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不使父母驚恐，等他們入睡後，我點起一盞小油燈，躺在床上偷偷閱讀關內共產黨編印的《救亡日報》，國民黨的《國聞周刊》和東北抗日聯軍印行的《告同胞書》等等。透過慷慨激昂的文字傳出的民族危機呼號，使我的心震顫不已。連連幾個夜晚，我激動得淚流不止，不能入睡。

我頭腦的另一個部分，發育卻一直比別的孩子遲緩。從童年到青年，都有人說我儍。

許是由於我身上流着勞動農民的血液，幼年營養又好，身體的機能成熟很早。十二歲時我已有了男子的衝動。有一天，它使我吃了一驚，因為在我一個夥伴的母親、一個比我至少年長一倍半的一個女人身旁，我第一次體驗到這種野性的欲望。但隨即忘記了它的存在。相鄰的孩子們課餘時常追逐年齡相仿的女孩子取樂，我以為這是一種純粹的遊戲，追到某個她就以為這就是跑道的終點了，不明白那小姑娘還佇立在那裡等個什麼。後來我才明白，別的男孩子人家是一種追獵，到終點時（往往是在陰暗的門洞之類的地方）是要撫摸和親吻的。

我的綽號叫“劉大頭”，我的頭的確是很大（至今，找到一頂能夠戴下去的帽子仍是一個難題），理髮師給我剪頭髮時常抱怨我不該只交兒童的半費。“大頭”在東北的語言裡又指不會算計因而常常吃虧上當的人。而頭顱大於常人，卻又被認為是聰明的標誌。我被認為兼有這兩個特點。

同學們因我在生活上有些儍瓜笨拙而欺侮我，但又因我作文好而有求於我。

我生平受到的唯一一次當眾體罰，也是早熟的好奇和儍帶來的。那是上高小時候，一天，別的班上學生在做作業，一位女教師在講台上監視，同時和一位男教師低聲談天。我們班上無課，幾個男生鼓勵我闖進去來個惡作劇。平時相當靦腆的我，不知怎麼忽然勇敢起來，一個人拉開教室的門，大模大樣地走到兩位老師面前，嘻皮笑臉地問道：“你們說什麼悄悄話呢?能講給我聽聽嗎?”全班學生立時大嘩，女老師氣得臉煞白，拿起戒尺就在我的手心上連連打了六下。她很用力，我很疼，幾乎流出淚來。

沒有出鋒頭的意思。至今不懂我為什麼那樣儍。

一種有生理依據的好奇心，並未因這次挫折而削弱。坐在松花江南岸觀賞落日，見對岸一對青年男女進入高高的草叢，我知道他們是幹什麼去了。在同年級的女生中，我心目中也有一個對象，但我從不敢對她說一句話。在電車中，當有女生或年輕而美貌的女人在時，我便緊張起來，生怕她們看不中我。但是看中了又怎麼樣呢?我只能又是害怕。這種好奇心有時竟強到這種程度：一年春節店鋪休假，樓下商店的幾個店伙要去妓院，招呼我同往，我竟跟隨他們走到街口，忽然怕了，才跑回家來。

在母親和父親以為我還聽不懂話的時候，我就記住他們常常誇我長得好看，兩隻大眼如何可愛了。但當別人也這樣誇我時，母親為了表示謙虛，則要說兩句我的缺點。到姊姊已經和她的同伴悄悄談論我的容貌時，我男子的自尊已經成熟了。我應該知道自己對女性是有點誘惑力的，但我從來缺乏自信，女人越是美我就越是感到自卑。這種自我感覺，將追隨我一輩子。

這都是發生在十二三歲上的事。我野心勃勃，先是要做個著名京劇演員，後來又決定必須成為一個大文豪。名演員自己動手畫將來演出時的海報，他的名字排在正中，三字成品字形，弟弟和另一人的姓名排在兩側，是配角。未來的大文豪又畫他將來衣錦還鄉時的場景：大街兩側樓房中，人們向他扔下雪花般的紙花。

距我家幾十步遠便是“新舞台”劇場。我當然買不起門票。我能冒險溜進去。平時比較膽怯的我，到干自己真正認為非做不可的事情時，膽子就大了。我還能裝作若無其事，因而不露聲色。我看戲很認真，一下子就把自己融入舞台上人物的中間去了。“六月雪”中竇娥、“逍遙津”中漢獻帝、“李陵碑”中楊繼業的命運都使我感動得淚流滿面。我想解開一個謎：演員們在舞台上那種神奇的動人魅力是從哪裡來的?我情不自禁地羨慕和學習起演員們來。我膽子越來越大，常常偷偷從側門溜進後台，看演員們的上裝和卸裝，想探明我內心的神秘感從何而來。我觀看最多的是女演員，她們幾乎人人都是我心中欽慕的對象。後來我對女人的審美標準之所以是東方式的，我想同少年時期京劇女演員的扮相很有關係。

我常常把一個女演員作為自己假想的戀人。我小學四年級的女教師也曾是我傾慕的對象。我又自卑，覺得自己不配。雖然並不十分自覺，但贏得女性的歡心也成了我發憤學習，作一個非凡人物的一種動力。為了同時學習三種（俄、日、英）外語，我就不能不利用所有零碎時間。我日後不肯白白浪費十分鐘時間的習慣，是這時開始培養起來的。
一個晚上，我把一張凳子做為桌子，放到燭數不高的室內僅有的一盞(昏暗的)電燈下面，坐在一張小木凳上，開始我的寫作了。寫一個同樣冬天的夜晚，一個年輕的人力車夫在飄雪中行走着，步向一家賭場。他輸了。他接連地輸。為了找到賭本，他去搶劫了，無意中殺死一個人。他被捕了。年邁的寡母失去唯一的依靠，悲痛欲絕。母親有權利索回自己的愛子，但社會也有權懲罰一個罪犯。怎麼辦?

我從未聽說哪裡發生過這樣一個真實的事件。純然虛構。唯一的依據是在我家居住的一帶，我見過許多受苦受難的人，我同情他們。

想不到它居然被發表了，還獲了三等獎。那是《大北新報》的短篇小說徵文，題目《母心》是編輯部出的。拿到二十元獎金，我便約好朋友李丹去飯館吃了一頓。記得我並不曾特別興奮，我甚至沒保留下那張值得紀念的報紙。

再過十七年，再過四十年，當我的作品兩次在全國引起注意、博得好評甚至發生爆炸性影響時，我的心情也同樣平靜。我至今不能理解這是為什麼。我不是一個沒有虛榮心的人，但每聽到別人的讚揚，我都有幾分害羞，好像當之有愧。我覺得它們應當寫的更好。這是不是因為我自信我以後會寫得更好呢?不知道。總之，作品發表之前，我總是擔心寫不好，發表後又覺得應該寫得更好。我羨慕那些自信心比我強得多的同行。

十四歲開始時的另一件大事，是我認識了當時在哈爾濱已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關沬南。我和李丹是讀了他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蹉跎》，喜歡上他的文風與魯迅相近而慕名登門的。他和溫成鈞的經歷相同，也在郵局工作。在他家，我第一次見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書和他認真寫下的讀書筆記。從此，我成了他家的常客，加入了由他領導的由左翼青年作家和詩人組成的讀書會。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外圍組織。

較早一些時候，我已經結識了也是這個讀書會骨幹的青年詩人溫成鈞。他也是在郵局工作，也是因家境貧寒，初中畢業後輟學的。是在他的鼓勵之下，我才動筆寫了第一個短篇的。

關沬南在二十歲上下就出了書，兩本書都是自費印行的，從未遭到禁止。五十年後，我們倒沒有了這種自由，自費出書是絕不允許的。這是不是日本侵略者故意裝出的一副姿態，表示“滿州國”是“滿州人”自己的國家呢?很多中國進步作家的書不僅可以從境外運入和隨便銷售，甚至還可以在“滿州國”公開翻印。巴金的《家》、《春》、《秋》在青年讀者中喚起的背叛舊中國和走向革命的作用是明顯的，居然也能在淪陷的東北印行。在美國影片放演幾年不再允許公映之後，德國和法國的影片還准許放映。我就看過法國攝製的《罪與罰》，這在十年後的中國也會禁演的。日本的書店裡始終可以買到馬克思的以及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他們還出過一本厚厚的叫作《抗日論》的書，收進中國政界首腦人物蔣介石等人反對日本侵略的演說和論文。在三十年代與四十年代相交時期，日本的刊物上固然充斥着宣揚法西斯論點的文章，但也經常有持相反論點，或報導世界真情的文章出現。看來，他們是把政治上直接危及自己統治的行動與言論，同意識形態問題區分開來的，雖然他們也不遺餘力地宣揚於他們有利的一套意識形態，主要是儒家思想。

一九三九年初，我進入中學，這已經是日本入侵後的第八年了。這時我才真正感覺到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教育的控制。連學校也不再稱“中學”，而稱為“國民高等學校”。

我是為獲取知識而來，但第一課卻是學算盤。以後每天早晨第一課，我們都端坐在教室，隨收音機中傳出的日語口令在算盤上打加減法。《孝經》和《論語》列為“國民道德”教育的重要課程。受過“五四”以來新文學薰陶的我，對於古文本身就有一種反感，而孔子著作中散發出來的教人循規蹈矩、安份守己、孝悌忠信的一套說教，從形式到內容都令我感到窒息。這同我從生活和從文學作品中學到並且嚮往的自由與叛逆精神完全背道而馳。教師照本宣科的死板的教學方法也令我厭煩。我不能忍受不斷重複而毫無新意的東西--那時我已開始在父親指導下自學俄語，當時的權威課本是《俄語津梁》，就因為課文老是重複“這是什麼?”“這是桌子。”“這是桌子嗎?”“是，那是桌子。”我就拋開那本教科書，寧願去讀連一半都看不懂的托爾斯泰所寫的故事，後來又嫌它們太簡單，而跳躍一大步，去生吞活剝高爾基的中篇《三人》了。

我們還必須接受日本教官指揮的軍訓，反反覆覆練習正步走，也十分枯燥。我們還必須穿同樣的衣服，其實與日本軍服相差無幾。必須推光頭。

我坐在教室的後排。實在無聊，有時偷看自己喜歡的書，有時竟和同座的同學擲骰子賭輸贏。校長也換了日本人，叫吉田。他穿一身軍裝，留一撮希特勒式的小鬍子，每天早晨站在教練台上向全校學生訓話，一派主子派頭。一天早晨，只因我站立姿勢隨便了一點，他竟命令我到台前跪下。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體驗屈辱的滋味。

我和四位要好的同學，這時都不願繼續在這個環境裡生活下去了。已經有一些同學去了北京。

北京也是在日本人占領之下，但在那裡的學校可以比在哈爾濱學到更多的知識。我的朋友都可以靠父母資助，我則必須仰賴這時已經嫁人並定居到北京的姊姊的幫助，她慷慨地答允了我的要求。

姊姊嫁給一個大地主的兒子，從日本歸來的留學生，是出於愛情，但也提出一個條件：他應對我們一家人的生活，首先是我的學習給予資助。

日本統治下的北京，市民生活已很困難。姊姊必須節儉持家，因為除供我上學外，還要不時給父母一些接濟。平時住校，周末到姊姊家裡。怕我在學校伙食差，每星期一姊姊都要做些炸醬之類的東西讓我帶到學校去吃。第二年，物價進一步上漲，我常見姊姊發愁，便盡力節約自己的開支。那時我晚飯是在學校附近小館吃，每頓吃十二兩炒餅。後來我把飯量減到半斤。一天晚間在宿舍忽然失眠起來，這是前所未有的。仔細一想明白了--是因為肚子餓了。

上過一年半中學，我見姊姊家的經濟狀況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便決定休學。我住在姊姊家裡，每天按嚴格的時間表進行自習。每天一早起便坐到姊姊在客廳里為我開闢的一個角落，專心一意地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時齊頭並進地攻三種外語--日語已可以用了，主要攻俄語和英語。

姊姊的婚姻並不幸福。丈夫這時已經開始嫖妓，甚至吸起鴉片，她屢勸不改。姊姊把我的天賦估計很高，以為我一定會成為一個非凡人物。這時她發覺我左傾，要走一條獻身革命的道路了，也並不阻攔。後來我在天津開始革命生涯之後，大姐長時期為我和我的同志們隱藏秘密書刊。當我的同志們須來往京津時，也時常給以接濟。她並不害怕什麼危險，而其實那是很危險的。

“是不是讓姊姊也走我的道路呢?”我想過這個問題，但立即否定掉了。這是一條很苦的道路，甚至要付出生命。我不願使我親愛的姊姊付出犧牲。後來我曾後悔，覺得那時若使她走上革命道路，她也許會更幸福。然而再一細想，也未必。

(第1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