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不肯贖掉原罪

我心嚮往之的本來是上海，卻來到了北京。我讀過的當代中國作家的許多作品都是在那裡寫的，因而上海在我心中成了自由的象徵。正如我四十年後喜歡上紐約一樣，我愛從電影上看到那種熱熱鬧鬧、豐富多采而又變化多端的大都市生活。北京卻正和上海相反。這裡一切都透露着周而復始的停滯。我討厭北京比比皆是的灰牆，甚至對它小巷中的幽靜和鬧市的嘈雜我也同樣不抱好感，因為它們永遠代表着中國的過去，我似乎能聞到陳腐的氣味。我感到窒息。

然而北京也不喜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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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無力升學，又找不到一個可以糊口的職位。我不能老是自學。我產生了去解放區追隨共產黨抗日的願望，但找不到去那裡的途徑。到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我才能夠和我自幼的同學鄧邁一起來到天津，有人答應從那裡把我們帶入解放區。但後來我們得知天津也需要人從事地下抗日鬥爭，便答應留了下來。我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天津抗日救國聯合會。為數不多的年在二十歲上下的、大部是未讀完高中的學生，便是這個組織的骨幹，這時還沒有一個是共產黨員，我們都必須自己混飯吃。那時我為什麼沒有選擇國民黨而投靠了共產黨呢?並不是沒有另一種可能。從小學起最要好的五個同學，只有我一人是家境貧困的，其餘四人甚至都可以歸為資產階級，然而幾年之內，竟有三人自願投入中共領導的地下工作，都成為共產黨員。四十年代初期，國民黨在我們心中的形象，並不比共產黨壞多少。我見到汪精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儘管知道這旗上端那個寫着“和平建國“的三角形黃布條已表明它是漢奸政權的旗幟，卻仍然站在它下面感動得熱淚盈眶，在北京冒險偷聽重慶電台的廣播，更激動萬分，並不認為國民政府的聲音就不代表苦難中的祖國。然而我畢竟沒去西安參加戰干團，雖然在姐夫的家裡不難找到這種機會。現在回想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對於青年人所具有的魅力。中國的苦難實在是太深重了，中國人對於改變自己奴隸地位的願望實在是太強烈了，因而越是主張激烈、徹底、變革的思想，便越是富於吸引力。而國民黨卻始終拿不出一個綱領，一套口號使青年人熱血沸騰。

一九四三年冬天，天津的市民通過我們散發的傳單知道了“抗聯”這個組織的存在。這些傳單，有時從天津勸業商場（市中心一處很高的建築）向下撒，有時是在擁擠的有軌電車中把一迭傳單悄悄塞進車的門縫，行駛中的電車便會順風使傳單撒得很開。我參加的幾次行動，是趁黑夜把傳單貼到街旁牆上，或塞進人家的門下。有時情緒激動起來，我們就忘記安全，把傳單塞進行人手中，甚至打開貧民區居民的房門，徑直把傳單送到居室之內。經我提議，我還承擔了向日本僑民投遞日文傳單的工作。這項任務，整個過程由我一人包攬下來：我自己草擬傳單文稿，自己刻蠟版，由我從當時我在那裡工作的日本銀行偷出一種印有表格的紙張，自己油印，然後找一個晚上，把一張張傳單塞進日本僑民門下。

竟然沒有想到可能暴露和被捕，也沒有商議過一旦被捕，應該怎樣對付日偽當局。在這種活動中，也幾乎沒有感到恐懼：心頭倒是充滿一種莊嚴感和因為冒險行動而感到的激動和喜悅。

這時倘若有人問我們為了什麼目的聚集到一起，第一句回答就會是“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什麼要打倒它呢?並不是因為我們很愛這個即使沒有日本人的中國，因為它也是不自由的。

我參加革命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解放自己，實現自我。我並不清楚這個“自我”是什麼，只不過有一種朦朦朧朧的感覺，好像我身上有一種什麼東西，雖然還不成熟，但有一天它會爆發出來，那時我便會做出別人做不到的事。從十幾歲到三十幾歲，我老是在為這麼一個模糊的目標做準備，同時老是覺得自己不行，但將來卻會很“行”。我認真地從事我必須做的工作，同時不放棄一點可以用於學習的時間。

然而革命卻是從否定自我開始的。我們學會的第一個政治詞彙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它和“個人主義”是同義語。以後幾十年間從沒有人告訴我合理的、甚至應予鼓勵的個人利益到哪裡結束，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從哪裡開始。那時我們同志之間是友愛的，大敵當前造成的“同生死共患難”處境也造就了這種感情，因而沒有相互猜忌或傾軋。然而對待自己和自己的同志又都是很嚴格的，因為彼此都有“原罪”，都必須經常進行無形的懺悔。這時我當然不會知道按照毛澤東主義，“小資產階級思想”只在知識分子身上才有，工人、農民出身的幹部天然的免疫，因而“思想改造”的任務便只能由中國知識分子像十字架般背負起來，直到每個人走進墳墓。

我的問題，是“有點像俄國沒落的貴族”，並不是嚴厲的批判，甚至帶點同志式的戲聶。但是“不願去公共廁所，害怕那裡的臭味”以及一次長時間步行中我比別人更覺乾渴，卻是作為缺點提出來的。我也承認，但心裡始終不解：我怎麼會像個俄國貴族呢?我的長相有點像俄國人倒是真的，但怎麼會“貴族”呢?我只能認定自己“工農化”倒是真的還差得很遠。還要到很久以後我才慢慢明白，這可能是由於我常常有幾分憂鬱。不知為什麼，我這一生幾乎沒有一個時候對於我的環境或對於我自己完全滿意過，總覺得似乎少了點什麼我所需要的東西。

其實在奉獻上我並不落後於他人。我能完成一切交給我的任務。我刻過幾年毛澤東著作的蠟版。我親自撰寫和刻印向日本人宣傳反戰思想的傳單，張貼和投送抗日傳單。我的勇敢使自己都有些吃驚。我們的飲食之艱苦是我從未體驗過的：清水煮白菜加玉米麵的窩頭，有時因技巧太差，還是半生的。我也不覺其苦。

對於我們工作的對象，要求也很嚴格。那些人多是商人於弟，經過長時間的了解，反反覆覆地思量，仍不放心。所以幾年之中，“抗聯”的會員和會員中的黨員都發展很少。其時已是抗戰後期，國內外形勢於我們很有利，敵人的控制又相當鬆弛--他們把監視和懲辦的重點放到有利可圖的經濟犯上去了，因而我們是可以放開手發展的。

對於人缺乏信任，對待自己的同志缺乏寬容精神，這時就已經感覺得到了。

我們幾個年輕人，因為別無住處，暫時又沒有生活來源，最初就寄居在我們的一位同志楊昌炎家裡。這裡又是“抗聯”的活動中心。

主人的父親是一個大鹽商。他既要從經濟上接濟我們，又要承擔很大的政治風險，而中學生楊昌炎自然不會有獨立的經濟地位。我們卻全然不予理會。這樣，當我們的主人和同志在父母壓力下不得不要求我們把居住和活動地點移到他處時，他的這個舉動就被認為是背叛了，從此變為路人。

在我們和楊昌炎的關係中，早有危機潛伏了。在我到達天津以後，在楊家免費食宿的光棍漢至少有三人，白天還有更多的人到此白吃白喝。在百物昂貴的一九四三年，這不是一筆很小的開支，此外每日來來往往到此聚會的抗聯成員有十來人，有時還有北京的地下工作者前來聯繫事情。一個個都是學生打扮，大搖大擺，進步政治書籍甚至解放區的印刷品就放在書包里。離這條糧店后街一里之遙，便是天津偽警察局。那些日偽特務哪怕只有中共特務百分之一的“除惡務盡”的熱忱和本領，也早已把我們這些小子一網打盡了。楊昌炎一家能冒風險准許我們在那裡活動半年之久，已經很不容易了。楊老先生對於他的長子和兒媳一定早有微詞，我們這些不請自來的房客也不是毫無察覺。但是因為第一，楊昌炎既已獻身革命，犧牲就必須是無條件的；第二，楊老先生既然是大鹽商，是剝削者，耗他一點不義之財，又有何不可?但問題還不僅僅在這裡。當我們發覺楊家父子關係因我們而緊張化時，並不設法去減輕他們負擔和減少給楊家帶來危險的可能，卻要求楊昌炎夫婦表現出更大的堅定性和自我犧牲精神。待他們經不住革命的這種考驗時，便把他視為叛徒。邁出這一步並不困難，因為日常的觀察早已發現楊昌炎有嚴重的問題：他曾在一天夜裡，大雨滂沱之中，一個人站在海河邊上朗讀詩句。這分明是小資產階級浪漫主義和狂熱性的表現。他曾喜愛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著作，要作個無政府主義者。這樣一個人最後背叛革命，是順理成章的。假如有人不這樣想，又怎樣呢?那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是階級立場出了問題!

離開楊家以後，我們四個單身漢遷到同一條街上一間木製小樓中居住（腳下是一條小街的出口）。十年以後，即中國已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這時作為一個小學的校長的區政協委員，他？應該至少是愛國民主人士了。但當我們到他家作客時，不但仍然不覺得我們對過去的決裂負有責任，還念念不忘他當年的“背叛”，自視高他一等。

四人中間，除一名殘疾人外，三人分別、輪流有過短期的職業，靠這點收入和家在天津、家境較為殷實的同志不時給予一點接濟維持生活。生活的困苦和不穩定，並不使人愁苦，反倒增添了生活的浪漫情調。我們的工作是傳播進步思想。分別對一些個別人或組成讀書會的幾個人進行工作，先是把進步的文學作品給他們看，然後組織對進步政治書籍的學習。這兩類書，絕大部分是抗戰前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出版的，現在仍然能成為共產黨反對日本和國民黨的思想武器（可見國民黨也和日本人一樣太不成熟了。既然執掌政權，有武力和特務在，為什麼就不能把報刊和出版印刷業牢牢控制起來，只准宣傳有利於自己的思想呢）。最後，見對象可靠和比較成熟了，我們才把解放區印刷或我們自己刻印的毛澤東著作拿出來。

一九四四年初春，我們那間光棍樓里發生一個事件，使我大為震撼。

一個可憐的舞女引起了我們幾個光棍的同情。她姓蔣,幼時被拐賣到上海，受過很多虐待，後來流落到天津，以伴舞為生，常受人欺凌。終於找到一個可以委身的人--一個商人子弟，先是同居，後又嫁到他家。但那人的父母嫌她出身低賤，不肯承認這門婚事，她被逐出家門。我們四人出於同情，收留她暫住到我們的小樓里。用一張床單把一個角落隔開，就是她的居室了。

這時我們四人中有三人早出晚歸，只有一個人因患肺病，休養在家。他是我們這個“抗聯”支部的主任G，比我年長兩歲，相互之間情同手足。蔣做為我們之中唯一的婦女，照顧病中的G，很是周到。一切都很自然。

忽然，我們被告知：G犯了嚴重錯誤，不能留在我們中間了。原來他病中與蔣產生感情，並發生了性關係。此外，他還向蔣透露了我們的政治身分。不久，G就去了北京，然後到晉察冀解放區去了。

沒有一條明文紀律，規定從事地下工作的人不能戀愛和結婚。也許，婚前性關係在那時已被認為是不道德的?我們接受了對G的處分決定，我還繼承了他的職務，但心中卻留着一個疑問：是否處分太重了呢?他和蔣之間發生的事，是我第一次在自己身邊有這樣的經歷。我能夠理解那是很自然的，既不覺其悖理，也不覺有什麼骯髒。我只有諒解和同情。

幾個月以後，我隨同四位同志一起跨越冀中解放區，到平漢路以東的阜平縣中共晉察冀分局城工部去接受任務。人間太少這樣的奇遇了：我們正在太行山中向西步行，忽然在一個小樹林中遇到了G!我又驚又喜，急忙走上前去握手，急切地問他別後情況。他說現在華北聯大學習。當我重回到同行者中時完全出我意料，那位領導我們並主持懲辦了G的同志，竟疾言厲色地斥責我不該去見G!我愕然了。對待一個同志和友人，怎麼可以這樣無情呢?無論如何，G並不是敵人呀。

還要過很多年，我才得知G當時從天津的撤離是很慘的：並不是像我想的那樣由天津的組織介紹他去解放區。他是完全被逐出了組織，無依無靠，個人到北京重新找到門路隻身去解放區的。

這是我第一次對黨的決定發生牴觸，也是第一次暴露了我的人道主義感情同革命需要的矛盾。要到我身在解放區以後，這種矛盾才會頻頻出現。我不得不常常警戒自己必須同這種“資產階級”的感情疏遠，因為不然它就會使我同無產階級專政疏遠，而那是很危險的。我心中逐漸出現一條自我警戒線：不要輕易同情別人的悲哀與痛苦，這種同情和愛只能寄予整個被剝削階級，否則就容易犯錯誤。千萬不要輕信任何個人，而對於黨，則應該絕對信任。

就是在這次太行之行中，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