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學知己：徐志摩
林徽因是詩人徐志摩真正的“紅顏知己”，竊以為她會是徐一生的最愛與最了解徐的人，從其《悼志摩》的深情文字中可見一斑。那麼，他們為什麼沒有“終成眷屬”？
徐林初相識於風景如畫的倫敦康橋——徐與林氏父女的結識，還緣於師尊梁啓超的介紹，他首先與林長民成為知交。那年，徐24歲，而徽因只有16歲。當時徐在家鄉不但已有妻張幼儀，還與之育有一子，但浪漫派詩人徐志摩崇尚愛、美和自由，他在這個才情飛逸的少女身上發現了自己夢寐以求的東西，比起這個飄落凡間的精靈，在詩人心中，他對妻、子的義務就變得輕如鴻毛了。
可以想見，詩人燃燒般的激情，飛揚的文采，對於16歲情竇初開的少女，很難做到對此無動於衷。林長民發現二人之間的“苗頭”，便斷然決定帶女兒回國，從而阻斷林徐的交往。
而在林氏父女回國之前，1921年初，徐在中國的父母便安排其妻子張幼儀到英國陪讀，她在1921年春抵達，他們搬進離劍橋大學六英里的一所租來的房子，他每天坐公共汽車到學院去上課和上圖書館。同期徐與林保持密集通信，他總是急切地等待林的來信並迅速回復。他的妻子又懷孕了。1921年秋他建議她做流產，並去了倫敦，從那裡捎話來說他想離婚。在這以後張幼儀很快前往德國，她的第二個孩子在那裡出世，但很快夭折。
之後，徽因隨父親於當年10月回到中國，並被長輩安排與梁思成交往——之前他們已在1919年相識，時年她15歲，他18歲。而徐志摩，開始“冒天下之大不韙”要求離婚。
徐志摩於1922年3月與張幼儀協議離婚。當他懷着一腔熱望回北京再見到徽因時，佳人依舊，卻意外已成為他一向敬重的恩師梁啓超先生長公子思成的未婚妻，徐志摩的尷尬與失落可想而知！他不甘心地充當着一對熱戀情侶的“電燈泡”，卻被一紙字條“Lovers want to be alone.”拒於圖書館門外。
關於林選擇梁而非徐作為終身伴侶，我覺得與林本人的身世和徐的第一次婚姻有關。林長民先生正妻無子嗣，於是他娶了第二個妻子即徽因的母親來給他生孩子。她生了三個孩子：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可是兒子在襁褓中、第二個女兒在孩提時代相繼夭折，徽因是唯一活下來的一個。
1912年左右父親從福建娶了第二房妾，她很快就接連生了一個女兒和四個兒子。徽因和母親的生活從此蒙上陰影。
父親很愛徽因，而她的母親卻失寵了。母親為此妒忌、抑鬱。她那善感的女兒夾在中間，既同情母親的痛苦失意，同時又愛着自己的父親，而且明知道父親也同樣深愛着她。這樣的家庭環境，使徽因不可能無視徐志摩原配張幼儀的存在——在一起離婚事件中，一個失去愛情的妻子被拋棄，而自己卻要去取代她的位置。想起她多年痛苦失意的母親，我認為這種處境是徽因無法接受的。
於是，在徐尚未辦清離婚手續之前，林選擇思成，思成家學淵遠，論才識、智慧、人品，均不遜色於徐志摩，性格則比熱情洋溢、容易心血來潮的詩人更穩重，又有兩家的世交淵源，徽因作這樣的抉擇，似乎並不出人意料。
但徐志摩並沒有就此失去徽因，在此後的歲月，他們共同創辦“新月社”，編輯出版新派詩集。這是徽因寫作生涯的開始，她寫出了最早的一批詩歌、短篇小說和散文。據梁思成說，她第一次發表的作品是奧斯卡·王爾德的浪漫派散文詩的譯文：《夜鶯和玫瑰》。
二十年代初北京的文化活動是非常活躍的，尤其對於來訪的西方文化使者表現
得特別友好。徐志摩和徽因負責組織了提琴家弗里茨·克萊斯勒一次非常成功的音樂會，那是一位西方藝術家首次把西方著名的古典音樂節目帶到中國古都來上演。
他們一起接待印度詩哲泰戈爾，同台演出根據泰戈爾《摩訶德婆羅多》改編的抒情詩劇《吉特拉》，並分別扮演劇中的男女主人公。徐、林與泰戈爾被人並稱為“歲寒三友”松竹梅；舞台上，兩人是那樣默契、和諧，仿佛又回到康橋時那種心有靈犀、縱論詩文的感覺。泰戈爾也看出詩人對徽因的情感，這位天才的老人忍不住親自為徐向林陳情，但林並沒有改變決定。這之前的1923年5月，梁思成由於摩托車車禍，落下左腿行走不便的後遺症。在他躺在病床養傷期間，徽因每天下午都去陪伴他，同他說話，開玩笑或安慰他。
可能是在此前後，梁啓超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給愛徒徐志摩，他熟知徐那放蕩不羈的“野馬”脾氣的危險性，在這封長信里，梁啓超譴責了徐志摩拋妻棄子的不負責任的作法，並提醒徐不要“把自己的歡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不要“追求幻夢中的極樂世界。”
徐志摩以一封充滿感情的長信，回答了梁啓超責罵他和妻子離婚的警告信：“我於茫茫人海訪尋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在陪伴詩哲離開北平的時候，徐志摩油然生出一種訣別的感覺，昨日還同台演出美目盼兮，今天就要勞燕分飛天各一方，他不禁思潮起伏，潤濕了眼睛，在火車將要離開時，悵然寫道：“離別！怎麼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就要發瘋。這麼多絲，誰能割得斷？”那是1924年5月，徽因下月將與思成一起動身到美國，四年後才會回來。徐志摩則陪泰戈爾到了日本，回到中國後又捲入另一場愛情糾葛。
林徽因最終與梁思成結縭，而徐志摩經過一番周折後，也娶陸小曼為妻。但二人還是相互關心和理解，在文學上更是經常切磋。徐志摩創辦的《詩刊》曾發表林徽因的詩作，而徐的一首《你去》的詩，據說是為林徽因而寫，詩中洋溢着動人的溫情摯愛，表現了他心底那份永不褪色的情誼。
據徽因的堂弟林宣先生回憶，1931年，林徽因在香山養病，徐志摩常去看她，把她看作可以一訴衷腸的人。徐志摩每次上香山，家人都叫林宣作陪。林宣說，徐志摩去主要是為了“躲氣”，“陸小曼生活奢侈浪漫，在上海搞得烏煙瘴氣，弄得徐志摩心情很不好。他在北京城裡有許多熟人，但沒去，就是要上香山，並說‘我很不幸’，‘我只有到這裡來了’他到香山跟我姐姐是敘舊，舒舒心氣。他還說了很多陸小曼的不是。陸小曼也有優點嘛，他都不提。”林宣認為，徐志摩講得有點誇張，且毫無自我反省之意，對此他甚有微詞。
林宣說，林徽因寫詩常常在晚上，還要點上一柱清香，擺一瓶插花，穿一襲白綢睡袍，面對庭中一池荷葉，在清風飄飄中吟哦釀製佳作。“我姐對自己那一身打扮和形象得意至極，曾說‘我要是個男的，看一眼就會暈倒’梁思成卻逗道，‘我看了就沒暈倒’，把我姐氣得要命，嗔怪梁思成不會欣賞她，太理智了。”
林宣講：“每次陪徐志摩上山，我倆都住在香山的甘露旅館。梁思成極盡東道主之誼，旅館費都是他交代付的。每天我和徐志摩吃了早飯就去林徽因住處，中晚餐一起吃，夜裡回來。”林徽因和徐志摩談詩論藝時，林宣就在一旁看書。林宣先生用英語提起徐和林喜歡的作家：“拜倫、雪萊、勃朗寧……”他說林在香山讀的書，有許多是由徐志摩挑選送去的。徐志摩在英國初識林徽因時，就常常為她買書送書，藉機往來，寄幽思之情。從這些書目和他倆的詩作比照看，他們的詩歌創作具有影響的同源性和相當明顯的相互借鑑酬唱的印記。
林宣說：“林徽因受徐志摩影響最大的是詩。他們的共同興趣也較多。”二人有一種靈性上的和諧與共鳴。（陳宇：《解讀林徽因》）
1931年11月19日，35歲的徐志摩從上海飛往北京，以便第二天到北大上課。那天晚上他本應出席徽因為一些外國客人舉行的藝術和建築講座的。她到機場去接他。飛機過時還不到，她等了又等。實際上飛機已在大霧中撞山墜毀，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遇難。一個燦爛的年輕生命“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宛若流星划過天際，“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當在北京的徽因得知這一噩耗，頓時不省人事……
梁思成立刻趕赴濟南，參與處理後事，並帶回一塊飛機殘片，後被徽因懸於臥室，以寄託哀思。
林徽因保存有兩架飛機的兩塊殘片，並且都是由梁思成取回的。一次即徐志摩出事時，另一次是抗戰期間，林徽因當飛行員的胞弟林恆在對日空戰中為國捐軀，梁思成參與後事處理帶回的。兩塊殘片都用黃綾扎着，一直保存在梁林家中。
悲痛的林徽因給《北平晨報》寫了《悼志摩》一文，長歌當哭、椎心泣血、不勝哀痛。此後，在給胡適的信中，林徽因剖析了自己跟徐志摩之間純真的友情，在信中，她說：“這幾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變。也許那就是我不夠愛他的緣故。也就是我愛我現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確證，志摩也承認過這話……”
幾年後，林徽因和梁思成路過徐志摩的家鄉浙江硤石，觸境傷情，林徽因再次陷入了感情的撞擊不能自已，和着淚花和火車的轟鳴，她把不可名狀的思緒傾瀉到紙上：
別丟掉
這一把過往的熱情，
現在流水似的，
輕輕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暗的松林，
嘆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着那真！
一樣是月明，
一樣是隔山燈火，
滿天的星，
只使人不見，
夢似的掛起，
你問黑暗要回，
那一句話——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詩中真切地表現了對詩人的懷念和追憶。
在徐志摩逝世四周年的時候，林徽因又寫下了《紀念志摩去世四周年》的散文發表在《大公報》上，文中熱情肯定了徐志摩的詩歌成就，讚揚了他的一生處處充滿詩意，愛、自由和美是詩人的靈魂，對世界的真誠、對朋友的真誠、對詩歌的真誠是詩人的品格。她為詩人死後受到的不公正而鳴不平，呼喚良知和友愛，她獻給徐志摩的不僅僅是一篇悼文，而是“一顆種子在石縫裡砰然綻苞的聲音，是靈魂被鋸着的詩人的歌哭’’。
比真正的愛情少一點點，比純粹的友情又多一點點，不是情人間的那種靈與性的瘋狂，不是一般朋友間的那種隨意和淡然，他倆之間的感情無法真正言明，既刻骨銘心，又不可捉摸，既浸入骨髓、又超然永恆。（人民網《浪漫詩人徐志摩和一代才女的第四種情感》）
林徽因在數十年後也很真誠地向兒子傾訴了內心的蘊藏，她說：“徐志摩當時愛的並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象出來的林徽因，可我其實並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樣一個人”（梁從誡：《倏忽人間四月天——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
胡適曾說過：“志摩的人生觀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裡面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林徽因恰將這三者水乳交融成完整的一體，因而成為徐志摩眼中人生理想達到至美至善境界的女神化身。
四、一生傾情——摯友金岳霖
用“一生傾情”四字，來概括哲學家金岳霖先生對徽因深藏一鬧堪媲椋筆喬〉鋇摹Ｒ輝蛄鞔豕愕囊菔攏涸諏秩ナ藍嗄旰螅惶旖鷦懶刂Ｖ仄涫卵胍恍┲兩緩糜訓獎本┓溝旮把紓諶舜蠡蟛喚狻Ｖ鋇街諶說狡耄急縛縭保諾廝擔裉焓腔找虻納鍘６偈保僮躍襉炅季謾?br>
金岳霖先生比徽因年長9歲，1914年畢業於清華，後留學美、英，遊學歐洲諸國，回國後主要執教於清華和北大，是中國現代哲學和邏輯學開山祖師式的人物。
據費慰梅女士《梁思成和林徽因》，金岳霖先生最早是由好友徐志摩介紹走進梁林的生活圈子，他是深奧的形式邏輯方面的專家，高大瘦削、愛打網球，很矜持但又能說會道，熟識的人都叫他“老金”。
老金很快成為梁林夫婦的好友和他們家的常客，此後甚至多年“逐林而居”——梁林夫婦住在哪兒，他也與他們毗鄰而居。
林洙女士曾回憶梁思成有一次與她談到：“我們住在東總布胡同的時候，老金就住在我們家的後院，但另有旁門出入。可能是１９３１年，我從寶坻調查回來，徽因見到我哭喪着臉說，她苦惱極了，因為她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怎麼辦才好。她和我談話時一點不像妻子對丈夫談話，卻像個小妹妹在請哥哥拿主意。聽到這事我半天說不出話，一種無法形容的痛苦緊緊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連呼吸都困難。但我感謝徽因，她沒有把我當一個傻丈夫，她對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該怎辦？我問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還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個人反覆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覺得儘管自己在文學藝術各方面有一定的修養，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學家的頭腦，我認為自己不如老金。於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結論告訴徽因。我說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選擇了老金，祝願他們永遠幸福。我們都哭了。當徽因把我的話告訴老金時，老金的回答是：‘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從那次談話以後，我再沒有和徽因談過這件事。因為我知道老金是個說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個誠實的人。後來，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我們三個人始終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難題也常去請教老金，甚至連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來‘仲裁’，因為他總是那麼理性，把我們因為情緒激動而搞糊塗的問題分析得一清二楚。”（劉培育主編《金岳霖的回憶和回憶金岳霖》）
此後的歲月，老金仍舊無私、坦誠地愛着徽因，但他並沒有把她從她的家庭拉走的想法。思成和孩子們也都愛他、信任他，他實際上已經融入這個家庭。
1938年七七事變以後，老金與梁林夫婦一同踏上逃亡西南之路，路途中他們被迫分離，老金寫信給美國朋友費正清夫婦說：“我離開了梁家就跟丟了魂似的。”
數月後，老金和梁林及其他好友在昆明重逢，他再次寫信給費氏夫婦談生活狀況，提到徽因時他說：“她仍然是那麼迷人、活潑、富於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簡直想不出更多的話來形容她。唯一的區別是她不再有很多機會滔滔不絕地講話和笑，因為在國家目前的情況下實在沒有多少可以講述和歡笑的。”
老金與梁家共同經歷了艱難困苦的歲月，晚年的老金跟徽因與思成的兒子梁從誡一家住在一起，梁氏後人以尊父之禮待之。
80年代，陳鍾英先生編輯林徽因文集，上門採訪老金，陳先生湊近他耳邊問，可否請他為文集寫篇東西附於書中。然而，金岳霖金口遲遲不開。
與陳鍾英同去的陳的學生陳宇記述：
“等待着，等待着，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了，我擔心地看着錄音磁帶一圈又一圈地空轉過去。
我無法講清當時他的表情，只能感覺到，半個世紀的情感風雲在他臉上急劇蒸騰翻滾。終於，他一字一頓、毫不含糊地告訴我們：“我所有的話，都應該同她自己說，我不能說，”他停了一下，顯得更加神聖與莊重，“我沒有機會同她自己說的話，我不願意說，也不願意有這種話。”他說完，閉上眼，垂下了頭，沉默了。
林徽因早已作古，對一切都不會感知了。但金岳霖仍要深藏心曲，要跟林徽因直接傾訴。大概，那是寄望大去之日後在另一個世界裡兩個靈魂的對語吧。啊，此情只應天上有，今聞竟在人世間。我想，林徽因若在天有靈，定當感念涕零，淚灑江天！”
傳言謂林徽因“一個男人為她墜機身亡，一個男人為她終生不娶”。據《吳宓日記》，金早年曾和一位西洋女子同居，但未成婚。而據陳宇《解讀林徽因》一文引林宣先生回憶，金岳霖在林徽因去世多年，感情平復以後，曾跟著名的資深女記者浦熙修論及婚嫁之事，原已準備結婚，豈料浦熙修突然發現得了不治之症，又受彭德懷冤案牽連，終使好事未果。
但林徽因在老金心目中無疑具有無可替代的獨特位置，金老對於愛情的執着與理性，對朋友及其家庭的尊重維護，對友情的無限珍惜，感動着一批又一批的後來者。
五、太太的客廳——學界靈魂人物
在抗戰前將近十年間，林徽因與梁思成在北京東城北總布胡同的家中，下午時常有茶會，來客均為當時平津一帶學界、文藝界知名人物，學界中人多以北大、清華、燕京各校同仁為主，如政治學家張奚若、經濟學家陳岱孫、邏輯學家金岳霖、物理學家周培源等，有時也有學生。文藝界人士如徐志摩、楊振聲、沈從文、蕭乾、李健吾、馮至、朱光潛、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巴金等，均前後穿梭往來於梁家。大家親切地稱梁家的客廳為“太太的客廳”，當時“太太的客廳”名滿京城，許多人均以一登“太太的客廳”為幸事。
由於參與人物的廣泛性，使之除了詩人文士的浪漫之外，又多了學者的風範，沙龍的內涵更顯豐富而具有兼容性，這的確是一個具有藝術魅力和典雅氣質的沙龍，而徽因無疑是沙龍的靈魂人物，她關於文藝的精闢見解和精彩闡述，時常語驚四座。傳記作者李輝指出：“這樣的氛圍也許顯得過於貴族化，這樣的沙龍也許顯得不合時宜。然而正是這樣一群執着於文化創造、有着強烈個性色彩的文人，構成了現代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設想，如果沒有這樣的沙龍，沒有這樣一批文人，３０年代的文化，必然顯得單調而遜色許多。”
據費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記述：
“徽因的客廳坐北朝南，白花花的陽光照進來，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會”那樣擁滿了人，而上門來的各式各樣的人都有。除了跑來跑去的孩子和傭人外，還有各門親戚穿進穿出，有幾個當時在上大學的梁家侄女，愛把她們的同學帶到這個充滿生氣的家裡來。她們在這裡常會遇見一些當代著名的詩人和作家，因仰慕徽因的作品而來，並因為着迷徽因個人的魅力，流連忘返。
我經常騎自行車或坐人力車在天黑時到梁家去。紅漆雙扇大門深鎖，傭人把庭院入口的門閂打開，我就徑自穿過內花園去找徽因。在客廳舒適的角落裡坐下，泡上兩杯熱茶，我們迫不及待地把那些為對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講出來。我們有時分析比較中國和美國的不同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轉向彼此在文學、藝術和冒險方面的許多共同興趣，談談對方不認識的朋友。
天才詩人徐志摩當然是其中的一個。她不時對我談起他，從來沒有停止思念他。我時常想，我們之間用流利的英語談着各種題材、充滿激情的話，可能就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間生動對話的回音。我想，她永遠忘不了他，當她還是個小女孩，在倫敦徐志摩為她打開了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引導她認識英國文學和英語的精妙。
哲學家金岳霖，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實際上是梁家後來加入的一分子，就住在隔壁一間小屋子裡。梁氏夫婦的客廳有一扇小門，穿過“老金的小院子”到他的屋子，而他常常穿過這扇門，參加梁氏夫婦的聚會。到星期六下午，老金在家裡和老朋友們聚會的時候，流向就倒過來了。在這時候，梁氏夫婦就穿過他的小院子，進入他的內室，和客人攪和一起，這些人也都是他們的密友。
這群人是老金在大學裡的親密同事，其中包括兩位政治學家。張奚若，一個講原則、直率而給人印象深刻的人；錢端升，尖銳的中國政府分析家，對國際事務很感興趣。陳岱孫，高個子、高貴而不苟言笑的經濟學家。還有兩位年長一些的教授，各自在其領域崢嶸頭角：哈佛出身的人類學和考古學家李濟，帶領中央研究院小組在安陽發掘殷墟；社會學家陶孟和曾在倫敦留學，是中研院社會研究所所長。這些人如同建築學家梁思成和邏輯學家老金，無一不是現代主義者。立志要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的過去和現在的現代化主義者。到了星期，他們有些人的妻子也會出席，參與熱烈的談話。
每個老朋友都會記得，徽因是怎樣滔滔不絕地壟斷了整個談話。她的健談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嘆服的是她也同樣擅長寫作，她的談話和她的著作一樣充滿了創造性。話題從詼諧的軼事到敏銳的分析，從明智的忠告到突發的憤怒，從發狂的熱情到深刻的蔑視，幾乎無所不包，她總是聚會的中心人物。當她侃侃而談的時候，愛慕者總是為她那天馬行空般的靈感中所迸發出來的精闢警語而傾倒。 ”
蕭乾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中回憶：
“我第一次見到林徽因是1933年11月初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沈從文先生在《大公報·文藝》上發了我的小說《蠶》以後，來信說有位絕頂聰明的小姐很喜歡我那篇小說，要我去她家吃茶。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藍布大褂，先騎車趕到達子營的沈家，然後與沈先生一道跨進了北總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廳”。
聽說徽因得了很嚴重的肺病，還經常得臥床休息。可她哪像個病人，穿了一身騎馬裝。她常和費正清與夫人威爾瑪（即費慰梅，編者注）去外國人俱樂部騎馬。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是用感情寫作的，這很難得。”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說起話來，別人幾乎插不上嘴。別說沈先生和我，就連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發上吧嗒着煙斗，連連點頭稱賞。徽因的健談絕不是結了婚的婦人那種閒言碎語，而常是有學識、有見地，犀利敏捷的批評。我後來心裡常想：倘若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紀英國的約翰遜博士那樣，身邊也有一位博斯韋爾，把她那些充滿機智、饒有風趣的話一一記載下來，那該是多麼精彩的一部書啊！她從不拐彎抹角、模稜兩可。這樣純學術的批評，也從來沒有人記仇。我常常折服於徽因過人的藝術悟。 ”
可惜徽因“述而不作”，一生只留下六篇短篇小說，未免太少，但卻是京派小說不可忽略的組成，京派作家代表人物蕭乾說：“我甚至覺得她是京派的靈魂。”
後來由於抗日的烽火，使得這樣充滿典雅藝術氣息的文化沙龍飛灰煙滅，但正是這種浪漫的文化夢想支撐着梁林夫婦，即使在戰火紛飛、物質條件極其艱苦的歲月，他們仍迷戀於中國古建築研究，不畏艱辛地在荒山古廟勘察，為後人留下珍貴的史料和研究成果。
長沙轟炸時期，這些朋友仍時常聚首。徽因在1937年11月給費慰梅的信中說：“每天晚上我們就去找那些舊日的“星期六朋友”，到處串門。在空襲之前我們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飯館，而是在一個小爐子上欣賞我們自己的手藝，在那三間小屋裡我們實際上什麼都作，而過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棟北總布胡同三號的。我們交換着許多懷舊的笑聲和嘆息……”
抗戰的大部分時間，梁林夫婦避居於幾乎與世隔絕的偏僻的四川小鎮李莊。這其間發生了一段小插曲：李健吾先生蟄居淪陷的上海，音訊阻隔，當時聽聞誤傳林徽因已病故，李健吾在《咀華記余·無題》中表達了對林徽因和其他三位女作家的敬意，他說：“在現代中國婦女裡面，有四個人曾經以她們的作品令我心折。我不想把她們看作流行的‘女作家’，因為侮辱她們，等於傷害我的敬意。好象四種風，從四個方向吹來，她們從不同的社會角落出來，傳統不同，環境個別，因而反應和影響也就不能屬於一致，有時候也許完全相反。一位是從舊禮教中衝出來的丁玲，綺麗的命運挽着她的熱情永遠在向前跑；一位是溫文爾雅的凌叔華，像傳教士一樣寶愛她的女兒，像傳教士一樣說故事給女兒聽；一位是時時刻刻被才情出賣的林徽因，好象一切有歷史性的多才多藝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熱情打入冷宮；最後一位最可憐，好象一個嫩芽，有希望長成一棵大樹，但是蟲咬了根，一直就在掙扎之中過活，我說的是已經證實死了的蕭紅。”
大概是發表這篇文章的同時，李健吾確切得知林徽因尚在人世，喜出望外，立即又專作一篇《林徽因》，收入多人合集《作家筆會》（滬上“春秋文庫”的一種），文中道：
足足有一個春天，我逢人就打聽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說她害肺病，死在重慶一家小旅館，境況似乎很壞。我甚至於問到陌生人。人家笑我糊塗。最後，天仿佛有意安慰我這個遠人，朋友忽然來信，說到她的近況，原來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卻是誤傳了。一顆沉重的愛心算落下了一半。
為什麼我這樣關切，因為我敬重她的才華，希望天假以年，能夠讓她為中國文藝有所效力。在中國現存的知名女作家裡面，丁玲以她的熱和力的深厚的生命折倒了我，凌叔華的淡遠的風格給我以平靜，蕭紅的《生死場》的文字像野花野草一樣鮮麗，直到最近，楊絳以她靈慧的文靜的觀察為我帶來更高的希望。
林徽因絕頂聰明，又是一副赤熱的心腸，口快，性子直，好強，幾乎婦女全把她當做仇敵。我記起她親口講起的一個得意的趣事。冰心寫了一篇小說《太太的客廳》（應是《我們太太的客廳》，描寫了一個時髦虛榮的富家太太——編者注）諷刺她，因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為中心談論時代應有的種種現象和問題。她恰好由山西調察廟宇回到北平，她帶了一壇又陳又香的山西醋，立時叫人送給冰心吃用。她們是朋友，同時又是仇敵。她缺乏婦女的幽嫻的品德。她對於任何問題感到興趣，特別是文學和藝術，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長富貴，命運坎坷；修養讓她把熱情藏在裡面，熱情卻是她的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辯論———因為她愛真理，但是孤獨，寂寞，抑鬱，永遠用詩句表達她的哀愁。
當着她的談鋒，人人低頭。葉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進屋子就閉攏了嘴，因為他們發見這位多才多藝的夫人在座。楊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說：“公超，你怎麼盡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如懸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聽見你說話了。”公超提出抗議，“不對，還有宗岱”。
這是一篇極其生動、真實、傳神的“人物素描”。
抗戰八年，朋友陸續星散，勝利後病中的林徽因由重慶返昆明與眾老友重逢，在1946年2月給費慰梅的信中，她說：
“我們用了十一天，才把在昆明和在李莊這種特殊境遇下，大家生活中的各種瑣碎的情況弄清楚……但是那種使我們相互溝通的深切的愛和理解，卻比所有的人所預期的都更快的重建起來……
即使談話漫無邊際，幾個人之間也情投意合，充溢着相互信任的暖流，在這個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滿懷感激和興奮……
直到此時我才明白，當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時代的詩人們在遭貶的路上，突然在什麼小客棧或小船中或某處由和尚款待的廟裡，和故人不期而遇時的那種歡樂，這種傾心的談話是多麼動人！
我們都老了，都有過貧病交加的經歷，忍受了漫長的戰爭和音信的隔絕，現在又面對着偉大的民族奮起和艱難的未來……我們不僅體驗了生活，也受到了艱辛生活的考驗。我們的身體受到嚴重損傷，但我們的信念如故。現在我們深信，生活中的苦與樂，其實是同一回事……”
當年“太太的客廳”這些知交故舊，立志要用科學與藝術研究中國的過去、改造現在與創造未來，卻在時代的紛紜中，一齊在各不相同的地方體驗着最艱辛的中國歷史與戰亂動盪的生活，他們經歷着各自的成長，成為彼此生命的見證。人會隨着環境和生活處境的變遷，心境觀念都逐漸地改變，昔日情深知交，未必日後再聚首仍能相知相惜。而徽因和她的朋友們，最終卻發現彼此有着相同的堅持，以致於分散後的重聚，仍是那麼激動人心，相知一如往昔，只是，比過往更多了關於生活、關於人性、關於生命的深刻體會，而“信念如故，現在我們深信，生活中的苦與樂，其實是同一回事……” 每每想到徽因與老金、沈從文、蕭乾等人那種心靈契合的知音知交之情，在在令人神往。
六、不如歸去——質本潔來還潔去
1955年4月1日晨，由於長期積勞，徽因病情惡化，在勇敢地與疾病頑強搏鬥20年，從死神那裡為自己多爭到10年時間後，這位非凡的女性走完了她51年的生命歷程，在同仁醫院與世長辭。徽因追悼會上，摯友金岳霖上輓聯“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可謂對這位才女恰如其分的讚譽。有人為徽因的早逝惋惜，筆者卻以為，徽因於1955年仙逝，適得其時，是上天對她的最後眷顧。
徽因性情清高耿介，不通機變，50年代北京城擴建，拆城牆、拆牌樓，她看在眼裡，痛在心裡，向上呼籲卻得不到支持，她忍無可忍將氣出在親人身上，罵梁思成“一個堂堂男子漢，保不住一堵牆”。一次出席文化部酒宴，遇到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她竟在大庭廣眾之下責其保城牆不力。其實，在當時的情勢下，就是有一打梁思成與吳晗也無濟於事。50年代中國一切以蘇聯唯是，蘇聯專家要把莫斯科紅場和克里姆林宮模式搬到天安門廣場上來，這勢必破壞北京古城建築的傳統美和整體美，徽因憤而責言：“自己專家的話不聽，卻去聽外國的！”在當時，這是犯大忌的“反蘇言論”。1955年徽因病重住進醫院時，梁思成已受批判，為避免刺激，眾人對徽因封鎖了有關思成受批判的消息，但她從細微處察覺出來，當時徽因憂憤交加，甚至拒絕吃藥。徽因如此的個性，倘若經歷其後的反右、文革，會有怎樣的命運，可想而知。天人般的徽因，又豈可為宵小之輩玷辱？她在舉國捲入“政治風暴”前夕仙逝，正是“質本潔來還潔去”——不讓你的一雙慧目，再見人世間的醜惡血腥。
有人批評徽因“高傲囂張”，竊以為持此觀點者，多少未能擺脫“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舊觀念。徽因確與一些女性親戚相處不諧，李健吾先生說徽因“絕頂聰明，又是一副赤熱的心腸，口快，性子直，好強，幾乎婦女全把她當做仇敵”，筆者以為，徽因才高於世，過從皆知識界精英，如政治學家張奚若、經濟學家陳岱孫、邏輯學家金岳霖、物理學家周培源等，無一不是他們各自學術領域的名流泰斗，而胡適、徐志摩、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等人，也皆文藝大家。毋庸諱言，女性中鮮有此輩，才情多遠遜於徽因，她們既不能和徽因在同一層面上對話，徽因又不知作謙和狀與她們敷衍周旋，那麼同性的誤解、生分乃至嫉妒、怨忿，便可想而知。從中我所看到的，是徽因脫俗與不通世故的一面。
據梁思成先生外甥女吳荔明女士回憶：
“由於二舅媽（指徽因）對建築事業的酷愛和她那強烈的事業心，使她感到家務事是一種負擔，是煩瑣小事，浪費了她寶貴的讀書時間。她煩二舅有那麼多姐妹，1936年她在給美國好朋友費慰梅的一封信中寫道：
對我來說，三月是一個多事的月份……主要是由於小姑大姑們。我真羨慕慰梅嫁給一個獨子（何況又是正清）……我的一個小姑（燕京學生示威領袖）面臨被捕，我只好用各種巧妙辦法把她藏起來和送她去南方。另一個姑姑帶着孩子和一個廣東老媽子來了，要長期住下去。必須從我們已經很擠的住宅里分給他們房子。還得從我已經無可再擠的時間裡找出大量時間來！到處都是喧鬧聲和亂七八糟。第三位是我最年長的大姑，她半夜裡來要把她在燕京讀書的女兒帶走，她全然出於嫉妒心，盡說些不三不四話，而那女兒則一直在哭。她抱怨說女兒在學生政治形勢緊張的時候也不跟她說就從學校跑到城裡來，“她這麼喜歡出來找她舅舅和舅媽，那她幹嘛不讓他們給她出學費” 等等。當她走的時候，又扔出最後的炸彈來。她不喜歡她的女兒從他舅舅和舅媽的朋友那裡染上那種激進的戀愛婚姻觀，這個朋友激進到連婚姻都不相信——指的是老金！
那個燕京學生示威領袖的小姑是我的五姨梁思懿。另一個帶着孩子和一個廣東老媽子來了，要長期住下去的姑姑就是剛剛喪夫（從廣州來北平）的我的媽媽梁思莊。第三位最年長的大姑，就是我的大姨梁思順。
從這封信看，語氣的確是不友善，不近人情，因為她和我大姨思順不能和諧相處，大姨是梁啓超最疼愛的長女，也有很多獨特的不容人的性格。在她們還很年輕時，梁啓超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經常提醒她們要友好相處。
我的媽媽，一直和二舅媽相處得很好，她們還在十幾歲時就相識了，後來又一起在國外留學。由於共同接受了西方教育，使她們有很多共同語言，親如姐妹。媽媽說二舅媽林徽因是“刀子嘴豆腐心”，別看她嘴巴很厲害，但心眼好。她喜怒形於色，絕對真實。正因為媽媽對二舅媽的性格為人有這樣深刻的認識，才能使她們姑嫂兩人始終是好朋友。1936年1月我爸爸病逝，悲哀的媽媽帶着年僅一歲半的我從廣州回到了北平，初到北平時就住在二舅家，雖然干擾了他們家的生活，她給慰梅的信中也為此牢騷滿紙，但實際上她十分善待我們母女，我們剛到北平，二舅媽就出去考察了，她很掛念我們，給媽媽寫信問：
你現在是否已在北屋暫住下，Boo（註：我的小名）住那裡？你請過客沒有，如果要什麼請你千萬別客氣，隨便叫陳媽預備。
思馬一（註：思懿的戲稱）外套取回來沒有？
她的衣料做了沒有？都是掛念。
1952年到1953年，二舅媽來我們家的次數最多，那時她腎臟動手術後身體漸漸恢復了一些，雖然很瘦弱，但醫生說天氣好時出來活動曬曬太陽有好處。另外二舅工作忙，常進城開會。她的一雙兒女又都不在身邊，再冰表姐南下，從誡表哥上大學住校。因此她常出來解解悶，她喜歡我們家有田園風味，也愛和我媽媽聊天。她長期包用一輛三輪車，車主叫老曹。每星期四下午或是周末老曹就蹬着三輪送她到我家來。她知道我最愛吃冰棍，天熱時常常用一個小廣口暖瓶裝着滿滿的幾根水果冰棍或是小豆冰棍，放在車子座位腳下，到門口時她總是使勁地叫：“Boo－Boo！冰棍來啦！”我飛奔出去：“二－舅－媽！歡迎冰棍！”總是先把廣口瓶提好，然後扶着二舅媽林徽因進屋，媽媽總是輕輕問一句：“Areyouallright？”（你身體好嗎？）二舅媽總是點點頭。她們兩人說話經常夾用很多英文，而這句話是我聽媽媽對她說的最多的，以前聽慣了覺得這是她們見面的套話，現在回想起來才明白這句話飽含了媽媽對徽因二舅媽的一片愛心，和對她的健康的極大的憂慮。”
斯人已逝，而徽因奪人的才情與美麗，她的高潔人格，她對事業的執着和獻身精神，將長存於後人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