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論史』永懷希望者與永處絕望者——胡適與魯迅

作者：班布爾汗 提交日期：2003-6-24 15:32:00
　　
　　胡適與魯迅，兩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在文化層面上，若說“激進”，可以說是針尖對麥芒，不分軒輊。但在隨後的日子裡，兩人從隔膜到生疏到分道揚鑣，直至近乎敵人。如果以官方的說法，那是因為胡適逐漸被國民黨反動派收買，成為“過河卒子”，是“與有權勢者相勾結，扼殺中國的新生力量”，而魯迅，則一直是站在“勞苦大眾”一方，決絕的與有權勢者作着毫不妥協的鬥爭。兩者一個是在後退另一個是在不斷前進。成為敵對，那就毫不奇怪了。
　　可如果歷史人物或是歷史事件都是如此概念化的，如教科書般的解釋，容易倒是容易，淺陋卻也是一定的了。到現在為止，《魯迅全集》可以買到，但其中被抽掉的文章或章節卻不在少數，《胡適全集》雖在市面上也有銷售，但被閹割的更不成樣子，在“繼承文化遺產”的婊子牌坊之後，有着極為卑鄙的“取其糟粕，去其精華的”的用心。但既然已經把東西擺在那裡，雖然沒有魯迅來特意標出“黨老爺的蹄印”，不想欲蓋彌彰，也是困難的。
　　兩人在文化層面上有着相同的追求。都曾經希望用文化改變國民性，然後在國民性改造的基礎上，改變中國的政治。一個從詩入手，一個以小說作先鋒，都從默默無聞而名聲大噪，成為文化上的“旗手”。文化是他們的當務之急，而政治則仿佛還很遙遠。而最初的志同道合，由於他們年輕時所不同的經歷，很快就出現了變奏，終於在不斷深的介入到政治而凸現出來，分道揚鑣的命運已經是註定的了。
　　魯迅早年留學於日本學醫，起因是父親被中醫所誤，要去學習先進的西醫科學，但在一次看電影時，受到了強烈的刺激，明白了“治療精神比治療軀體更為重要”，於是決定棄醫從文“改造國民性”，但因為父親的死，他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已完全的不信任，並進而對於一切都有着深刻的懷疑，他這時已經準備好要對一切醜惡開戰了。從始至終，他都沒有走出文化的層面，文化是追求完美的，於是他設想了一個“烏托邦”，然後以此為基礎用醫生的眼睛來審視自己的國家，洞察力之驚人連他自己都感到不堪負重，他發現了太多的醜惡，揭露得越多自己便越陷入絕望。終其一生，他單槍匹馬的與黑暗戰鬥，但如何去尋找光明，至死也沒有尋到道路。
　　而胡適早年就讀於上海中國公學，辦《竟業旬報》，讀梁啓超、嚴復的文章，認為自己所長就是在人文科學，要救國自己也只能走這條路。留學於美國後，所學先是農業，但他壓根對於農業沒有興趣，只是迫於二哥認為文科太虛，不如學農科對國家建設有利的壓力才被迫為之，但期間不停的到文學院聽課，最後，在一次“果樹學”實驗失敗之後，他想到“我勉力學農，是否鑄成大錯呢？……我對這些蘋果還是可以勉強分類和應付考試的，但我深知考試之後，不出兩三天——至多一周，我會把那些當時有四五百種蘋果的分類，還是要忘得一乾二淨……，所以我認為學農實在施違背了我個人的興趣……因此我在後來的公開演講中，便時時告誡青年，勸他們對他們自己前途的選擇，千萬不要以社會時尚或社會國家之需要為標準。”。於是不顧兄長的反對轉學到文學院，一學就是七年，受了完整的西方人文教育，期間，參加各種活動，包括美國總統的選舉都“比一個美國人都興奮”的參與，從而不但從學理，而且從實踐堅定了對於民主制度的信仰。
　　兩人從文的經歷相同，但胡適並不是因為刺激而有了在文化上的責任感，而是首先服從興趣，在學習的同時，把自己“全盤西化”了一遍，之後覺得“古老中國這位絕色美人，一旦接受全面現代化的洗禮，登上世界大舞台，必定會處於不敗之地”。他已確定，在現在世界，歐美式的民主雖然不是完美，但卻是最好的制度，中國要有這樣的制度才能富強，在改革制度之前，必須對習慣了幾千年專制統治的國民性進行“全盤西化”也就是全盤現代化的改變。他的目標明確並且相信這目標總會實現，為實現目標而要走的路也矢志不移，因此他的一生都充滿希望。
　　 兩人都從文化起步，但魯迅始終注視着文化，而胡適則更多的關注政治，一個追求完美，一個只圖“不要太壞”。完美導致絕望，而“不要太壞”則總會激發希望，他們之間有了不可逾越的鴻溝。
　　有着“烏托邦”情節的魯迅是孤獨的，因為有心中的“烏托邦”，他的目光太敏銳了，他的言語也最為讓人難以接受，中國在面對魯迅時是崇尚中庸的國度，何時能夠容忍如他這樣對於國民的性格挖掘得深入骨髓的人？何況，他還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人們開始對於他進行圍剿和封鎖，盡當時所能夠使用的手段讓他閉嘴，直至窒息。魯迅不斷的被刺傷，也不斷的用手中的筆去回擊，但越回擊心中的困惑也越大——中國的前途在那裡？蓬勃興起的共產黨是中國未來的希望吧？但它名下的“左聯”卻仍是由翻了身的奴隸作“奴隸總管”來進行壓迫。魯迅一面出於道義而支持共產黨的革命，一方面卻也懷疑自己所支持的會是走向自己所希望的“烏托邦”。他鍾情於蘇聯這個新生的“工農國家”，在無法得到蘇聯真實情況的前提下，對其進行讚美，但對其文化專制卻表現出懷疑與不滿，甚至對於早已被斯大林打入十八層地獄的托洛斯基的文學思想表示讚許。他不願意把宣傳和文學等同起來，因此在“左聯”中，他始終是“橫站”着的，在向前衝鋒時，還不時的防備身後射來的毒箭。無論是原有的奴隸主還是通過“革命”而獲得的奴役他人權力的奴隸都容不下他，他同時面對着兩方面的壓迫
　　希望中國真正建立民主法制並從而保障自由的胡適，也是孤獨的。他的民主、法制思想不為當權者所接受，也不為“革命者”所接受，那麼要想影響這兩大團體所控制的民眾更是難上加難。中國要麼隱忍於黑暗，要麼在黑暗中進行更為黑暗的破壞，而進行光明的建設卻總是沒幾個人願意去干。革命先驅孫中山一生受盡打擊，但在死後卻被自己的黨徒塑造為“偉光正”的無上完人，他的“三民主義”也被奉為聖經，以此來進行“一黨專政”。胡適對這種以黨專制代替家族專制的行為，進行批判，結果被罵為“反革命”，差點被“查辦”；好朋友陳獨秀成立了共產黨，主張民眾暴力革命，1925年北京抗議段祺瑞政府的民眾放火燒掉了為段政府說話的《晨報》，陳獨秀認為“該燒”，胡適給陳寫信說“《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裡為是為非，絕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因為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為非，而同乎我者未必既是……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和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而以民眾代表自居的革命者，怎麼會聽這種“為反動政府張目”的言論？由於德國和蘇聯的強大，中國知識界普遍掀起了一股崇尚 “獨裁”的思潮，他的很多朋友都鼓吹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原本與蔣介石私交不錯的胡適幾乎是單兵與昔日的朋友們論戰，他推崇漸進改良，為了改良也會對政府做出妥協，但在原則問題上卻不肯讓步，昔日的朋友不能理解他，昔日的敵人也說他“是奴才為主子拍馬屁拍在了馬腳上。”這樣的事情不勝枚舉，在對待魯迅時的 “中庸”的中國在對待胡適時又變得極為激進：你要麼完全支持反革命的獨裁，要麼接受革命的獨裁，站在中間，便要腹背受敵。“我的朋友胡適之”在當時是一個流行，卻也是一個笑談，自詡為是胡適的朋友的人極多，而真正與他志同道合者卻少之又少。
　　魯迅在不停的抗爭、揭露、還擊中精疲力盡的倒下了，倒在中國內憂外患的1936年，他的年紀並不大，但已經耗盡了全部的生命，他用自己的作為蠟燭，希圖照亮中國人的心。但在他死去的時候，他對這一切已經絕望了。他似乎已經知道，簇擁在自己周圍的人們，只會利用自己去做自己最為痛恨的事情。他的葬禮隆重盛大，數千人來為他送行，而為他送行的人中，就有將“魯迅精神”踏在腳下，踩着他的屍骨爬上“奴隸主”的位置。他真正的精神衣缽繼承者被最推崇他的人打入地獄，他就如自己所批判過的“牌坊”一樣，成為了一個牌坊。
　　而這個時候，胡適還很健康的活着。還準備去接受更多的圍攻以及失望與希望反覆沉浮的折磨。日本的入侵，他以愛國者的熱情接受政府委託成為駐美大使，爭取美國的對華援助。日本官方輿論驚呼：“日本需要派出三個人一同使美，才可低檔得住胡適。那三個人是鶴見佑輔、石井菊次郎和松剛洋佑。鶴見是文學的，石井是經濟的，松剛則是雄辯的。”但中國的軍隊卻不想中國的文人那樣為日本人所敬畏，抗戰進行了八年之後慘勝。中國已經滿目瘡痍，民國時所取得的成就幾乎蕩然無存。雖然政府承諾結束“訓政”，頒布憲法，胡適為這部憲法嘔心瀝血，對於中國的的未來又充滿了希望，但很快他的希望又被政府的自食其言而擊垮。國共內戰不可避免了，他咬着牙作着最後的努力，發表《兩種根部不同的政黨》，希望國共雙方在容忍異己的雅量上，採取合作諒解的態度，共同推動中國政治的大革新，度過政治危機，共同把中國建設好。然而交戰雙方所在以的都是自己的“黨國”，中國如何又豈放在心上？四年內戰之後，國民黨倒台了，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拒絕了朋友的勸說，也拒絕了共產黨在西山為他一人播放的勸他留下的廣播，匆匆留下了一句：“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的話，南下，之後，又遠渡美國。
　　按說，他現在應該絕望了，但他不，大陸沒有了他的陣地，他立足在了國民當繼續統治的台灣，開始支持《自由中國》雜誌和“自由中國”運動，在大陸進行批判胡適的運動時，他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說道：“依我個人的看法，這六年來大陸上不斷的洗腦運動，特別是最近一年來大規模的洗腦運動，都只有一個同樣的歷史意義，這個歷史意義就是：在近四十年前開始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又稱作‘新思潮運動’、‘新文化運動’，最普通但是最不正確的名稱是‘五四運動’，——居然養成了並且明顯的留下了不少抗毒防腐的力量，到今天還被認為作‘馬克思主義的死敵’，還被認作馬克思主義者在戰線上‘最主要、最狡猾的敵人。’”而對於幾乎與大陸同步在台灣掀起的不指名道性清算“胡適幽靈”的運動，他更是四兩撥千金的說道：“大家不防再提倡公開討論，我們走的還是到自由之路，還是到奴役之路？……由這一點想，我們還是應由幾個人來替全國五萬萬人來計劃呢？還是由五萬萬人靠兩支手、一個腦自己建設一個自由經濟呢？……我們應該自己‘洗腦’，被別人洗腦是不行的，我以為我們要自己‘洗腦’才有用。”他還是樂觀的，還在自己的心中保持着希望。在國民黨鎮壓“自由中國”運動，逮捕雷震之後，他喊出了：“大失望！大失望！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心臟病復發住院，似乎是絕望了，卻也只是對蔣介石政府的絕望，但他在日後不停的生病住院之間，仍然不厭其煩的提倡他所一直推崇的西方文化和制度，他如同一個執拗的宗教徒，在最為黑暗的時候仍然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永恆的真理。 1962年，胡適死於突發性心臟病，“文革”與“美麗島”他都沒有看到。
　　 魯迅死在絕望當中，死在努力一生而看不到希望的絕望當中；胡適死在希望當中，死在努力一生看到希望在遠處閃爍的希望當中。無論希望與絕望，他們都已死了，都在歷史的風塵中看着後人們進行着希望和絕望的努力。
　　 2003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