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彤: 漫長黑夜裡有一盞燈
我隨爸媽從大西北的蘭州到了大西南的成都，記得那是1963年，可查了保存下來的老護口本，是1962年12月。
爸爸調到了西南局工作，我就上了通順小學的三年級，那是西南局的子弟學校。
班上有一圓圓的臉，操看京腔，挺調皮的小男生，不時地往我家跑，串門。那時還分着男女生界線呢！其實他來我家並非找我這小女生說什麼話，而是在我家東瞧瞧、西看看，再找我爸聊上幾句。挺奇怪的他，對班上同學的爸爸在西南局哪個部門，任什麼職位，門清。
或許是他這個小男生身體裡的能量無處爆發，用這種方式來渲泄和釋放。要知道，他住一號院，離我家不算近。再或許，他與父輩的攀談很受益，比我成熟得更早。
1966年，毛老人家大手一揮，文革開始了，可一切就從那時亂了套。
一日，只聽得家門外響起一陣急促腳步聲，我知道又是那小男生來了。只見他因跑得急，氣喘着，滿臉驚慌。他對着我的耳朵說，＂機關貼出第一張大字報了，是批你爸爸的，說是什麼叛徒…。你最好寫個決裂書，與你爸劃清界線。＂幾句話，容不得小小的我是否明白，又一陣風似的跑走了。我，楞在了原地。
我爸不是西南局最大的幹部（原地下黨，37年入黨。）為何第一張大字報是批判他的呢？！我不敢去一號院看，也相信小男生同學的話是真的。
我的小腦袋裡開始鬥爭着，猶豫再三，從作業本上撕下了一頁紙，寫上了這樣的話：＂堅決與資本主義走資派、叛徒的爸爸劃清界線。＂落款：女兒曉彤
這張作業紙，像燙手的山芋，被我折成小方塊，揣進了褲兜里。惶恐中的我不知該如何將這一張小小的卻異常沉重的紙條交給爸爸。
晚飯後，爸爸看着我，問道：＂褲兜里是什麼？拿出來看看。＂
有着幾十年戰鬥經歷，經受過那麼多風雨考驗的爸爸，什麼事也瞞不過他的火眼金睛。
我知道躲不過，極不情願地掏出被捏得變形的小紙條。
爸爸展開了紙條，只看了一眼，立馬臉色鐵青，那眼神，我從未見過，也無法形容。
站在爸爸面前的我，膽戰心驚，不知所措。時間像是停止了，很漫長，很漫長。也許只有幾秒鐘、幾分鐘，我有些發抖…。
爸爸用一隻手將我攬在他身邊，又摸了一下我的頭，輕聲地嘆了口氣。
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真的錯了！那麼愛我的爸爸，我卻重重的傷了他的心。不愛哭的我，眼淚充滿了眼眶。
我恨死了小男生同學，為什麼告訴我這些，我什麼都不知道該多好呀。
過了幾天，又聽到那熟悉的一陣風似的腳步聲，那個小男生同學衝進了我家。只見他的臉上不光有驚慌，還有沮喪。我從他嘴裡聽到了這樣的話，他的爸爸也被貼了大字報。話音剛落，人巳離開。不知何故，我一下子平靜、輕鬆許多。好呀，我爸、你爸、我們倆都在一條線上了。
家裡的生活、日子，沒有因我那張邪惡的小紙條而改變，起碼那時小小的我看不出來。批鬥爸爸、大字報與掛牌掃厠所的媽媽，回到家裡好似沒事一般的平靜。我們的家，一如既往地過着一天又一天。
我成為了一名堅定的＂保皇派＂，也叫＂保爹派＂、＂保媽派＂。
小我一歲半的妹妹，被洗腦加入＂紅成派＂。我和她常打嘴仗、辨論。一次飯桌上，她又發謬論，爭吵中我用筷子狠狠打她頭頂。妹妹一邊哭，一邊不停地喊着：＂要文斗，不要武鬥。＂爸媽在旁邊看着我們這一對女兒，淡淡的的表情沒說一句話。我很明白，也要讓妹妹明白一個道理，沒有了愛我們的爸媽，誰還能來愛我們。
隔壁單元二樓侯家四姐弟家裡傳來噩耗，他們的爸爸在一號院從三層辦公大樓的樓頂上跳了下去，據說是臉朝下落地，慘不忍睹。還落了個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
為何跳樓自殺？聽說是侯家的四姐弟在他們媽媽的勸說下，全體與他們的爸爸完完全全劃清了界線。知道有多麼完全嗎？當他們的爸爸被批鬥後，悲憤、憔悴地回到家，面對的是冷鍋、冷灶和五張冷麵孔。那個被稱之為溫暖港灣的小家，冰冷異常。他們的爸爸只能是絕望地去了另一個世界。
我不知道失去爸爸之後侯家的孩子們是怎樣渡過那段漫長悲慘的時期。他們的媽媽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總是在院子裡看到她低着頭，不斷輕聲的自言自語着，邁着跌跌撞撞的不似正常人走路的小碎步在院子裡不停地來回走着，不與任何人說一句話。四姐弟也不似之前見到我要聊上幾句或打個招呼，也是默默地匆匆進出他們家的單元門。
再後來，單位為他們的爸爸平反了，需要一張他們爸爸的照片。更讓人唏噓不已的是，所有，所有關於他們爸爸的照片早已被剪掉，底片全被燒個精光。
我暗自慶幸，慶幸爸媽的相濡以沫、相互信任、相互支持與那份堅毅，我們一家四口得以保全。
每當夜來臨，節約的媽媽在我們不需要看書，不寫作業時，總是關上房間裡的燈，只打開掛在走廊里的那一盞棒式三瓦節能燈，淡黃色微弱的燈光，向四周的房間散發着微光，我們的家裡沒有黑的夜，如同白晝。
我和妹妹依偎在爸媽的身旁，靜靜地聽着他們講那過去的故事。
（馬黑是我小學、初中的同學，五十年後在雲南大理髮小們偶聚。我們的聊天從小學認識開始，也就有了這樣的聊天內容，故記錄下來送給馬黑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