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中的好漢們，都是以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為營生的，那麼要入這一行自然也有“行規”。

　　林沖雪夜上梁山後，拿着柴進的介紹信去拜見王倫，嫉賢妒能的王倫想：“我卻是個不及第的秀才，因鳥氣，合着杜遷來這裡落草，續後宋萬來，聚集這許多人馬伴當。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只平常。如今不爭添了這個人，他是京師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若被他識破我們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不若只是一怪，推卻事故，發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後患，只是柴進面上卻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顧他不得。”

　　於是王倫給林衝出了一道“強盜資格考試”題：“你若真心入伙，把一個‘投名狀’來。”這京城裡工作過的林武師，以為“投名狀”無非是書面答題，“小人頗識幾字，乞紙筆來便寫。”朱貴為他解釋什麼叫“投名狀”：“教頭，你錯了，但凡好漢們入伙，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個人，將頭獻納，他便無疑心。這個便謂之投名狀。”

　　王倫出這個難題，讓欲到梁山避難的林沖沒有理由回絕，因為這個入門考試題符合強盜的職業特點。強盜做的是刀口上舔血、腦袋別在腰上的高風險、高產出職業，自身安全是最重要的，幹這行必須要求上下同心，禍福共擔，否則極易遭來傾覆之禍。那麼做強盜，必定要有強盜的職業特點和從業要求，敢於心黑手辣，敢於濫殺無辜。有着精神潔癖，有着正常人道德觀的人不但不能做一個徹底的強盜，也會使別的強盜懷疑你的忠誠。

　　林武師在入梁山之前，雖然也殺了陸虞侯、富安和差撥，但那是為了報自己的血海深仇，這種殺人行為在那個時代，可以被正常的道德觀所容納，在人格上，林沖還是乾淨的。可一旦殺了一個與你無冤無仇的過路人，你的手就沾了血，你在人格上不再乾淨，你回頭無路，這個強盜便做定了。——施耐庵寫林沖前兩天空手而歸，第三天遇見了楊志，兩人交手不分勝負，最終王倫免了林沖的“投名狀”。
　　
　　《水滸》中許多人就是這樣主動或者被動欠了血債，最後一條道走到黑的。李逵這種以殺人為樂、天生具有做強盜素質的人畢竟是少數。魯達是一時暴怒殺了鄭屠，不得已出家，因為野豬林里救了林沖，大相國寺里也呆不住了，最後落草為寇。武松本來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都頭，因為老兄被害死不能昭雪，憤而殺人，然後一步步走向為寇的道路。楊志是失陷了生辰綱，回去不得。朱仝死活不願意入伙，就讓李逵摔死了小衙內，讓他沒法在官府的勢力範圍內立足，最後也是不得已上梁山。從梁山各色人物上山的路徑來看，大多數人但凡還有條退路，都很猶猶豫豫，包括老大宋江。

　　江湖上的人是這樣的，那麼官府里的人呢？照樣沒辦法獨善其身。高俅以獻媚宋徽宗起家，最後官至殿帥府太尉，這種媚上欺下的朝廷顯貴，和童貫、蔡京是一丘之貉，自然沒有乾淨的。而那些州縣的地方官呢？照樣如此。授受西門慶賄賂的陽穀縣知縣，利用權勢開設“快活林娛樂公司”的張團練，陷害武松的張都監，將解珍、解寶關進死囚牢裡的登州知府，以及收羅民脂民膏去為老丈人送禮的梁中書等等，哪一個不是貪官污吏。那麼這些貪官們手下的小吏呢？除了孫定、葉孔目個別還固守良心底線的外，大多數是見錢眼開，為了金錢不惜傷天害理，為了個人利益根本不在乎法律尊嚴的小吏。這群人裡面包括梁山的老大宋江以及他的心腹戴宗，還有施恩、蔡福、蔡慶等等。——大宋朝，真是從外到里，瓤子都壞了。在這樣的醬缸里，堅守道德底線的人如果不同流合污，只能被排擠、被陷害、被邊緣化。許多貪污腐敗的“窩案”一出來，爛掉的是一個個班子。難道是上天安排，讓一幫貪官如此巧合地聚在一起麼？非也，同一個班子裡面，如果有一個人不貪污，別人是不安全的，必須想方設法也要把他拉下水。民謠不是說有“四大鐵”麼？“一起同過窗，一起扛過槍，一起嫖過娼，一起分過贓。”前二者是基於共同的青春經歷而結下的友誼，後二者完全是相同的利害關係，彼此結成了命運共同體。

　　在這沒幾個人是乾淨的社會裡，大家都有原罪，那麼行事的規矩就是權力的比拚、陰謀的比拚、金錢的比拚，這樣比下去沒有絕對的勝利者，最後要分輸贏，只有暴力解決一切。這樣一個社會，沒有誰有安全感。林沖作為一個禁軍教頭，不是尋常百姓，但作為軍官的他在高太尉面前就是弱者，他保護不了自己的妻子；武松可以將害人的老虎打死，可以負責一個縣的治安，可是不能為自己屈死的哥哥伸冤；施恩父子是個管監獄的官員，可以操縱別的囚犯之生死，但在張團練、張都監面前也是一隻待宰的羔羊；柴進可以庇護許多犯罪的人，卻照樣拿着鐵券保不住自己的老宅。在這樣的社會裡，施暴者和受虐者的角色可以互換，強者和弱者只是相對的。那些知縣、知府甚至太尉、丞相、皇帝也沒有多大的安全感。因為暴力的比拚是沒有規則的，不確定因素太多，風險往往無法預測，就像抗洪時要防止的“管涌”一樣，在看似平靜的水面下，不知道什麼時候、什麼地點有個“管涌”。失了生辰綱，知州擔心自己被太師免官，只得給何觀察下最後限期破案的通牒，何觀察為了保住飯碗，履險去水泊征討，最後被割了耳朵；西門慶能買通知縣，卻擋不住武二郎自我執法；張觀察、張團練、蔣門神合夥陷害武松，卻想不到一家十幾口被殺；高太尉也有被梁山俘虜的時候；即使是大宋王朝的“Number one”道君皇帝，在戒備森嚴時去和李師師幽會，也沒想到梁山賊就在旁邊。

　　所以，我們看到的《水滸》社會，被人害的人往往又是害人者，昨日為台上之貴，今日為階下之囚。《水滸》在寫劉高陷害花榮一章的結尾用了兩句詩：“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這樣的社會只可能是猴山，奉行的是叢林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