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過的較典型的北京騙子是一個賣坦克的，給我看了文件，紅頭的。說坦克是過了服役期的，主要用來改作民用推土機。我要不起坦克，他又重點向我推薦大炮，說是當年打國民黨的，打雨肯定沒問題。他連續給我降了三次價，我都沒敢買。��

　　早年，北京人就有四大標準：一口京腔，兩句二黃，三餐佳饌，四季衣裳。吃不吃的沒什麼關係，首先是唱。

　　皇族子弟德君(王旁)迷京劇義無反顧，朝廷想到他祖上好歹是個封疆大吏，多次要給他官做，可他只想唱戲，絕不做官，這就是唱戲的榜樣。

　　這地方的人都喜歡唱，不准他們唱就跟不准成都人打麻將是一個道理，是一種殘酷的調節人口數量的狠辦法。唱當然又分唱什麼歌，在公園裡的圈子就是這樣劃分的，唱民歌革命歌的不跟京劇來往，唱京劇的也不跟其他雜牌攪合，都是藝術，最純最偉大的最革命的藝術，每天晚飯剛過，院子裡、河邊、公園裡，到處都是唱歌的人，插不進，擠不出，聲震天地，耳根從沒個清淨的時刻。

　　北京人罵人“不着調”，是以，會不會唱歌是個絕對普遍標準。

　　北京人必須要學會叫好，當然是從京劇開始，然後是各種演出，也包括西方歌劇和交響樂，我一直懷疑“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也是這麼叫出來的。生在北京，不會叫好，那不是北京人，什麼時候都叫好，那還不是北京人。

　　所以這其實很難掌握，至少你要與民同樂，要會聽，這就是一個檻。當然，也有就不叫好的，那是使畔子，是惡作劇，只是，老成正經的北京人好不容易逮着一個串通好的不正經機會，那就比的是腦花兒了。

　　聽得久了，又發覺有些叫好純粹是衝着嗓門去的。有一現成的例子：清朝伶人王虎辰本也有些名，一次登台唱戲，唱了好半天，台下還不鼓掌叫好，王虎辰氣極了，當即在歌詞中加了一句：再不叫好，????些祖宗！一時運腔使氣，高遏行雲。台下果然全體起立，叫好聲不絕，長時間鼓掌不止……

　　江青當年不讓在中國放映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我以為只有一個地方江青有她的道理，那就是這樣一個鏡頭：當一個現代京劇的叫板陡起時，一頭豬猛地支楞起它的耳朵——那叫板不是有兩個高音麼？被拍到的那頭豬就用兩隻耳朵的先後陡然晃動對這兩個音一一做了回應——我沒有見過比這更準確的對位表達了，京劇深入人心的現代樣板，一頭迷戀京劇的豬。我以為江青肯定是看懂這個細節了，所以要下令不准在中國播放。

　　北京人講等級，從服裝、用具、房屋起就有嚴格的規定，而且一講就多少年，“正確”到骨子裡了。

　　封建等級制大概正是借用服裝完成了對普通民眾的束縛，麻衣褐布，只配永做受苦人，至清一代，入關的滿族分為黃、紅、藍、白、鑲黃、鑲紅、鑲藍、鑲白八旗，更是以服御為別。凡帶顏色兒的滿人都可不事勞作，提籠架鳥，坐等俸祿，成為趴在勞苦大眾身上的寄生蟲，這是傳統。

　　德行！瞧你這德行！時常聽北京人這麼教訓外地人，似乎外地人都無德，而無德顯然又是跟無能連在一起的。

　　德太重要了，重要到可以讓“女子無才”，重要到公主、太監，名字裡全都是德這樣、德那樣，這個字當然也很象形，如果是女人，像是坐在轎子裡的，如果要往水缸里裝，只能砍手剁腳；對於太監來說，不但看不出那裡少了兩點，反而還太過臃腫，所以，只能躬腰爬背，奴顏屈膝。

　　就在20幾年前，你如果跟一個普通的北京人聊天，他一定還會這樣說：哎呀，我個人算個啥？不是為了支援世界革命嘛？晚抱幾年孫子也是值得的。

　　北京人的政治覺悟從來如此。

　北京大概在政治里浸淫得太久了，抽不出身，轉不過腦袋，你看看指揮交通的“協管員”，穿戴整齊，一招一式，走的都是英武的路子，配着口中的“指揮”口令，活脫脫一個不願長大的紅衛兵，而只有這等革命激情，才是支撐他們高人一等的幻覺。

　　革命激情在公交售票員的報站中也有部分遺留，當然，你不用給我糾纏說有些報站的純粹就是老油子式的應付，因為根本聽不清他口裡嗚里哇啦說的是什麼，我說的是像化石一
樣的另一部分售票員，報站時還採用的是“很有激情地朗讀課文”，而且不僅是朗讀，簡直就是戲劇的說唱之一種。

　　常常都聽外地人抱怨北京人的廢話，我以為這是一種傳統，就是熱情加無聊造成的，所謂熱情，是一種遺傳，從關外帶進來的，外地人嘛，到了漢人地盤來做主，總得顯得大器些，難免就熱情，至於無聊，那是因為吃也沒什麼好吃，玩也沒什麼好玩，所以，好不容易見着個可以說話的對象，能浪費嗎？兩方面這麼一湊，當然就廢話連天了。

　　北京人一邊多廢話，一邊又偏偏不耐煩，根本不想對外地人或陌生人多說一句，嘟嚕着嘴聽不清報的站名，瞎喏喏不想給你服務的售貨員，總之，他們既像是沒有睡醒，又像是心如死灰，還像是積攢着一肚子壞水。總之，好像你前半生就欠着他一個什麼寶貝，或者，他高貴得就一直等着你去惹他。

　　一個地方的廢話是跟它的主持人數量相關的，這是我流浪多年發現的一個道理，到了北京就把這道理又上升為真理，因為北京的電視台最多，主持人也最多，都是一個職業，都要取悅觀眾，哪有那麼新鮮的話啊？於是，只有廢話不缺，而把廢話說得好的就是明星。

　　把北京人說的北京土話去掉京味兒，就成為了普通話，可這樣就沒了京味兒，北京人可不願意丟掉這個。聽他們京腔京韻地說話，常常都覺着很有趣兒，當然，他們的廢話和屁話除外。隨便記下些他們的日常口語吧：說“不重視”一般用“仨瓜倆棗兒”，說“胡同串子”意指“遊手好閒之輩”，“肝兒顫”是說“氣憤到了極點”，“丫挺兒”是罵人“丫頭養的”，而要說 “做事”、“西瓜”等字則把後一字讀輕聲，然後就是像離不了的甜醬一樣地使用兒化音。

　　老北京人大概室內生活太多，磕頭又太久了，所以多禮，販夫小卒也一樣，講個道理，說個章法，都是滿族旗人規矩，按着等級來的，大概剛見着漢族文化，有點先自吸收的喜不自勝。“動止中節，一言一行都有尺寸管着，卻又極自然，似乎不假約束——也是傳統社會做人的理想境界，到了這境界，禮儀行為即藝術化了。由技術而藝術，極人工反近天然，做人圓通之至倒令人不覺其圓通。‘禮’於是成了‘其人’的一部分。”(趙園《“北京人”種種》)

　　禮，慢慢就成為了知識，也就流於了世故，虛假。所以，北京人講求“自幼就深知主人們的眉眼高低，言語輕重，且熟諳京中各府邸之間的遠近親疏，絲絡瓜葛”，在普通人和流風上的表現，當然是要“懂場面兒”、“會維人兒”。

　　北京罵人不待見，何為“待見”？是說太監領着臣下去見皇帝，是被帶着去的，多容光啊！那麼不待見呢？就是自己去，沒有太監跟班，總之，用的是皇上的規格。

　　北京人的熱情很嚇人，一是敢應承，拍着胸脯，天大的事也敢答應下來，還容不得你表達什麼疑問呢！他已先給你打消完了，不就這麼點破事兒嗎？那誰誰誰？知道不？跟我什麼關係？你就不知道了吧？結果，這誰誰誰常常跟他八杆子也打不着。

　　第二是路遇着拉呱，風箏一樣地往天上放着，眼睛眯着，聽得仔細、專注極了，這專注還表現在一件事說10次，搞不清是他腦子有問題，還是他當你腦子有問題；或是，你不知怎麼就被他弄得腦子也有問題。總之，你只要跟他站一起了，就有義務聽他把話說完，可那話頭通常也像他手上的風箏，放上去一點，又收回來，再放，再收，還放，還收，可談的那事情就一直在天上那麼飄着……

　　這地兒的人，男男女女都抽中南海煙，我只能這樣解釋，他們愛北京，中南海是一個政治標識，是一種身份上的心照不宣，還有，他們逆來順受，本地就給他們造了這東西，所以要吃，最後加一條，這東西是按外國煙的口味來的，所以還假裝很時髦。

　　同樣是服務，廣州人想的是為你的錢服務，所以，哪怕給你裝孫子，他也想得通，照樣給你好臉子；上海人早年想不明白，現在也明了，她才不是簡單的售貨員，她是來幫助你的，把你當人，她也就是人了；只有北京人至今還橫豎想不明白：憑啥要給你好臉色？我一個賣貨的咋啦？誰還比誰矮半頭不成？

　　我覺着只有一個解釋：北京的封建社會要比外地長些。

　　北京時常也會給人一種保守和消極的印象，比如守着舊，房子與衣着，用具與生活方式，晚9點以後就回家之類；在急促的市場經濟潮流中，不思進取，想不到別的法子，步履蹣跚地跟着老體制走着，似乎這個地方只適合指揮別人，連走個路也帶着教訓，只是不針對自己，自己永遠正確，永遠可以不動腦子，規則永遠針對別人，我時常都要想起幾年前到處都在實施商品房政策了，北京的許多市民還在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單位的福利分房。

　　因為他們的自我中心意識，因為他們還拖在舊時代的草民道德或“封建禮教”的泥淖之中，他們比許多城市的人都更不像一個現代公民，或者在成長為現代公民的路上，他們的包袱要比別處人大得多。我得出這個結論甚至只需“我可告你了啊！”這一句話：他在教訓人，他是做穩了奴隸時的威脅，他在宣揚他的道德優越，他在炫耀，他可能會當告密者……

　　北京人不喜歡“小家碧玉”型的媳婦，這裡喜歡的姑娘都是要出得粗的，帶點勁的，至少屁股要長得一瓣是一瓣的，本土作家石康寫過一段關於北京姑娘的話最得我心——她正在跟人談到她的男友：瞧他那樣子，真叫我有勁也不會往他床上使，成天閒得發慌，就跑健身房練空手道，一練，還真靈，昨天晚上剛試着用我這修長的單腿對着他的小短腿比劃一下，誰知道立馬兒激起了他的性慾，撲上來就把我給強姦啦，你說這人缺不缺德？

　　北京城裡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官迷”，曹禺《北京人》中的陳媽是個典型，一個老媽子，居然看不起府外的任何人，值得欣賞，佩服!

　　二環路內住着的老北京人，一見有人打架就樂上了：噫！掐上了啊？這就好比戲開場了。二德子或是老八旗又有得看了，所以，小馬扎頓時就支上了，茶壺嘴也噙上了。

　　要成心給老北京人欣賞，你就必須真打。假使一個人服軟了，停了陣仗，老人一下就不樂意了：怎不掐啦？接着掐呀？那什麼呀？你就這麼放他走了？您您，說您啦，真就不找點兒回來？哎喲！你叫我這老臉哪兒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