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愛自己的祖國不是無條件的。否則我們無法解釋愛因斯坦離開德國的合理性，也無法說明數千萬海外的中國移民的生存選擇的合理性。人出生在某個地方，和阿貓阿狗出生在某個地方並沒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如果是一條狗在他的圈子裡，老是遭欺侮，我們就會充滿同情地說，怎麼不趕緊跑啊！可是我們對人，難道就不能也是抱着這樣的同情之心？如果僅僅因為出生在那裡，就必須無條件地熱愛它，那麼，為什麼我們要以國界，而不是以鄉、以村、以家庭來作為劃撥“熱愛”的最高標準？誰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祖國不是無形的鐐銬。

　　　當奴隸在苦難中逃離家園時，誰有權利說，他們是背叛自己的祖國？有良知的人會說，他們只是為了逃避奴役和不幸。如果他們離開的自由，祖國就成了他們的牢獄。他們又無法反抗強暴，難道就只能任人宰割？如果他們只能得到和屠宰場的豬羊一樣的命運，為什麼他們要和屠夫一樣熱愛豬圈羊舍呢？憎恨人奴役人的國家絕不可以稱為祖國。哪裡有自由和人權，哪裡才有祖國。

　　　如果像張獻忠那樣，把四川人殺得“幾無噍類”[1]，當吳三桂的軍隊為滿清效力時，四川人還會為張獻忠賣命，抵抗外侮保衛大西國嗎？面對大西國這樣的國家，老百姓連逃命都惟恐來不及，哪裡談得上去愛它呢？除非熱中於抽象的國家，否則一般百姓是巴不得他早點完蛋！此時你去抱怨人民不愛國？！

　　　愛國和人權是不可分離的。如果不講人權，愛國就蛻化成了愛統治者、愛政權。魯迅說，中國人只有奴隸的時代和連做奴隸都不可得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國家可能很強大，但是卻沒有人，只有宰割的和被宰割的，只有奴才和主子之分。國家越強大，奴才越渺小。面對世界，只有合群的自大，敢對世界說不。對內，卻是一向逆來順受，被迫害了連聲都不敢吱，還要說胳膊扭不過大腿。可作“亡我奴”，讓國家騎在自己的脖子上為所欲為。但決不作“亡國奴”。對岳飛、對袁崇煥們來說，他們的國在哪裡呢？他們不想當亡國奴，但是他們在專制朝廷面前，都是不折不扣的亡我奴。愛國不過就是忠於一個主子的代名詞罷了。沒有人權，愛國主義就是有嘴皮無骨頭的勾當。雖然沒有跪在張三的面前，卻跪在了李四的腳下。文化大革命中，這種現象得到了登峰造極的表現，那時，中國人有過圍攻外國使館的“英勇”，但面對史無前例的浩劫卻沒有多少人氣壯如牛的說“不”……其實奴才是沒有國的。因為受一個黃皮膚的人侮辱，就要忍氣吞聲；而受一個黃頭髮的人欺負，就要拼命。是何理由呢？一個人最需要的是敢於對一切奴役，無論它們是以何種名義，都能夠堅決地說不。可有的人卻認為是由於鴉片戰爭的爆發，歷史才殘酷地拐了個彎，“由此，文明古國步入被奴役，受恥辱的歷史軌道。”[2]

　　古今中外不乏利用愛國的旗號來奴役自己同胞的例子，這和山大王沒有什麼不同：不讓別人染指自己的勢力範圍，為的是自己能夠在領地里為所欲為，並且美其名曰主權、內政。

　　比如，朱元璋的北伐檄文就說：“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顯示是強烈的民族優越感。提出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以“雪中國之恥”的口號，認為“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在檄文里，蒙古、色目都不是華夏族類。[3]蕭公權認為“此檄詞旨激揚，實為二千年中創見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國最先表現之民族國家觀念。”[4]在當時看來，中國只能是漢族的中國，不能由夷狄染指。蒙古人當政，就是“冠履倒置”。毋庸諱言，民族革命的色彩強烈，族權論者應該歡呼雀躍才是。不過檄文控訴元朝“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換了漢人統治又怎樣？一樣殘暴--只要想想東廠、西廠、錦衣衛，想想僅胡惟庸案，就誅殺了一萬五千人。

　　　比如，著名的黑人領袖馬庫斯·加維在1920年出版的《世界黑人民族權利宣言》就宣布，“非洲屬於黑人民族”。[5]難道除了對白人全部被趕出非洲，就別無選擇了？按這個邏輯，南非的印度人、白人、混血兒們怎麼辦呢？加納共和國總統恩克魯瑪說過：“在殖民主義的最後痕跡在非洲消滅以前，我們的任務沒有結束，我們自己的安全也沒有保障。”[6]這位被尊為非洲人民的“解放者”、“救世主”，被推舉為加納人民大會黨“終身主席”的人，卻將加納弄的民不聊生！1966年最後加納人民大會黨一黨專制的政權被推翻，連他自己也被迫流亡幾內亞。

　　　再比如，扎伊爾自1967年起，就受蒙博托領導的人民革命運動一黨統治，他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領袖。他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之一！冷戰結束後，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夫公開譴責他是“獨裁者”、“竊權者”，認為“非洲的未來不是由蒙博托之流的腐敗者來決定的”，表示美國決心對那些“違反民主、人權的黑暗角落”予以曝光，並進行制裁。難道國內指責蒙博托是“徹頭徹尾的獨裁者”、“吸血鬼”、“惡魔”以及一切“禍害的根源”的人，都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7]

　　　而烏干達前獨裁者阿明是個地地道道的黑人，可在他統治的八年（1971-1979）里，美麗富饒而又安定的烏干達，變成了人間地獄，至少有30萬人慘遭殺戮，為了轉移人民的視線和不滿，煽動民族情緒，盲目排外。1972年下令驅逐所有的亞洲人，導致6萬多亞洲人離去，造成經濟蕭條。[8]烏干達經濟一片混亂，而他卻揮霍無度，乘坐的轎車都是世界名牌，不是羅爾斯羅伊斯，就是蘭吉羅弗等，對腐敗放任不管。[9]對於屠殺國民，他的邏輯是：“在任何一個國家，必須有一些人要死，每一個國家要在法律和秩序上有所成就的話，總要有些犧牲品。”[10]對那些冤魂來說，最可怕的不是霸權主義、殖民主義，而是同胞阿明的監獄、酷刑和槍聲。可他也會說，今天在烏干達每個人都是幸福的，不要相信猶太人和美國人的污穢報道。[11]只要是奴役和壓迫，就是國恥，而不必看看奴役和壓迫的國籍是什麼！驅狼不是為了迎虎。

　　　國際公約肯定了國際間遷徙的自由。中國也加入了相關的公約。

　　　愛國不能否定一個人的自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小學課本上的封面是英國國旗，課本上對詹姆斯·沃爾夫少將、威廉·萊昂·麥肯齊、路易斯·約瑟夫·帕布諾、約翰·亞歷山大·麥克唐納爵士以及英王喬治五世說的都是好話。但是這些都擋不住美國好日子、愜意的工作和高得多的工資收入的誘惑。”“我就一直不明白為什麼一個人只能限於愛一個國家，就像從前只能愛一個女人一樣！”[12]他就是那種為人唾棄的惟恐自己不是美國人的傢伙！既然我們鄙視這種離開母國，加入他國國籍的人，那那些進入我國的人，豈不是要像過去皇帝對待前朝的降臣那樣，當貳臣看待？！

　　　其實，很多事情只用愛不愛國去解釋，是行不通的，而且響應者寥寥！民國十三年孫中山還在講：“現在中國人的心理，對於本國銀行都不信用，對於外國銀行便非常信用。”在廣東，“一般人民都情願藏收外國紙幣，不情願收藏中國現銀。”他認為是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中國人願意把中國的錢都交外國銀行匯兌，願多受損失，也是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中國人願把錢存到外國銀行，也是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13]古人講的“反求諸己”，其實我們很少實踐過。

　　　也正因為這樣抵制外國貨，在中國這樣的人口眾多的國家，往往只能虎頭蛇尾，不了了之。不是說中國人就特別地不愛國，而是有些人宣揚的“愛國主義”實際上違背人之常情。想想看，誰能做到時時恨洋貨？

　　當然，我不是說不可以進行抵制外國貨的宣傳，但是，不能動輒把反對意見指責成賣國主義。1905年，因為美國虐待中國勞工，國內掀起了抵制美貨的運動。用美國商品的人就會被罵為“媚美”、“敗類”、“奸賊”、“公敵”。連一首兒歌都唱道：“大家不用美國貨，全國兒童學了我，不怕美國槍炮多。使他貨色無銷路，工商無了行業做，不怕美人不講和。”[14]辛辛苦苦用血汗錢開了一個小店，難道都將裡面的美國貨都燒了？一家老小，何以為生？洋鬼子沒有對付住，自己的同胞倒被折騰的痛苦不堪。一身正氣雖然可敬，卻會弄的經濟凋敝。這就是愛國？我懷疑。更何況中國作為落後國家，無論是在資金還是技術等領域，都需要其他國家的合作，豈能輕言抵制？眼前之意氣，長遠之利益，我們不能不謹慎權衡。除非我們能夠完全自力更生又不落伍，那我們完全可以禁止一切外國產品，否則我們不用美國貨，就要用日本貨英國貨。蚌鷸相爭，漁翁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