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茜：我上海的一天

(2005-06-28)

　　（聯合早報網訊）陳文茜發表在台灣中國時報六月二十八日的文章，轉載如下：

　　我在上海，對着台北的你說話。我正「翻譯」着你，被出生地牽絆、被命運網住的你。你像一隻動彈不得的蜘蛛，慣性地依戀於脆弱的網上。雖然明知它一彈就破，但一隻沒有生命力的昆蟲，飛不走，更飛不遠；每一次的展翅揚翼，後面都是斷羽。你只敢停留，也只熟悉停留；雖然聰慧如你，且明知此去留不長，但你還是乖乖選擇讓「昔日」決定了你的一切。

　　上海是一個離散的城市，屬於一個離散的世紀，但她一點也不悲愴。全球化，讓一些人不斷地離開他的舊居地；每一個離散都代表着與昔日無情地告別，同時又與未來熱切的擁抱。借居上海，相隔兩地，我看着兩個我，一個怯懦不願改變的我，與一個已等不及要奔放的我；分裂成兩半，卡住了我全部的人生。

　　在上海，我遇見本世紀世界性的第一批新移民。他們正回頭咀嚼一百年前一群勇敢的舊移民所留下的文明。上海永遠屬於勇者與智者，十九世紀未拋下江南庭園的地主，五○年代預知戰亂的逃離難民，以及近十年從全世界湧入的新居者。上海不屬於任何一個文明，它永遠在過渡，從傳統過渡到現代，從沒落過渡到繁華，從一個文明過渡到另一個文明。她的周遭事物時時刻刻在變，沒有「文化的界線」，只有人性弱點的界線。上海不屬於弱者，至少不屬於捨不得割捨昔日的弱者。

　　在上海的一天，必須同時經歷一個膨脹的我與分裂的我。每一個上海人都活在無窮的可能性中，那怕只過客一日的旅客都可輕易沾染這種膨脹性。全中國有五百萬個畫家，一旦落腳上海，蘇州河旁的文化產區藝廊，使他有機會向外國收藏客高價賣出人生第一份畫作；外灘三號畫廊將一名沒沒無聞的窮小子捧成收銀子都來不及畫作完成的國際名家。

　　一個德國作家這麼寫着，「在上海，我們每天都在接受驚奇。」

　　沒有人在等待平凡，也沒有人相信平凡。上海的六月天，自是悶熱，但人們習慣性講的話，「做了再說」，就這麼推着上海日日改變風貌。

　　一個台北人來到上海，好象不得不意識自己的「死亡」；在台北人們只能等待時間將青春腐蝕，直至某日終歸滅跡。我的台北朋友們已這樣過日子很久了，每天參加不同的派對，講相同的廢話，做十年來一成不變的事。在一個幾近「死亡」的城市中，我們都像「長錯了一根骨頭」的孽種，沒得超脫。

　　走在上海瑞金路上，兩排梧桐樹，葉片斗大，葉兒相銜，圈成拱形的翠綠天然花架，遠望像一場喜宴婚禮，祝福行將穿過的旅人；每個路經之人都是被上天祈福的新郎新娘們。路旁老店還沒完全翻新，但有些台北沒有的文化質感美術店，已然開張。櫥窗中一個形式簡單的Art Deco小凳，上鋪一張綠底白紋的美術紙，燈打其上，上海綠像跳起了芭蕾，不同角度，亮着不同層次的綠光。上海連顏色都有着變化，為什麼台北人如此害怕改變呢？

　　在上海，碰見許多喜愛我的電視觀眾，十個有九個勸我放棄台北的一切。「你在電視上繞來繞去，說的都是同一個事實，台灣正一步一步地衰退；但說完了，你能改變嗎？有權力的人願意改變嗎？」我和他們對話，好似一名「死者」正坐在我的對面，無精打采地看着我；而那個「死者」正是昔日的我，無法脫離台北的，分裂的我。

　　從大歷史角度看，上海正主宰着未來世界的一部份，這和台北恰恰好相反。台北正蔓延着一種宿命的疾病，每次「重大」事件的發作，都預言着衰落；上海好似台北遺落的那一半；每個驚奇，都像一面鏡子，告知台北昔日繁華已去，花紅不再；只問居住其間的我們，敢不敢逃離？

　　寫上海的一天，很像托爾斯泰敘述《我生命中的一天》。剛開始托爾斯泰只在描述他某日的生活景觀，一個簡單生活記錄；但寫這一天卻足足寫了一個月，他發現永遠無法完成。因為他意外一天所遭遇的事物關涉整個人生；更糟糕的是，某些經驗會隨着時間與空間而改變。往往我們本想記錄一天的表象，比如記錄上海的街景與時尚；可是潛在於人心靈深處的「真實性」卻溢出這些表象，成了那一天主要的經驗。

　　在上海的一天，我想起「尹雪艷」。她從上海到台北，只為了預言「一切皆空」。在一場不可逃避的悲劇中，「尹雪艷」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個九，徐徐的噴着煙圈，以悲天憫人的眼光看着她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壯年的、曾經叱咤風雲的、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狂熱的互相斯殺。尹雪艷總也不老，今日她若再活着能從台北回到上海，她將預言什麼？「花雖無百日紅」，但總再能求紅？

　　或許吧！在台北的我，太忙了，沒有時間意識孤獨。唯有歡樂的上海，讓我想起台北的孤獨。

　　原來我翻譯的不是你，是我自己。我的童年、我的現在、我的未來。這是一個離散的世紀，兩座彼此陌生的城市，把一個活生生的我離散了。

　　搭乘返回台北的飛機，浪跡上海一天后，轉返故鄉，台北正以冰冷的懷抱等待着我。等待着每一個惦念她，又改變不了她的歸鄉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