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演革命的現代戲，要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決無更改！”

　　這一年的夏天，北京舉行了全國京劇現代戲匯演，江青正式登台亮相。高層權力的參與和撥弄，使中國藝術迅速滑向了一條非藝術化的道路。從此，京劇演不演現代戲，被提到革不革命的高度。

　　馬連良積極參加觀摩團的所有活動。在觀摩座談會上，沒有誰在認真研究藝術問題，大家爭先恐後地表白自己如何做個革命者。馬連良也及時表態，說：“在亂七八糟的時代，就演亂七八糟的戲。我自己演了幾十年死人，現在我說我活了。我們要演革命的現代戲，要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決無更改！我非把現代戲演好不可，到了那時，再叫我唱《游龍戲鳳》、《烏龍院》，我也不演了。”

　　張君秋更是激動，說：“要革命化，不演現代戲不行，請讓我參加革命！”

　　說到傳統戲，一些中年演員認為：“老戲根本就沒有積極意義了。高盛麟的《長坂坡》連內行也看不出怎麼好，這樣的藝術是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並預言：“將來歷史戲慢慢要被淘汰。”

　　趙燕俠又再次提到自己的薪金太多，和社會主義不協調。童葆苓也要求領導取消自己的保留工資，並說：“多一分錢，就想多吃多喝。享受慣了，當然就不想革命了。高薪問題不解決，還提什麼革命化！”

　　平素講究吃喝與穿戴的演員，哪一個不想多掙多花。怎麼一下子說變就變了？我想，這種渴望“脫胎換骨”又惟恐不得的痛苦要求。對老於世故的藝人來說，未嘗不可看作是一種自我克制、自我警戒和自我保護。要想平靜地生活嗎？就必須順從、順勢。形勢比人強，有幾個不隨波逐流？何況工作權利只給那些受到官方認可與讚許的人。誰順從得好，誰就會受到重用。舞台就是名利場，哪個演員不想被重用？於是，大家玩着相互褻瀆、自我作踐的遊戲。

　　匯演結束，馬連良覺得自己有責任對現代戲說幾句心裡話。他請吳曉鈴先生代筆，發表了題為《掛席應教集眾功》的文章。其大意是說：藝術從來就是一種極緩、極慢的東西，像石鐘乳一般地一點一滴而成。即使演現代戲，戲曲演員也要重視基本功和藝術技巧。在表演上由於失去了髯口、水袖、帽翅等輔助性手段，演員表演現代人物可能更需要過硬技術和全面功夫。

　　一個戲曲演員寫文章，已屬不易。誰知引來的，是上邊更多的不滿。劇團黨支部以書信方式向北京市宣傳部做了匯報和分析。他們認為馬連良“絕口不談深入生活，改造人生觀和思想感情……也沒有把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創作的惟一源泉這個前提說上。這，本來也是馬（連良）的真貌。我們大家都是早有察覺的。在《杜鵑山》排練之初，我們組織全體創作人員選讀講解幾篇毛選上的有關文章，那時，他就說過：‘誰的主意？讀這些幹嘛？念多少（毛選），演不好戲，還是演不好！’以後在小會上他也明白地說：‘有基本功才能演好現代戲。’他這種觀點，當然是有代表性的。張君秋、裘盛戎也都是這種看法的。不管他們嘴裡說得多麼漂亮，我們是有根有據才這樣斷定的。問題是，這樣的文章發表出去，批不批？駁不駁？應該明確。至於吳曉鈴這位先生，為人代筆，卻尋隙覓縫，表現自己。舞文弄墨之餘，卻也暴露了自己的觀點。如此閒逸、幫襯，卻不以黨的文藝方針為要、為綱。只圖表現自己，卻人不露身影……實在風格不高。更重要的是觀點不對，一派舊文風。值此改造人、重新組織革命隊伍之際，這些現象實在應該引起重視。”

　　——馬連良，張君秋，裘盛戎以及吳曉鈴先生，當然是看不到這封信的。今天翻出這樣的信來讀，仍有着不忍言說的感慨。這些都是名演員，也是被中共統戰部門列為一等的統戰對象。但經過短暫的幾年，以專政為特色的權力對他們也無一例外地使出了它的一貫行徑。其實，馬連良、張君秋、裘盛戎以及吳曉鈴無非是想通過個人的力量，顯示並維護着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精神。但對於那些高度政治化的腦袋，藝人文人對文學藝術的忠貞，常被看作是對革命政治的消極抵抗，並依據“非革命即反革命”的邏輯進行批評和批判。

　　這一年的十一月，馬連良要求退出中國民主同盟。

　　“離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喪家犬好不悲哀。”

　　艱難悲世路，憔悴感年華。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北京京劇團在一所學校演出現代戲《年年有餘》。張君秋扮演一個農村婦女隊隊長。馬連良化好裝後，一般都要“衣——”“啊——”地吊吊嗓子。這次，他不吊了。卻連喊了兩、三聲“完啦！”“完啦！”這讓站在一旁的程派演員王吟秋非常奇怪。後來才知道：那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了京劇《海瑞上疏》（由周信芳主演）是大毒草的批判文章。心細如髮的馬連良知道這個消息，一定聯想到自己主演的京劇《海瑞罷官》，預感到厄運的來臨。果然上得台去，他就表現出心事重重的樣子。第二天上午，北京京劇團就有人在中和劇場給馬連良貼出大字報。六月四日的演出，從此成為絕響。

　　他很快病倒，住進醫院。痊癒後，人就拄上了拐杖。這也應了梨園行的那句老話：人演戲不老，不演戲才老。

　　提起《海瑞罷官》這個戲，要追述到一九五九年的春季。毛澤東針對“浮誇風”，在一次會議上，講要提倡海瑞敢講真話的精神。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胡喬木找了吳晗，認為他是明史專家，對海瑞很有研究，應該寫幾篇關於海瑞的文章發表。那時的吳晗是有名的左派，他也是願意做這樣的配合。於是，寫出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兩篇介紹文章，以為呼應。一批人緊跟潮流，頓時成了一股熱潮。這時馬連良正在給自己找好劇本，對海瑞也動了心。一者他與海瑞同是回族，二者年輕時演過一出叫《五彩輿》的戲。戲裡，他扮演海瑞。一九五八年，馬連良重排此劇，更名為《大紅袍》。足見其對海瑞的愛戴。馬連良讀了論述海瑞的文章，便打算請吳副市長專門給自己寫個海瑞戲。

　　沒過兩天，民盟開會，兩人碰到一起。馬連良對吳晗說：“您是大史學家，熟悉中國古代歷史，能不能給我們團寫一出歷史戲？我自己也正缺劇本哪！”

　　吳晗很高興，說：“我倒是想搞一個海瑞的戲。不過，我是個門外漢，從來也沒有寫過戲，怕寫不好。”

　　吳晗想寫海瑞？馬連良大喜過望：“您就大膽寫吧！您寫好了，我演。您沒寫過戲，不要緊，您是大文學家，還寫不了劇本？真有過不去的地方，我們來改。”⑽

　　很快，吳晗拿出了劇本初稿，劇團領導認為不錯。為了搞得更好，開了幾次專家座談會。梅蘭芳也被請了出來。一片讚揚之後，又提出修改意見。有霸氣的吳晗表現得非常謙虛和認真。七易其稿，於一九六Ｏ年年底劇本定稿，進入排練。

　　馬連良的創造性表演，使演出大獲成功。喜形於色的吳晗在報紙上撰文，稱自己這個戲劇門外漢終於“破門而入”了。只懂演戲、不懂政治的馬連良和不懂演戲、卻懂政治的吳晗，哪裡知道正是這個《海瑞罷官》給自己惹了滅門亡命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