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傷痕文學”到滿身硬傷的文學

－淺談文革以後中國思想文化的變遷

心言

三　市場經濟浪潮衝擊下文學的失落

曾幾何時，汪曾祺從多年積壓的舊稿里發現陳登科的美談消失了，進而出現的是門戶，流派和舊識等種種裙帶關係，文學界出現新人之難猶如上青天。如果沒有圈內人引見，任何人要踏入文學的名利場遠遠難於演藝界。誠然，演藝界出於對一些角色的氣質，年齡和外貌要求，導演在萬不得以的情況下必須要啟用新人。而文學界則由於讀者對某些作者的認知，往往傾向某種風格和某種題材的作品。但必須承認，文學創作同樣也有年齡的極限。一般好的長篇小說的最佳創作年齡在四十到五十歲之間，低於這個年限則缺乏對生活的深刻體驗，作品失之淺顯；高於這個年限則由於精力下降，記憶力減退等為寫作長篇巨著造成實際困難。詩歌的創作年齡要遠遠短於小說。但是，中國文壇的獨特風景遠遠不在這裡。讀者看到的是巴金等老一輩作家占據文壇長達幾十年之久，如果其早期名著為世人稱道的話，何不靠這些作品的版稅頤養天年，並且更為世人尊重，而把文壇領軍的重任讓給精力旺盛的下一代。而文壇新人中某些前輩的子女所占的比例和位置更令人瞠目，其中究竟有幾個寫得出堪稱文學的東西世人盡知。問題還遠遠不止這些，因為中國獨特的政治生態，任何作品都要為政治服務，否則就是冒天下之不諱。文革結束以後平反的一些作家們似乎並沒有改變這些遊戲規則，只不過又把他們個人的舊知新朋重又拉入圈內。

中國文壇需要改革嗎？單純追求利潤等同於改革嗎？

在國人幾乎全體驚詫高行健的“靈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同時，中國的文學作品還是在走幾十年形成的老套路，首先是政治上要求的典型人物典型故事，其次是人物性格鮮明，故事完美無缺。結果是一個時期的作品幾乎都在寫一個類似的故事，一個相似的人物。難得見到在題材和創作風格上有特性有突破的文學經典。往往是一個名作家定下調，其它人跟上去一窩蜂。改革初期雖然曾經引入意識流，黑色幽默等技巧，但由於大多數使用這些技巧的作家文字功底欠缺而曇花一現，而且既使再怎麼使出力氣也不過是重複人家早就玩過的花樣，根本就沒有考慮怎樣把這些技巧發揮得恰到好處。相反，一些人又開始玩弄文字上的小聰明，而忽視了其要表達的思想。所謂前衛作品更是遠離生活，根本就沒有任何生活根基。

直到一九九四年，文學創作以小說為例，一方面是以傳統的為政治服務的“正統”作品，一方面是描寫性壓抑，心理壓抑甚至大學生剛剛畢業就被“包養”的所謂先鋒作品。而詩歌則經歷了從朦朧詩到憂鬱詩，更有駱一禾和海子的宗教詩為代表的創作思想的演化。如果說其中一些傳統作品反映了現實生活一些問題的話，那麼那些前衛文學則越走距離生活越遠。

“小說選刊”九四年刊載了一篇女大學生到深圳後被包養的中篇小說以後，曾經引起很大爭議，同今天的身體文學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了。而駱一禾和海子的宗教詩則遠離國情和現實生活。我想，如果駱一禾不是這樣自認為“聖經”可以代替馬克思主義的話，而是帶着使命感真正走進生活，他或許不會因過度用腦導致突發性的腦出血而喪生。同樣，海子如果只停於“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話也不會自殺。再反觀與此同時的文學市場呢？有多少人，尤其是大學生們，認同這些所謂的前衛文學，多少人為海子，食指和顧城等人的極端行為喝彩，而完全忽視了現實生活？這不禁讓人感嘆，新時代的知識分子們，沒有經歷過“文革”那樣的浩劫本來值得慶幸，難道非要有強制性的“上山下鄉”才能體驗普通大眾的生活嗎？

最近讀到駱一禾的一些宗教詩我驚呆了。詩人的才華令人欽佩，但這畢竟不是心血來潮就能給中國找到的出路呀。躲在“詩刊”編輯部的金字塔里花費如此巨大的精力從事這些寫作時，他可曾想過到工廠去，農村去，看看工人農民和普通知識分子究竟需要什麼？而他的這些詩作居然被某些人捧為先知，要仰視的思想先鋒？

以一九九五年為分水嶺，中國文學創作開始走向趣味低下。先是一些女作者以閨中情結登場，接下來走向身體文學。在商家從炒作中牟取暴利的同時，文學界還是有批判聲音的，儘管無濟於事。“下半身”文學終於以其成名速度，爭議和暴利開啟了文學青年擠入圈內的靈感，接下來就全面侵入文學市場了。這時政府對出版行業的轉型也為商家提供了牟利的契機。一方面是政治上不可逾越的鴻溝完全限制着文學創作的思想深度，另一方面是剛剛放開的文學藝術創作的某些道德制約，中國文學藝術的消費者們終於可以拋棄政治說教的東西，而接觸欣賞消遣性的作品了，何況還有一個幾十年禁止的偷窺隱私約的欲望。

一個理想的文學市場應該是多元化的，通俗娛樂和高雅深沉的作品同在，而且應該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實事求是地講，只要由市場來調節，通俗性的作品就會遠較純文學的東西暢銷，這是十分客觀的現實。但是如果通俗作品沒有底限的話，整個社會的文化趨向就會失之淺薄。就是在市場經濟機制健全，行業規範完整的西方國家，國家對文化的投入和導向也是存在的，否則民族文化素質勢必降低，文化生活的庸俗將加深社會生活的腐化和庸俗。比如美國，文學新人的創作可以向政府設置的基金會提出申請，拿到資助以後按合同允諾寫的題材。資助額包括調查研究收取素材，工資和出版等基本開支。華裔作家ＡＭＹ　ＴＡＮ　和張純如都是得到政府資助才開始創作的。這樣上路以後就以對某一生活面的了解有了擅長，同時也發展出固定的讀者群。這樣出來的作家要改寫其它東西也並非易事，因為他們一旦涉及新的題材就要面臨陌生的讀者。相比之下，在“改革”的口號下，中國社會片面追求富裕的速度，這時政府把文化突然完全推給社會就立即面臨質量，品味和檔次等多重問題。雖然在市場需求下有些新人可以不再為圈內無人所困，但其作品的內容和質量就令人擔憂了。同時，出版社並沒有完全走向市場，編輯採選的作品還是可以由國家的資金來付印的，這樣以前的裙帶關係並沒有受到很大衝擊。這種情況下讀者看到的是什麼呢？一些是作者自費出版物，格調質量參差不齊，一些是用國家的錢出版的東西，贏虧都有國家來承擔。但是，這兩種實際上都是出版社強加給讀者的，以贏利為最大目標，結果就是瘋狂炒作後慘不忍讀的一些東西。其中更有個別作者因道德意識欠缺而剽竊，問題發生後出版社的編輯還會挺身而出，詆毀原作者。可能已經有人發現，現在凡是網絡上炒熱的東西，實際讀起來品味，內容和文字功底都沒有多少可夸之處。國家一級出版社出“沙床”“青狐”這類東西將來是要成為業內笑話的時。當然，人們也都知道，中國何時不是前一個時期盛行的東西過後就是飯後的笑談。

網絡文學作為一個新興的形式出現，很多專業人士至今都不看好。但是必須承認，網絡事實上對文學的多元化是有很多正面影響的。比如舊體詩和文言文，如果沒有網絡的話根本就沒有面世的可能。一些感性文字，小資溫情的東西比較流行是與網上讀者群的需要分不開的。很多人上網其實就是利用工作的間隙和業餘有限的時間，以消遣為主。指望網上有很多讀者熱衷於對深刻嚴肅的題材進行思考性的閱讀是不現實的。但令人擔憂的是，無論網上作品還是書面出版物，不僅沒有任何創作技巧上的突破，而且大多粗製濫造，這對文學創作和民族文化素質的傷害是最大的。

值得慶幸的是，無論承受了商家多大壓力，批評屆始終拒絕為通俗文學，特別是後八十年代文學服務。也就是說一旦讀者膩煩，現在很多炙手可熱的流行作品都不會在文學上占有任何地位。隨著人們對改革以來出現的失誤和問題不斷反省，思想理論的突破是完全可能的，整個社會也不甘永遠沉溺於低級趣味的文化現象。目前很多中文網站讀者對過度描寫性的作品的抵制就是很好的開端。一旦人們意識到浮躁淺顯的文化快餐無助其克服生活中脆弱的情感，鼓勵人們熱愛生活，奮進向上，有藝術品味的作品就會受到歡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