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國文化部部長王蒙廣州中山大學，與大學生們探討中國文學問題，提到有數據顯示，作家的自殺率達7%，遠遠高於畫家及音樂家，一語驚人：“中國作家為什麼偉大的不多？就是因為作家自殺的太少了！”

普通讀者可以說“欲成偉大先需自殺”，但是王蒙先生在說這句話前，顯然是沒有考慮到自己的立場。在他說完這句話後，可能想到了這麼說會危急自身，又立即補上了一句：“我也屬於可憐的愚昧者，做不成也不會去自殺！”既然如此，該誰去自殺？想成為偉大作家的年輕人？

　　從日本的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西方的茨威格、法捷耶夫、葉賽寧、傑克·倫敦，中國的屈原，王國維，鄧拓，傅雷……確實有許多作家，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

　　有的作家很偉大，也有的偉大的作家自殺了，但是以為自殺了就能成為偉大作家的，無疑是和“欲練神功，揮刀自宮”一樣的妄想，其結果很可能是“縱然自宮，未必成功。”

於是有網友問：“王蒙先生，你為什麼不自殺？”

　　從王蒙先生的身份來說，他不是沒有自殺的機會：他年輕時寫了《組織部來的年輕人》，寫《青春萬歲》，一舉成名。不過那時他似乎沒有想過通過自殺來成為偉大的藝術家。之後他又寫了一系列大作，聲名日隆，自殺成名為真正的大家的時候來了，然而他當了文化部的部長；九十年代末，他不再做部長了，應該可以自殺了吧？誰知有一個叫海子的詩人，先在北戴河自殺了。直到二十一世紀，2005年，他跳出來說“中國沒偉大作家，是因為作家自殺的太少了。”然後，可能想到了這麼說會危急自身，又立即補上了一句：“我也屬於可憐的愚昧者，做不成也不會去自殺！”

雖然有人稱，用艾森克個性問卷（EPQ）對藝術家、作家進行測試，發現作家在概念過度包涵、怪異思想上和精神病人極其相似。並列舉了人類歷史上300名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得出的結論是：小說家中有46％患有嚴重的精神病理毛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納、海明威、普魯斯特、勞倫斯、卡夫卡、司湯達、福樓拜、莫里哀、托馬斯·曼等不勝枚數；更有7%著名作家自殺：包括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茨威格、法捷耶夫、葉賽寧、傑克·倫敦……

然而，並非偶然的是，這些作家恰恰是在一生中最健康的時期創作出他們最好的作品，他們是在完成了偉大的事業之後才得精神病的。

在《你往何處去》中有一段情節，暴君尼祿感嘆他沒寫出荷馬似的巨著，就有佞臣諂媚說，“那是因為沒有一座燃燒的特洛伊”給他，之後就發生了著名的“暴君焚城錄”。當然，就算再燒掉十座同樣偉大的城市，尼祿也還是寫不出一部《奧德修斯》或是《特洛伊》。

古今知名者論自殺

著名的法國哲學家加繆曾經在他的隨筆《西西弗的神話》中這樣說道：“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加繆本人並不贊成自殺的，但卻對它給予給大的關注。

　　英國的J.K.哲羅姆在他的《智者諧話》這樣說：“我們30歲上既不憎惡，也不悲悽，既不歡樂，也不失望，不再像我們十幾歲時那樣了，我們失意卻不會去自殺，我們暢飲成功的美酒卻不會喝醉。”

　　弗洛伊德則指出，“死的本能的本性是緘默的”，死本能既表現出毀滅對手的願望——這種毀滅也許僅限於憤恨，怨惡，也表現為自殺，自虛，自我懲罰和自我譴責等以自身為對象的破壞欲。（《弗洛伊德後期著作選》）

　　維特根斯坦這樣解釋他的入伍動機：“因為我有自殺傾向，而沒有比戰爭更好的自殺方式了。”

　　紀伯倫說，“當你解答了生命的一切奧秘，你就渴望死亡，因為它不過是生命的另一個奧秘。生和死是勇敢的兩種最高貴的表現。”

　　海明威則是這樣說的。“一切故事，講到相當長度，都是以死結束。”

　　比起西方的哲人，中國傳統中的儒家將着眼點放在現世的生命上，強調生的價值與意義，孔子曾說，“不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同時儒家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也。”

　　雖然儒家也提倡“死有重於泰山”，《孟子·盡心上》指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孟子·告子上》更提出“捨生而取義”的價值觀，以為“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然而從中國的整個哲學上來說，是傾向“好死不如賴活着”。

近年來自殺的作家包括

著名詩人海子。於山海關臥軌自盡。
　　著名詩人顧城在移居新西蘭某島後，砍死其妻並自盡。
　　北京大學詩人戈麥在圓明園附近投水自殺；另一位北大詩人海語在山海關附近臥軌自殺；
　　以“報告文學之父”著稱中國文壇的詩人、作家徐遲在醫院跳樓自殺身亡。
　　以《南京大屠殺》而“終結了日本對南京的第二次強暴”的張純如女士，在家中飲彈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