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傷痕文學”到滿身硬傷的文學

－淺談文革以後中國思想文化的變遷

心言

序

自從十六年前發生那場風波以來，每年的六月四日在海內外華人心裡就有了特殊意義，每年的這個日子也都引起我發自心底的絞痛。十六年後的今天，人們對那場風波的看法見仁見智，兩種極端觀念之間似乎找不到妥協。特別在海外，任何人文觀點和經濟觀點只要稍微與兩種極端觀念不吻合，要麼立即會被冠以民運某某功的罪名而遭到責罵，要麼被什麼民運或者宗教人士指為親共。然而那些某某功某運的領袖人物們又出自何出？又有多少原來的中共幹部到海外受洗信教後立刻反戈一擊，對中共的指責謾罵遠甚於普通人？而華人教會除了抹黑攻擊中國大陸外又究竟為當地華人做過些什麼？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始終不得其解。

十六年前的那個日子過後不久，在北京的街道上我向一位戒嚴戰士問路，其實不過故意要了解風波過後軍隊的態度。這位士兵立刻立正行軍禮，然後才笑容可掬地回答他不知道。他的笑容十分和藹，但那種情況下更容易讓人覺得不自然。在北京站的候車廳，一位參加過當晚行動的連長痛哭流涕地對我說，解放軍是不可以對老百姓開槍的，軍隊團以上大規模調動也不是隨便哪個人下令就可以的。我回到單位把這兩件事向同事們講了，他們大驚失色，問我怎麼敢在那種情況下故意接觸士兵，難道不怕他們開槍？

而十六年後的今天，人們再看那場風波的態度呢？既使是有人別有用心地誘惑學生們鬧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學生參加？為什麼會得到全社會的支持？既使是某某功也好？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明明知道不過是氣功也情願當成信仰？而那些曾經是國家高層決策人士智囊幕僚的人們，是什麼促成他們毫無傳統文人氣節可言，墮落到今天令人不齒的程度？

再看十六年後今天中國（甚至可以稱其為中文）的思想文化，被禁鈷的是什麼，風靡的又是什麼？難道少數既得利益者的吹捧就可以掩飾社會的缺欠和某些領導人物的過失？難道風花雪夜沉淪不堪的文化思潮會讓人永遠麻木？

我是個遠離政治的自然科學工作者，不過是見到這些現象以後產生一些發自內心的疑問。我的觀點未必沒有缺陷，誠懇希望大家批評。在我看來，我十六年前在那場風波里死於流彈的校友是無辜的，就是再過二十年也不會改變這個看法。而且我永遠不可能理解，一個曾經受到“四。五”運動支持的政治家，如果知道甚至那場運動都沒有動用軍隊鎮壓的話，怎麼忍心會動用軍隊鎮壓學生？更在剛剛恢復權力百業待興的情況下，以建立法制的名義審判“四人幫”？我無法從政治運作的內幕來圖解這些事件，因為根本就不知道那些內幕。但是作為這個時代的見證人，我想僅從思想文化變遷過程的角度進行探討，試圖分析在這期間文化思潮究竟有沒有推波助瀾，今後又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我寫這個系列的目的不在於清算誰，指責誰，而是要放眼於未來，在民族和諧的前提下呼籲中華民族的所有份子放棄前嫌，攜手共同為今後發展盡力。

一　與“實踐檢驗真理”同步的“傷痕文學”

“四人幫”粉碎不久，隨着為“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平反出現了一系列描寫那場衝突的文學作品，隨後更發展成為整體反思“文革”的“傷痕文學”。這期間的主流是好的，如果沒有這一批文學創作，針對“兩個凡是”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不會有當時那麼廣泛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但是在反思對“四。五”運動的鎮壓和“文革”的殘酷鬥爭的這些文學作品當中，很多也都帶着“文革”期間遺留的矯枉過正的明顯痕跡，往往流於對前一個時期錯誤的過分描寫，而不是從思想深度上探討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人間悲劇，以及今後如何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比如，描寫“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的文學作品幾乎全部提到當時天安門廣場的搏鬥如何慘烈，有多少人喪生等等。結果後來調查發現當時北京市委是為避免大規模衝突盡了力的，根本就沒有一個人喪生。描寫“文革”造成悲劇的文學作品就更為人們熟悉了。

我參加工作後曾經問過一位當時因傳閱“天安門廣場詩抄”受到處分的工程師，當晚他在天安門廣究竟是否見到過人死。他那時已經平反擔任黨委組織部長了，很堅決地回答“沒有”。並且不無憂心地告訴我，把任何事情故意誇大將來都有可能付不必要的代價。"六。四”發生以後再想起那句話，我心裡始終有這樣的疑問，以前“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沒有死人的結論是否所有高層決策人都知道？特別是鄧小平先生，以他的身份是否有人斗膽講過實情？這樣就自然引出一個時期的文化思潮會對那個時期的決策起到何種作用的問題；更進一步分析，這種言行越過分越得當權者青睞的文化陋習就有一個究竟應該怎麼避免的問題。

同樣，公審“四人幫”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也會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亂。首先，如果從健全法制的目的出發，當時很多社會政治問題都有輕重緩急的先後次序。如果那時首先治理腐敗呢？“四人幫”該不該立即審判，“文革”造成的錯誤是否都應該歸罪以他們幾個人是很大的事情，在當時容易被誤解為政治報復的情況下一意孤行，就可能在以後的政策執行過程中在中下級幹部當中產生玩世不恭的心理。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和道德規範在傾刻間毫無標準可言。而同時在反思批判“文革”的文學作品和文化思潮當中，有沒有一味媚上的投機心理？這兩者間互動的結果又會是什麼？

同時期在理論界發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不僅非常必要，而且也是要持之以恆的。令人遺憾的是，這場討論本身就是以反對“兩個凡是”為目的的，隨着華國鋒下台而消聲匿跡了。而此後的一系列決策究竟同樣有沒有必要經過實踐檢驗呢？隨着思想理論轉化成“摸着石頭過河”，文學創作也在迷失。類似古華“芙蓉鎮”那樣具備思想深度的創作不見了，幾年後出現了跟隨政治潮流的“活着”，單純從狹隘的悲劇角度渲染死人越多效果越好的悲情，而不是探討這些悲劇出現的原因，其中更夾雜了一些變態性描寫做噱頭。應該說，今天中國文學一片風月的獨特風景的始做蛹者正是過去風靡一時的大牌作家們。而我們的文化思想就在這一波波的演變當中失之於淺薄和媚俗。

中國傳統文化孔孟之道的精髓就在於人治，為統治階層服務。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從讚頌魯迅的革命精神到今天有人對魯迅思想的反思，中國文化人的主流還是停在甘為權力奴隸的層次上，拋棄的只是實是求是的探索精神和文化思想本身應該具體的歷史觀和使命感。而現行政權對文化思想的控制又究竟有幾個封建朝代的文字獄堪與匹敵？毫不足奇，高層決策人身邊的幕僚們懷揣護照玩弄民意，心裡根本不顧及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