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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早晨(四個漫長的日子之前)，我騎車去上班。我覺得不是特別舒服。天上下着毛毛
細雨。我有些宿醉未醒。接下來專欄寫什麼，我心裡沒譜。前一天晚上，我去參加了一場
晚會，慶祝我寫的《馬丁•盧克斯》（Martin Lukes）一書的發行。晚會上那幾個小時星
光璀燦，我興致很高，覺得自己簡直就是宇宙的中心，葡萄酒就自然灌了不少。

當時，我想寫點和虛榮、自我、成功有關的文章。我想根據自己在鎂光燈下的三秒鐘歷，
描述我們會多麼容易受誘惑，相信別人說的好話。要是一直都生活在鎂光燈下，那該對自
己產生多大影響啊。要是真是當上顯要人物，你說什麼話周圍都有人唯唯稱是，那該是什
麼樣的感覺？顯然，我的(顯而易見的)結論是，每個成功人士周圍都應有個“啄木鳥”。

這只是一點想法，要變成篇文章，還要花不少功夫。不過我先沒有動筆寫文章，而是發了
幾封油腔滑調的郵件，說到了前夜的經歷。然後我想去喝點咖啡，吃點丹麥酥皮餅，喝一
杯減肥可樂。我開始找我的食堂飯卡，把自己的手袋翻了個底朝天，還是找不到，於是在
樓里四處張望，看有沒有人能把卡借我用一下。

在新聞中心，有一群人站在電視機前。地鐵和公共汽車上有人放炸彈了。有人談到了基地
組織。

上帝啊，我的女兒怎樣了，我想。今天早晨我有兩個女兒坐地鐵去上學，要經過倫敦心。
我丈夫的雜誌《前景》（Prospect）就在布盧姆斯伯里（Bloomsbury）, 離兩處爆炸地都
是咫尺之遙。我知道我女兒此時應該平安地到達學校，我丈夫也應該睡眼惺忪，穿着睡衣在家晃悠，但我還得核實一下。

後來發現他們確實都平安無事。接下來我該幹什麼呢？看着熟悉的倫敦街道上，人們躺在
擔架上，還有一輛公共汽車的車頂都被炸飛，在這些電視畫面面前，辦公室早晨這些平凡的細節都已經沒有了任何意義：丹麥酥皮餅、“烘烤”到一半的專欄，或是食堂飯卡不見了。

這類事情讓任何人都會不知所措。我們震驚，我們恐懼，我們同情。但也因為發生了重大
事件，會讓人激動不已，隨即又為之感到內疚，覺得不該為這種可怕的事情感到激動。

倫敦人的麻煩是，他們很難把這種事情歸咎於誰。這是不是愛爾蘭共和軍的炸彈？若是如此，那麼也就是為涉身其中的人感到震驚，然後就自豪地繼續自己的生活。

或者這是另外一回事，會牽動美國“9.11”恐怖襲擊的神經？這是不是真正的恐怖襲擊？
倫敦人對此已經早有心理準備，但真的發生了，卻需要更大程度的心理轉換。

還有，到底傷亡程度如何？多少人喪生了？似乎沒有人知道。

中午，我們都擠過去看托尼•布萊爾首相（Tony Blair）發表全國電視講話。我們這一群
以冷嘲熱諷見長的記者都在一旁看着，一言不發。我對他說的話感到震驚，但是我思想的
某個地方在鬥爭，想努力擺脫把布萊爾模仿得惟妙惟肖的羅里•布萊姆諾（Rory Bremner）的形象。

我開始有些不耐煩，受不了他從句之間的停頓。這些停頓太長，以至於駕駛公共汽車都可
以從中穿過。但一說到公共汽車，立即讓人想起那輛頂部被炸飛的雙層大巴。

當你平平安安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而外面不斷發生這些事件，我們該採用何種語調呢？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後，要過多久我們才能談論其它事情呢？要多少時間以後，我們才可以
笑呢？

到了午飯時候，工作日似乎已經停止了。沒有公關公司的新聞發布稿了。也沒有手機聲
了。會議被取消了，這很不錯，但也讓人覺得不祥。

我收到的電子郵件都來自美國，都是些我從來沒有見過面的人發來的，大多說會為我，為
我的同胞們祈禱，還有人問我是否平安。

這既讓人感動又讓人氣惱。當然我什麼事都沒有，我想。倫敦有1000萬人，而在那時候，
確認死亡的只有兩人。

後來，對食物的渴望讓我克服了恐懼，於是我試圖出去買點吃的，但在門口，有一位女士
說，警方建議員工不要離開建築。同樣，我又感到一陣煩躁。炸彈已經炸了，建議人們不
要出去吃三明治，這樣的回應方式似乎不合邏輯。

下午過了一半，我還是沒有做成什麼事，我離開公司，去看牙醫了。辦公室外，經過了早
晨的雨水，太陽已經出來了。成百上千萬的倫敦人在街上走。齊普塞街那裡更是擁擠，我
只得跳下自行車，推着車走。

這很奇怪，但並不覺得悲傷。我開心的是，我知道有這麼多人在這些辦公室里上班。他們
全都平安，全都活着，或許，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一沒死二沒傷，還會帶着感激的心情步行
回家。

到了牙醫診所，發現等候室是空的。對不起，前台接待說，我們要關門了。突然我恢復了
常態：“那你為什麼不打電話告訴我？”我劈頭蓋臉地問道。

她笑了一笑，斥責道：“今天可不是平常的一天。”得到這樣的回答，我活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