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當然是要先發表，中國新聞出版總署是第一關。

據說這一關越來越松，只要不反對共產黨，不罵共產黨，愛反誰反誰、愛罵誰罵誰。這樣一來，充分體現了中國的言論自由，也給了文藝創作“生命的源泉”。因為，共產黨也與時俱進，接受了“教訓”，著名演員趙丹臨終遺言：“黨要具體管文藝，文藝就沒希望”。

第二，要獲得國際獎項，不能“歌頌中國”、“歌頌共產黨”，這個原因很簡單，共產黨在多數民主國家都是“非法”滴，想獲獎？獲個屁吧。

所以作品必須是反映中國的落後、愚昧、無知、無恥、下流滴。這種作品外國人才愛看，喜歡。才有可能獲獎。

因為在多數外國人眼裡，中國始終沒逃出“東亞病夫”、“黃禍流毒”的圈子。即便現在撅起了、堅挺了，也不過是些暴發戶、土豪、富婆。如果寫這些暴發戶、土豪、富婆，那肯定沒戲，再說，那些人和畜生沒有太大差別，也沒法兒寫，文藝工作者沒有寫他們滴。

第三，在國外獲了獎，必能得到“黨和國家”的支持、太監婊子“文藝家”們的高調吹捧。因為“為國”爭光”了，到後來，弄個共產黨官兒做做，弄好了當個什麼書書記之類滴，這輩子就算拿下。

所以，在中國文藝界，要想混出個人樣兒來，就得像那位《北京摺疊》據說是“清華”的長得挺困難的“女作家”一樣，玩兒一個“曲線成名”。

這種“曲線成名”的中國“文藝家”，最成功的要數張藝謀，老流氓。

這孫子的導演的電影《紅高粱》獲得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等等（國外滴）。名聲大噪以後，居然成了北京奧運的總導演，一步登天。

其實那個什麼狗屁《紅高粱》剛開始在國內上演的時候，沒什麼人愛看。不過就是以抗戰為背景（其實和抗戰一點兒關係沒有，屬於胡編濫造），弄了一男一女兩個土鱉農民，在高粱地里野合，這就是影片的核心內容，改名《高粱地里的野合》更恰當。野合是什麼？性交啊，那還用問。

高粱地里性交的兩個人，按莫言小說原著，男的叫余占鰲，女的叫九兒，野合了之後，余占鰲即刻得意洋洋地對九兒聲稱：九兒從此以後就是他余占鰲的女人了。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九兒冷冷地回應：“我不是誰的什麼人，我是我自己的人。”

就這麼兩句屁話。在影片獲得了國際獎項以後，據說感動了無數“文藝男女”、中國情人。不少人大發感慨，說什麼想起了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的李清照；“秋風秋雨愁煞人”的秋瑾；甚至在“刀在口上我還是要說”林昭。

整個兒一個亂套，共黨治下的中國文藝界不忍卒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