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個人走上什麼樣的生活道路，往往並不取決於自己--既不決定於他的天性，也不以他的願望為轉移。至少，在二十世紀動亂頻仍的中國是如此。

我生來是一個愛幻想、有幾分怯弱又不善社交的人。在正常環境下，我多半會成為一個離群索居的詩人，或埋首古籍的學者。我的父母、我童年的夥伴和我本人，絕不會想到我在三十歲上捲入中國的政治漩渦，成為全國聞名的政治罪人之一。更不會有人猜到，三十年之後，我會重蹈覆轍，第二次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在全中國遭到最劇烈的譴責和批判。

除了暫短的出國訪問外，我一直生活在中國：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漢人。然而漢人中有如我這樣際遇的人，卻又很少很少。我做了許多漢人都會去做的事，但我又確實做了一些一般漢人絕不會去做的事。而無論前者或後者，又都是中國的社會潮流驅使我去做的。我一生中的兩次政治悲劇，都發生在中國歷史的重要關頭。

很多中國人為我的不幸感到悲哀和惋惜。我本人呢，卻覺得是一件幸事。我的第一次厄運，發生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歷史為中國提供的第一次良機被錯過之時。我作為百萬名右派分子之一，不過是較早地分享了幾億人一九五八年之後的厄運。我第二次遭難的一九八七年，中國已走上任何人無力扭轉的改革道路：中國命運的這一轉折，使我這個“受難者”非但沒有遭到什麼苦難，反而得到了我愧於接受的許多恩寵。因而此刻當我寫這幾行字時，我覺得自己是中國最幸運的一個人。

因而回首往事，我並無悔恨。我從生活中得到的東西，遠遠超出我所付出或我所失去的東西。那些被認為或自認為比我幸運得多的人，他們的墓志銘上是不能刻下這一行字的：“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應該說的話。”

這樣的中國人本來很多，並且也有過和我相似的經歷。我的幸運在於我活了下來，並且將活到二十世紀末，因而有機會看到光明終於在中國大地上升起。

第1章: 暫短的夢

政治過早地闖入了我的心靈。我童年最早的記憶，是張作霖被謀殺的事。日本人爆炸張作霖的專車時，我只有三歲。皇姑屯離我所居住的瀋陽很近，曾引起極大的轟動，人們曾議論很久，我大約是聽到多次別人的追述才記住的。我曾把“專車”誤記為“磚車”，十幾歲以後才糾正過來。
另一個可怕的記憶則是我親眼所見了。四歲時，母親抱着我去看一起兇殺案的現場。我至今還清晰地記着在一座寬敞的院落里並排擺列的五口大小不等的棺材，一律漆成黑色。那家主人是即將赴任的縣長，兇手深夜潛入那一排灰磚平房，手持斧頭，砍倒睡中驚起的主人後，又將他睡夢中的妻兒一個個砍死。據說兇手對這家人的財產一概未動，因而可以斷定是仇殺，這就使這起兇殺案更富戲劇性。我特別可憐睡臥在那三個小棺材中的孩子，想象他們睡在炕沿上的小小頭顱被砍斷時的慘景。

大約就在這一年，母親又抱我去看另一場熱鬧。被槍斃的人是一個三十幾歲的女人，據說是個女土匪。人們並不仇視她，而是以驚羨的口吻傳述她如何勇猛，雙手都會使槍。
我不敢斷定，中國人聚眾圍觀處決犯人的風習，是不是歷代統治者有意培養起來的。這對於“以儆效尤”自然是最有效的辦法。死囚在臨刑前遊街示眾，我想就是為了警戒百姓必須作守法公民。三十年代初期，已經是日本占領之下，我在哈爾濱曾幾次見到這種場面：一輛載有一名即將被處決的犯人的馬車在鬧市通衢上緩緩駛過,前後都有軍警簇擁。車上，在左右方各有一名警察挾持之下，一名壯年男子（往往都身強力壯）佇立車中，五花大綁，背後插一個紙標，上寫“××犯某”，硃筆勾銷了犯人的姓名，表明這條生命的消失是經過合法程序的。我見過的死囚個個都挺胸而立，毫無懼色或愧意，甚至怒目圓睜，傲視馬路兩側的觀眾，大有視死如歸的氣慨，並且一路上不停地唱着我聽不懂的歌，間歇時便大罵當局。這是他們最後的呼聲。當時的統治者竟有這種氣量，允許犯人在死前的片刻公開發泄其憤怒，恐怕是五十年代以後的中國人所難以理解的。（到了六十年代，在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監獄面前竟出現一個難題：如何防止死囚在臨刑前發出呼聲，使中國人民對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發生動搖?發明出種種器械，直至割斷罪犯喉管這種最可靠的技術）。那馬車還隨時應死囚的指令停下來，有求必應，由沿途的商家贈予酒類或食物。

然而母親和她的同代人如此興致勃勃地去觀看他人的死亡，或許是出於對於死亡的神秘感和好奇。中國人生活中娛樂實在太少，只有很少人家有樂器，即使富裕人家，去劇場看戲也是件奢侈的事。留聲機和收音機則直至我十幾歲的三十年代，在中等以下人家也仍很少見。這種生活中真實的慘劇也許取代了舞台上的悲劇所起的作用。

中國的動亂，就這樣闖入我幼小的心靈。五歲時我第一次聽到炮聲，並體驗到死的恐懼。那已是在北滿，我寄居在外祖母家的時候。我們接連幾天躲避在地窖里，不得不出來便溺的時候，舅舅指給我看窗紙上留下的斑斑彈痕。但事後我吃驚而且失望地聽到這次戰鬥並不是發生在中國人和入侵的日本人之間，原來在南山與北山上對壘的都是中國人。

那時我當然不會懂得，中國人內部之爭永遠要比反對外國人的抗爭熱鬧得多的。

遠在四歲以前，我就開始旅行了。父親在鐵路上工作，隨着他的出差、調動和全家的遷移、逃難，我便有了很多乘火車的機會。我乘過講究的二等臥車，乘過普通的三等車（即現在的“硬座”），也乘過裝載牲畜或貨物的所謂“瓦罐”（俄語音譯）車。即使和四十年後的中國孩子相比，我的旅行機會也是最多的。但與人群的頻繁接觸並沒有去掉我的靦腆，不斷變換的車窗外的景物，卻使我更愛幻想了。

但是必須靠理性去解決的疑問，也開始闖入了我的生活。

我童年旅行的終點是哈爾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