但他們每次談論這些卻都是那樣幽默與風趣，絲毫沒有牢騷和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