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住到阜平縣一個叫西柏坡的山村。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的城市工作部就設在這裡。我們一到，就有人叮囑我們平時在村中活動都必須戴紗布做成的口罩，以免被他人認出。後來我們在村中見到許多年輕人也都帶着口罩。原來這時有許多在北京、天津從事地下抗日活動的青年集聚在這裡，分別接受指示和訓練。為了提防歸去後這些人中一旦有人被捕（同時也擔心這些人中現在就混有敵人的特務），不致使他人被出賣，才採取這個措施。

同行的三人中，有兩位是代表天津“抗聯”總部領導我們這幾個人的。我一直以為他們早已是共產黨員，甚至可能是從解放區來到天津的老黨員。不知為什麼，也許是因為自認離黨員的條件還遠吧：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過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也並未想到在此停留期間可以提出這個要求。看來，同行的三人一直在等待我主動提出入黨申請，而我卻遲遲沒有表示。最後他們才告訴我他們已完成了入黨手續，問我有無此意。我自然表示願意入黨。這樣我便填寫了入黨申請書。

同行的三同志先我而走，我必須多留一些時候，一是等候入黨審批手續，同時也因為城工部長劉仁有意派我到我的故鄉哈爾濱開展抗日工作，須和我談一次話。我的年齡正是“滿州國”服兵役的年齡，因而我若回哈爾濱，很可能被征入伍，因而劉仁放棄了派我去的打算。一天晚上為我一個人舉行了在黨旗下宣誓的入黨儀式。我朗讀了入黨誓詞，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永不叛黨”。

第二天，我便踏上了歸途。行前，告訴我一句暗語：“我是余先生派來的”。我到天津後，要把這句話告訴我的上級，這才能證明我在西柏坡村真正加入了共產黨。
一九四五年三月，我穿着藍布大掛，走進天津的一家貴族學校--耀華中學。以我的初中畢業的學歷，我本應來此就學，然而我卻成了幾百個學生的教師。靠一張偽造的南京中央大學的畢業文憑，我當上了地理教員。

我的實際年齡二十歲，比假文憑上的年齡足足少六歲。為了顯得老一些，我常常點起一支煙來裝相兒。後來就上了癮。

我必須每天準備第二天的課程，否則就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了。地理課一周只有兩個課時，這就使我能夠把這個中學男生部六個年級十二個班都作為我的講課對象了。高中畢業班的學生和我的年齡不相上下。

我發覺我雖然生性有幾分怯弱，但在課堂上並不怯場。若干年後我才明白這是由於我能把聽眾的注意力立時吸引到我身上來，促使我很快地進入角色。原來我是有一些講演才能的，而這種才能又和表演才能很近似。一個好演員和好教師都善於鎮住自己的觀眾和聽眾，使他們聚精會神地看你和聽你。這種素質，對於我今後為共產黨爭取群眾和十餘年後、四十餘年後兩度散布“反黨”的影響無疑都起了很大作用。無論我面前是幾十人、幾百人或幾千人，我都能夠使他們連續幾個小時鴉雀無聲地聽我演講。同時，也只有這樣，我才能情緒飽滿地講下去。會場上一個人打瞌睡或退場，都立即會破壞我的情緒。很多人給公眾講了一輩子話，還感覺不到台上台下之間的這種情緒交流，所以他們能把聽眾講得一個個走光。

學生們喜歡我的真誠、熱情和無拘無束。在這個管理極嚴、師生關係刻板的學校里，我的到來顯然是帶進了一股新的氣流。我在課堂上講世界地理時過於坦露地宣傳進步的政治思想，大約也使他們既覺得新鮮，又驚奇我的大膽。

幾十年後我仍被人稱為“嘴上不設崗”的人，從不善於矯飾和偽裝。二十歲時，我自然更為稚嫩。日本人統治的後期政治上相當鬆弛，我認為學生中不會有敵人的特務，並沒有猜錯。我的年輕、真誠和全無老師架子，立即換來了學生的信任感，而我又把這種親近看作對我的期待，於是便忘記我的使命是以教師的身分從事秘密工作，情不自禁地想把這個世界的真情告訴他們，學生的反應--聚精會神、屏氣斂聲又使我興致更濃。兩三個高中學生曾故意站起來提一些顯然是刁難我的問題，我也不看作政治上的敵意，以為是頑皮，一笑置之，照舊按既定方針講下去。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日本投降前不過幾天，我忽然接到從哈爾濱發來的電報：“母故速歸”。我像遭到雷殛一樣，木然良久。我絲毫沒有關於母親健康狀況的預感。怎麼辦呢?哈爾濱屬於“滿州國”，歸去須辦入境手續，而我又是一個有政治使命在身的人，還要經黨組織同意。況且，母親既已故去，我歸去又有何用?但是，住在青島的姐姐也接到噩耗，她決定和寄居她家的父親一起返鄉。

那天晚上，我痛哭了一場。記憶中的母親，總是滿面愁容。由於父親既缺乏生活能力，對家計又很少用心，全家的憂患便由母親承擔起來。五年前我到北京上學，母親送我到車站，便分手了。一九四三年這一次分手，她卻送我到車上。車開了，她沒有下車，一直拉着我的手，流着眼淚，乘了一站車才下去。現在回想，她似乎預感到那將是我們的訣別。

我不記得母親年輕時是什麼樣子。分手時她不過四十三歲，已經顯得很老。三十年後每當我見到四十幾歲的女子還很年輕而富有魅力時，我便會想到母親，她老得太早了。

日本投降以後，學校里有了三青團組織。我的窗子幾次被石塊打破。三青團學生公然在課堂上擦槍，有時甚至拿着棍棒追隨我身後，直接進行威脅。我不覺恐懼，因為眼見越來越多的學生站到共產黨一邊來了。

特務學生每天到天津市警備司令部密報我的形跡。終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初，我接到黨組織的命令：敵人即將進行大逮捕，我是主要對象之一，必須撤離。我丟下全部財產，只攜帶兩本托爾斯泰小說的英譯本，匆匆離開校園。

在躲避在一個學生家閣樓里的一個晚上，我和耀華中學的一個進步女學生相互傾吐了愛戀之情。我們站在窗前默默看着天上的明月，約定日後相會。沒有擁抱也沒有親吻。我本來早已成熟，不知是什麼力量約束着我，使我遲遲未能越過中國人古老道德規定的界限，雖然我並不是一個孔夫子的信徒。

按照黨組織的安排，我應該在兩個月之後再回到天津。那時華北的黨對於國共和談是抱着希望的，甚至還準備了與國民黨競選天津市長的人選。很難想象倘若國共兩黨真能在和平競爭中共存，或分別統治中國的半壁河山，中國會是什麼樣子，兩黨本身又會怎樣。我想，誰要吞併誰恐怕都是困難的，相互競爭和互相監督只能阻止或減緩黨的腐敗過程。後來的中外歷史也證明了和平土改並不是不可能的。那樣，幾千萬人將不致死於內外兩場戰爭（不算文化大革命）和六十年代的饑饉。而只要中國的經濟和文化能夠正常地發展，中國人口瘋狂大繁殖的災難也許就可以避免了。

然而中國歷史卻選擇了另一條路。

我決定到哈爾濱和久別的父親與姊姊一起度過暫短的假期。

哈爾濱這時已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森嚴的軍事管制，使蕭條的城市更顯得陌生，好像所有的窗和門都封閉起來了。這種景象似乎象徵着市民在心理上對於共產黨的猜疑和疏遠。他們在暗暗期待國民黨的到來。

回到哈爾濱，最令我震驚的便是關於蘇聯軍隊進入東北後犯下的姦淫中國婦女和搶劫等暴行的傳說。起初，我不肯相信--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出兵的目的又是為了從日本人占領下解放中國人，這怎麼可能呢?然而那麼多的人都眾口一詞，有些人還目睹了蘇軍在哈爾濱的搶劫活動，這就不能不相信了。學生和市民們對於共產黨的疏遠和對蔣介石的出於正統觀念的崇拜和嚮往，這一點起了很大作用。我和哈爾濱本地的年輕共產黨員都為此感到困窘。中共軍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為什麼蘇共的軍隊竟如此野蠻而毫不顧及政治影響呢?一種解釋是：因蘇德戰爭中蘇聯損失慘重，兵源匱乏，進入東北境內的軍隊是從刑事重犯中募集的：第二種解釋是：蘇軍兵士把中國人當作了日本人。然而這些理由連我們自己都不能說服。

我冒稱自己是回鄉探親的北京大學學生，配合地方黨組織到青年中進行工作，以我的親身經歷揭露國民黨的腐敗和宣講共產黨是唯一能夠拯救中國的政治力量。

國民黨的統治從未到達過這個省份，共產黨的抗日軍隊和地下組織卻在日本占領時期還活動過幾年。然而青年學生和市民們把國民黨視為正統、崇拜蔣介石的觀念卻很頑固。

我又一次發現自己有演說家的才能。在“東北民主青年聯盟”成立大會上，我的演講使我贏得了最多的選票。由於我共產黨員的身分還留在天津，我只能作副主席。
我想，我演講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我的真誠。我真正相信國民黨已腐敗透頂。我和兩名共產黨員在天津耀華中學幾個月的工作就能使幾百名學生（他們中很多人是軍閥、漢奸和大官僚的孫男孫女，或商人的子女）改變政治態度，傾向共產黨或黨所領導的民主運動，使我對黨最終會在全中國取勝毫不懷疑。但是我在一九四六年哈爾濱的演講活動也遇到一個大難題：對於家喻戶曉並引起當地居民極大憤慨的紅軍一年以前的暴行，怎麼辦呢?必須使人們相信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好的，第一個執政的共產黨也是好的，然而它的軍隊卻對中國人進行搶劫和強姦，遇到這個問題我就只能搪塞了，唯一拿得出來的解釋是：那支軍隊是蘇聯的死囚，不能代表紅軍。這時我和我的聽眾還都不知道那些並非死囚的紅軍在東歐和德國做了些什麼。

我到哈爾濱不出十天，國共兩黨軍隊的全面內戰就開始了。我回天津的計劃已經告吹，地方黨委決定我留下來工作。我此後的職業也仍然是和與我年齡相仿的青年、學生打交道：當中學教導主任、青年幹部學校的輔導員，同時作“東北民青”和青年團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冬，我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對人的輕信，使我幾乎犯下一個大錯誤。有一天在街頭，我忽然見到一個自稱過去曾和我在中學同學的人，姓田。他正受失業之苦，表示要靠近共產黨。我輕率地介紹他參加大、中學生寒假補習班去學習，之後又介紹他到新華通訊社工作。這時正逢軍事形勢於我方不利，我軍準備撤出哈爾濱之時。田某為保險起見，暗地與國民黨特務組織掛上鈎，而我還在相信他，把一本為準備入黨的人而寫的小冊子交給他看。我為此受到批評，但並不嚴厲。

我把我見到的所有人都當作好人予以輕信並傾吐衷腸而無任何戒備的毛病，此後也沒有改，但回顧幾十年生涯，我因輕信個人而上過的當並不很大，因輕信黨組織而遭受的損失卻不知要大出多少倍。 ．

然而對於黨組織我又不是沒有懷疑的。一九四七年年初我參加哈爾濱郊區的土地改革。一進村，我們那個工作隊的隊長就下令把一個地主吊起來毒打，逼使他招認與土匪勾結、隱藏槍支，並要他交出浮財。那人說沒有，便打個不停，直至血肉模糊。這是我頭一次目睹人對人如此殘酷的場面。我沒有權力制止，只能躲開。徹底搜查的結果，並未找到槍支，也沒有浮財，只搜出一堆破破爛爛的舊棉花（絮）。那個所謂地主也很可憐，不過占有十幾畝土地。每個村莊都必須有一個可以作為鬥爭對象以激起農民仇恨的地主，他是這種需要的犧牲。

一個疑問將留在我心中久久不能解決：從理論上說，中國無地農民渴望得到土地是無庸置疑的。但是一方面，也確有一些地主是經幾十年的辛勤勞動，省吃儉用以自己的儲蓄購置了小片土地，同時貧農中也不乏遊手好閒因而一文莫名的人。和許多地方一樣，我們進行土改的地區，窮苦農民也須經過工作隊員反覆發動，苦苦勸說，才肯到大會上去訴苦和要求平分土地。當時，我們認為這是出於一種恐懼，擔心國民黨軍隊可能打過來，害怕遭到報復（這種報復確實是很殘酷的）。然而是否還有另一種可能：認為以暴力手段平分並非靠剝削致富者的財產是有悖天理良心呢?

分地主浮財那一天，我參加了。那場面很像美國家庭的“車庫售貨”（garage sale）。幾家地主的服裝、日用品等擺在一排桌子上，最貴重的無非是皮襖、座鐘之類，甚至包括地主家庭最簡單的日常生活必須品。事先已經議定，各家農民應該分到什麼東西，我們分別發放就是了。場上並沒有什麼歡慶氣氛。我的心情也不好，好像在做什麼虧心事。我又一次發覺自己缺乏黨所要求的“階級感情”。

我早就有一個想法：把地主的土地平分給農民也許是必要的。但浮財，特別是並非金銀財寶那一部分生活用品，似乎可以不分。土地畢竟是一種生產手段，而浮財則同作為人的地主及其家庭成員的個人生活有更密切的關係。一方面，為生活所必需，同時，有些對象為紀念品等等，還可能帶有很多個人感情色彩。我想馬克思倘若在世，他是不會同意這樣做的。

主管這次土改的領導幹部蔣南翔曾一再叮囑不許對地主動用肉刑，然而那個違背這條禁令的工作隊長也未受到任何懲罰。倘使他在這個村莊找不到一個鬥爭對象，打不開鬥爭的熱鬧局面，他就要被指責為“右傾”了。

來自延安的幹部把解放區的傳統帶進哈爾濱。艱苦樸素的作風和忘我工作的精神使人敬服。但是我隱約覺出他們帶來的那些在長期戰爭生活中形成的生活方式與倫理要求中，有一些與我格格不入的東西。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要求人們思想、生活方式和作風的一律化，我覺得這種氣氛是對我的一種限制，內心裡暗暗抵制起來。

我從來不喜歡打扮，也無意誘惑漂亮的少女，但不知為什麼，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六年我青年時代的最後十年裡，我常常想穿一穿紅色的襯衫。這是不是對於單調環境的一種逆反心理呢?大家只能穿同一種色彩和同一種式樣的衣裝，這不僅是軍事生活留下的痕跡或苦行生活的傳統，而是表現了維持人們精神生活的統一和單一的要求。我本能地不喜歡這種要求。在青年幹部學校工作時，有幾天我竟穿起一套父親的藍色西裝，與周圍的人顯得很不協調。倒是沒有人干涉我。但我對於別人受到的干涉表示不平。哈爾濱的夏天很熱，本地姑娘都穿裙子。由於參加了革命，女青年不能再穿裙子了，還得在襯衫外面再穿起幹部服來。天熱，就捲起袖子。有些延安來的人連這點都看不慣，我覺得就未免過份了。他們也看不慣我的作風，甚至還在會上批評過我不該走路、上下樓的時候都唱歌，說這是“小資產階級情調”。我照舊唱，而且一唱就唱到六十多歲。回顧那二十二年的政治囚徒生活，我還慶幸自己有這麼個習慣呢：經常低聲吟唱一定是排遣了我內心的許多悲哀和憂愁，並且在沒有自由的時候給了我一種自由感。

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哈爾濱松花江畔舉辦的“青年之家”大約可以算作共產黨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權後最早開展的青年工作。一個月以後，成立了東北民主青年聯盟，一年後才建立青年團。這些工作，我都參加了。那時，由於政權很不穩固，國民黨軍隨時可能打過來。哈爾濱的學生們又不願和中國共產黨靠近，充滿疑慮，所以我們必須充分考慮年輕人的興趣，儘量用歌詠、放電影、讀書、體育等活動把他們吸引過來。四六年冬舉辦的寒假學習班，是為了進行政治教育，但也儘量運用討論的方式，允許各種不同意見表達出來，隨着政權的逐漸穩固，青年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更多的信賴，青年團的活動就越來越政治化，內部生活的民主就越來越少，青年團本身的官方色彩也就越來越重了。
伴隨全國解放，青年團和學生會就變成了黨的“工具”，它的活動方式與內容同共產黨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像全國人民一樣，青年們以入團為榮，現在是由青年團選擇他們，而不是尋求他們的支持了，青年團組織的生命力從此便走向衰落。

(第2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