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在家，沒有計劃上班。早晨小蓋兒媽媽來電話，他們在電話上聊了很長時間。我們的早餐推遲了，小蓋兒照例在廁所蹲了很長時間，出發比平時晚了半個小時。剛出門一會兒，他又敲門，說到了地鐵站發現沒帶車票，回來拿。我則繼續工作。沒過幾分鐘，他又回來了，說根本走不了，地鐵出事了。我說你是懶驢上磨，不想上班吧。他說，是真的，並趕忙找遙控器打開電視，沒等調準台，電話響了，又是小蓋兒的媽媽。她已經從以色列的新聞上聽到了消息，擔心小蓋兒正在地鐵上。

電視上一片混亂，大大的一行“爆炸性新聞”。屏幕上到處都是警察戒嚴的黃帶子。事情剛剛發生不久，記者有些不知所措，站在現場一遍又一遍地嘮叨着同樣的幾句話，顯然他們也鬧不清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也趕緊往家裡打電話。老媽還沒看新聞，加上女兒沒事兒，她也沒有受到驚動。我又撥打朋友們的電話，都是占線。終於撥通了一個，卻又不知說什麼。其實就是為了問個平安，聽到對方在電話上，也就沒有了問的必要，只是匆匆說一句：既然活着就好，多保重吧。於是又開始瘋狂地撥打其他人的號碼。撥不到的就發短信。果然收到了回信，多數人都在家。只有馬克出事時在一輛地鐵上，稀里糊塗地給轟出來了，找不到回家的車，現在正在大街上晃悠。

BBC上在講可能是電路的問題。我說那不可能，電路出了問題，那麼多車站同時出事的可能性不大。另外，電路的問題最多鬧個急剎車什麼的，不大可能有這麼厲害的爆炸。小蓋兒看我儼然一副電工的表情，表示半信半疑。小蓋兒有經驗，趕快上網查其他國家的新聞，他說一般出了恐怖活動，國外的新聞往往會更快一些，他們會連所有的謠言一起報；可是在恐怖活動發生的國家，則會更謹慎一些。果不其然，紐約時報附了更多的照片，而且斷言是恐怖襲擊。以色列的報道則比倫敦快了好幾拍，傷亡人數大大超過倫敦的兩個，爆炸的地點也很多，仿佛全英國都給炸得稀里嘩啦。小蓋兒說，看來一時半會兒也弄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還是等到下午再查查看吧。

我開始接着工作，但是不可能集中精力，一個勁兒地跟小蓋兒說，以後你上班我也上班，要出事一起出事。萬一你今天提前走了半了小時，出事的時候就正好到了Russell Square。那我不就該急死了。小蓋兒又想起一個朋友在UCL工作，離出事的地方也不遠，趕快打電話過去，老兄早晨根本就沒起來，也談不上什麼出事。

沒過四十分鐘，我們就又不約而同地做到了電視前。一輛公共汽車也炸了。這下不可能是電路的問題，肯定是恐怖襲擊了。小蓋兒開始買我的帳。看着血淋淋的人從救護車上下來，我忍不住和小蓋兒擠在一塊。我也開始任由自己的想象力馳騁：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你的福氣以後會多起來。另外，我是大地震的逃生者，應該已經很有福氣了。這樣，我們持平了。小蓋兒說，沒有必要把他跟這件事聯繫起來，要說大難這根本算不上。他在以色列服兵役的時候所在的崗哨遭到巴勒斯坦人掃射。那時他剛剛調離一星期，沒趕上，應該算是萬幸。

午飯時看了布萊爾的講話，覺得他看上去老了很多。出了這樣的事，布萊爾說不要驚慌，有事他來想辦法解決。我覺得聽他的講話時，自己象個孩子，有了家大人的一句話，仿佛就沒有過不去的坎兒了。

小蓋兒要去超市買燈泡兒。我說不能出去。小蓋兒要堅持，那我就決定跟着一塊去。

出了家門，雨仍然淅淅瀝瀝的，從天到地都是又陰又濕。這哪裡像7月天，甚至冷得有些刺骨。有了雨水的潤澤，那園子裡的鮮花都開得水靈靈的，一切仍然那麼平靜，倒是給人一些安慰。

大街上仍然有車，121路公共汽車不穿過市中心，仍然在跑。雖然看不見幾個行人，但是都在一邊步行一邊打手機。地鐵站的大柵欄門關得緊緊的。我想起昨天出地鐵站的時候看見門口樹了兩個牌子：左邊是祝賀倫敦申奧成功；右邊是警方捉拿搶劫犯的通知。當時就來了靈感，想寫一篇《這就是倫敦》的文章。對倫敦人的“酷”作一番調侃。今天那兩個牌子已經撤去，換上了地鐵停運的牌子，還是那麼工工整整的小字，站得遠點兒幾乎看不清寫得什麼。

到了超市一切照舊。賣東西的人還是那麼慢悠悠。我和小蓋兒排在隊尾，看到店門口放了兩疊報紙。申奧成功的那疊已經讓人拿得剩不下幾張了，恐怖襲擊的那疊幾乎沒有動。怎麼會這樣，我分析，恐怖襲擊的那張肯定是新出的。加上有這麼多的電視直播，又沒有必要坐地鐵，也就沒有什麼人去拿那報紙了。隊排得很長，人們的臉也拉得很長，周圍很安靜。小蓋兒說，這種情況在以色列不可能。以色列每次出了恐怖襲擊，生人見了面也一定要談兩句，主要是大家都情緒緊張，都需要傾吐。

從超市出來，我們又去附近的一家小店。小店裡的電視正在播報倫敦金融市場的消息。受訪的人說金融市場價格只在今天開盤時下跌了一些，但是到這個時候已經反彈了。交易商們很難就此判斷還會有新一輪的襲擊，所以他們不會恐慌。倫敦的金融小子們很有韌性。我說，還不如說死幾十個人驚動不了交易商，他們很缺乏仁性呢。

店門口幾個半大小子晃來晃去，平日裡這個時候他們都該在學校。幾個人操着很重的倫敦口音，交換着什麼地方死了幾個人的信息。尷尬的年齡，尷尬的談話。進進出出的大人們都忙着走路，無視他們的存在。

回家路上，忽然想起上周末在大衛家吃飯，說他的小兒子星期四要演出話劇。趁着同事都在，大家七嘴八舌地給他的服裝出主意。小孩子要演的角色是二戰期間德國轟炸倫敦時的一個小男孩，所以他應該裝扮成四十年代小學生的模樣。褲子要剪到膝蓋，上衣要穿白襯衫，外套是一個大人的西裝，頭上頂着個小鴨舌帽，書包是個很舊的學生皮包，手裡要拎着一個行李箱。都裝扮齊備，孩子就變成活脫脫的一個小大人兒，實在可愛。忽然一個同事說，二戰的時候的孩子都該有一個行李卡，上面寫上名字和從哪裡來。如果出現緊急疏散，所有的孩子都給送到鄉下。這個行李卡就是最重要的身份證明，孩子回家認親就靠它了。今天恰好是星期四，倫敦真地給炸了，孩子當然不會給疏散走，但是他的話劇不知是否演成了。我沒有打電話去問，不想惹得那個萬一沒演成戲的小孩子沮喪。

到了家，電視還在連續播報，新聞上的恐怖氣氛更強了，更多的消息透露出來，更多的人接受採訪。有多少人恨不得在出事的時候遠離爆炸現場，在出事後又恨不能把自己跟這事件拉得近一些？為什麼會這樣，不知道。也許是像我一樣，期望能有後福吧。現在，這恐怖事件的效果正在慢慢滲透，電視上的英國人個個低頭，仿佛要把所有的驚懼都壓在脖子低下。有報道說，WH Smith的倫敦街道地圖已經一搶而光，看來大家都要走路回家了。住得遠的人則在附近的酒館坐下來，給旅店打電話訂房間。不知道走路的人今晚幾點才能到家，住店的人能不能找到地方，明天他們還上不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