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從新式里弄民居的歷史沿革談起，論述了新式里弄民居的空間組織特徵和形態構成特點，分析了新式里弄民居空間形態的文化內涵及其對里弄空間形態構成的影響。

一　引言

　　有着百年歷史的上海里弄，如一輪不停轉動着的磨盤，以中國傳統作底、西方文明為盤、時間作軸、經濟為力，碾碎的是世俗，流出的是生活。它穿過小巷，越過大街，滲透到這個城市的每個角落，孕育出了獨特的都市人文景觀。

　　弄堂是上海人對里弄的俗稱，它的起源可追溯至19世紀中葉。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上海被闢為“通商口岸”。由此，當時素有“江海之涌津，東南之都會”的上海，成為西方列強進入中國的東方門戶、中國和西方接觸的要衝。兩股力量的匯合，使上海自1843年開埠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這近一個世紀，由“蕞爾小邑” 一躍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在這段時間裡，由於社會、文化、經濟因素的綜合作用，上海市民的居住方式以一種特殊的形態發展着。它融合了東方文化的精神、西方文化的體制，自成一體，獨立成章。

二　歷史沿革

　　舊上海租界的圈立，使西方文化在中國有了登陸場。隨之而來的國內戰亂，使西方文化在無意之中找到了為市民階層所接受的突破口。本以盈利為目的、專供向租界內華人出租的簡易木板房屋，其用戶迅速地擴大至到租界內躲避戰亂的豪紳富族。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容積率，這種簡易房屋在總體布局上採用了當時歐洲流行的單元聯排式，並取極富中國傳統特色里坊的“里”為其名稱，形成了後來上海里弄住宅的雛型。這種以效率為主，空間侷促、人性壓抑的住屋形式從一開始就有不得已而“住”之的意味。然而，強勢文化的整合力，使其在以後的發展演變中，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成為市民階層的居住時尚。至1860年，以“里”為名的房屋已達8 740幢。1870年後，這種簡易木板房屋因易燃、不安全而被取締，代之以一種新型的住宅——石庫門裡弄。這種採用中國傳統的“立帖式”木結構加磚牆承重方式建造起來的新式住宅，汲取江南傳統二層樓三合院或四合院的空間布局特點，沿用原來木板房聯排布局的方式，整合當時城市生活的功能要求，形成了具有鮮明形態特徵和空間特點的居住建築形式。從此，它就逐步地融入到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其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為生活的劇場，它上演着一幕幕人間悲喜劇，塑造了市民的文化品位，造就了城市的內在精神。

　　上海里弄在其百年多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早期石庫門裡弄、後期石庫門裡弄、新式里弄、花園裡弄和公寓式里弄。每一發展階段都有與之相應的社會生活形態。如果說是石庫門裡弄有着更多的傳統文化因素的話，那麼，新式里弄則更多地表現了西方文明對市民生活形態的影響。

三　空間特徵

　　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西風日漸，崇尚西方文明的城市中產階級對居住環境有了更高的要求。於是，在20世紀20年代出現了一批與之相適應的新式里弄民居。新式里弄着眼於體現新的生活時尚，反映新的價值觀念。對居住環境的舒適性有了更高的要求。良好的朝向、間距、通風、隔聲等成為新式里弄空間布局的基本要求。同時，在室內還力求配置方便生活的衛生設備和煤氣爐灶，有的還附設有汽車庫，極力反映城市中產階級的生活狀態和文化品位。

　　新式里弄脫胎於後期石庫門裡弄，繼承了石庫門民居的某些傳統做法，如正屋與輔屋的層高差、封閉或開口的後天井等。室內空間布局因新設備的引入有所變化，日照、朝向更趨合理。最為顯著的變化是曾經代表里弄民居特徵的“石庫門”這一形式被淘汰了，代之以銅鐵柵欄門。為爭取良好的日照與通風，圍牆高度被大大降低或用低矮柵欄代替，封閉的天井變成了開敞式的小花園。建築空間形態由封閉轉向開放，並以整體的方式參與城市空間的塑造，形成了新的城市景觀。建築形式以西洋裝飾為主，很少採用中國傳統形式。

　　新式里弄大多為3層，少數為2層，也有假3層、假4層的。開間有單開間、間半式及兩開間。室內空間組織在原石庫門裡弄的基礎上作了必要的調整，更注重衛生、日照與通風。室外空間布局採用加大巷距和降低圍牆的方法，既保證了底層房間有較長時間的日照和良好的通風，又使空間尺度與環境狀況得以改善。同時屋前的小花園作為民居與里弄之間的間隔，有利於減少干擾，求取安靜。也有不設小花園，而用提高底層窗台高度的方法來達到同樣的目的。

　　新式里弄的小花園，成為其整體形態構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按其進深大小，它可分為三類。一類是花園深度在2 m左右，位於底層屋前，多為水泥地面，用低矮的圍牆、欄杆或籬笆與支弄分開。其上放置一些花盆、盆景，住戶可根據喜好，選擇花種。它們聯立成排，綠意盎然，頗具生活情趣。另一類是和石庫門裡弄天井深淺一樣，也是水泥地面。只是圍牆較低，利於採光，便於種植。但面積過小，僅置盆景而已。還有一類，標準較高，進深較大，多達6 m，用金屬欄杆或綠籬圈定。除必要的路面外，還有一些裸土，其上可植花草樹木，居住環境大為改善。

四　文化分析

　　文化有多種定義，在本文中文化被理解為“是歷史上所創造的生存式樣的系統，既包含顯型式樣又包含隱型式樣；它具有為整個群體共享的傾向，或是在一定時期中為群體的特定部分所共享”。這裡“系統”是指文化不僅有其內容而且有其結構這一事實。顯型文化寓於文字和事實所構成的規律之中，它可以被感知與描述。隱型文化卻是一種二級抽象，它更多地表現為給定系統中由整體的普遍性質所支配的各部分之間的關係。在文化的形成過程中，其“隱型式樣”更具支配性。即單元之間的關係及其相互作用是文化形成中的主要促成因素。

　　在人類建築的歷史中，建築所表現出的外在形式、空間特徵以及人對空間的使用方式等都是顯性文化的構成部分，而它們之間所表現出的“關係”則作為一種“隱型式樣”存在於文化的構成之中。而這種“關係”恰恰就是建築的本質所在。也正是這種“關係”的動態特徵，才使得作為建築基本內容的空間形態不斷地尋求與之相適應的契合點。如果這種關係表現為相互適應，那麼其空間形態的發展就表現為結構性創新。

　　揚棄了曾經是家居生活標記的石庫門，而代之以能夠體現某種時代精神、清新悅目、開放明快的小花園，是新式里弄區別於石庫門裡弄的最為顯著的特徵之一。應該說，石庫門裡弄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作為建築藝術，其空間組織和建築形態有着完整的藝術形象和深刻的文化內涵。家居生活的精神意義存在於其所創造的形態之中，而形態則是生活涵義作為意義存在的現實化表現。而且，某些形式的形成總是以另一些形式的消亡為代價的。變化了的生活方式總是要求與之相應的空間形式，從而引起空間形態的演變。空間形態的變化又對生活方式起到引導作用，如此循環往復，構成了建築發展歷史的主旋律。人類建造的歷史反映了這樣的規律：建造什麼是社會價值的反映，而怎麼建造則取決於當時的技術發展水平。社會價值取向與技術進步共同構成了建築發展的動力。

　　新式里弄的總體布局沿用了石庫門裡弄的空間組織方式，採取總弄與支弄相結合的方法，根據基地的地理位置、周圍環境及形狀、大小等因素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建築多為單元橫向聯排式，每排的側面，也就是山牆一側常設總弄，每排的前面設支弄，構成基本 ——“丁”字形里弄骨架；隨着用地的變化，相應組成“十”字形、“廿”字形、“井”字形、“口”字形、“田”字形等。為了節約用地，弄寬儘可能小。石庫門裡弄的總弄寬一般在4 m左右；支弄寬為2.5 m左右；新式里弄考慮到汽車通行的要求，總弄寬度為6 m左右，支弄寬度為3.5 m左右。在使用功能上，總弄是供人、車來往的幹道，支弄用於家庭與外部的聯繫。由此，構成了里弄民居層次分明、組織有序的空間藝術特徵：從街面到總弄、再到支弄、最後進入家庭，即由公共空間到半公共空間、再到半私有空間、最後到私有空間，層層推進，環環相扣。空間序列的不間斷性使其具有了“連續性”，即各個空間單元共存互動，相互間不可分割，從而構成整體。加之整個裡弄對外較為封閉，僅有總弄與街面相通。這些為居民的認同感、歸屬感的形成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而在此過程中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里弄內部空間人性化的尺度。這也是現代居住小區的設計難點，因為空間組織的基本原理較易實現，而空間尺度的把握以及與此相應的空間形態的組織，就需要很高的設計技巧。空間有了相宜的尺度和相應的形態，人們自然就樂於接近它、使用它。交往與聯絡使用過程中也就產生了鄰里感與安全感，即場所意義，由此就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社區。里弄民居中的總弄是通往各支弄的要道，起着弄內公共廣場的作用，成為弄內社區中心。連接每家每戶的支弄，既有共享空間的意味，又是家的延伸。它雖寬不過2～3 m，卻擁有家的溫馨。古今中外的文化在此碰撞相容，天南海北的仁人志士在此歡聚相識。這裡孕育了海派文化，走出了無數的俊才大家。

　　新式里弄既繼承了石庫門民居的一些傳統做法，又為花園裡弄民居提供了必要的借鑑，在里弄民居的發展過程中有着承上啟下的作用。作為一種建築形態，它探索了與當時城市中上層階級的現代化生活方式相適應的空間組織方式和形式表現方法。幾近完全西化的風格，表明中國文化在當時的現代化的進程中還沒有找到自己恰當的位置。這也是中國文化在其幾千年的歷史上，第一次由對外來文化的兼容轉變為對外來文化的適應——至少在文化的表現形式上是如此——從此也開始了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過程。20世紀30年代以後，新式里弄進一步發展，演變出標準更高的花園式里弄住宅。

　　上海新式里弄民居最早分布在虹口、靜安和盧灣三區，屬於鬧中取靜。當此三區漸次繁榮熱鬧時，新式里弄民居的建設又往西推進，轉入現在的徐匯和長寧兩區。新式里弄中較著名的有凡爾登花園（1925 年）、霞飛坊（1927年）、靜安別墅（1929年）和湧泉坊（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