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政治生活的冷淡情緒和我對馬列主義理論的疏遠差不多發生在同時。我自幼理論興趣很高，去蘇聯時發點零用錢，也買了一些這類書籍。我從這些書中看到，共產黨一經掌權，理論的使命就降低為解釋領袖的一本著作或一篇論文，從不提出新問題，很少有作者獨立的見解了。貧乏的內容和枯燥的詞句令我厭煩。我並不想作個理論家，但當我確認只有革命領袖方能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有所貢獻而我們一般人只能學習它和牢記它時，更覺索然無味了。

沒有任何決策需要我參與意見。沒有什麼大的問題要大家去探討和提出不同意見，一切都在上層決定了。我們的使命就是不停地聽和記，然後照辦。我感到寂寞了。沒有任何民間組織或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團體，全國社會生活事無巨細都由黨承包下來統管起來，個人的作用微不足道。

我剛剛結婚的妻子朱洪是政治積極分子。“三反”運動時我們到一個大禮堂開會，團中央數百名幹部齊集一堂。台上站着那位被批判的作家蕭也牧，是作為貪污分子批鬥的。朱洪和大家一起，使勁喊“坦白交代”之類的口號。我問她：你手裡有多少罪證材料?原來只有內部傳達下來的一丁點兒疑點，要用眾人的壓力擠出一大堆來。

我個人生活里這時發生一個關繫到整個民族前程的問題。我和朱洪不想很快就生孩子。但政府的政策是不准避孕，禁止人工流產。一九五二年起市場上已無任何避孕藥品和工具出售。團中央機關一個工作人員年年生孩子，一概給補助，直到生下十一個，過度疲勞為止。毛澤東說社會主義不怕人多。我對人口問題最初還想得很少，但我和我的妻子經常處在她可能懷孕的恐懼之中，而城市裡像我們這樣不願生或不願多生的人是不少的。這使我想到：為什麼沒有人聽聽我們的呼聲呢?朱洪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去做人工流產，由於是不合法的，她不能在手術後休息。上海的女工和北京的女知識分子中都發生因自己墮胎而死亡或殘廢的慘劇。

個人有多大自由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呢?隨着政治癒益浸滲到每人生活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個人的地位就不斷收縮，越來越渺小了。政治利益是以至高無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面目出現的，所以不容懷疑，不容討價還價，只能服從。我們在辦公室、在會場甚至在家裡最常聽到的詞彙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對黨（連非黨員也是）不忠誠老實（既包括不清楚交代自己的歷史或家庭、社會關係中的問題，也包括不坦白自己頭腦中的錯誤思想），自然是最危險的個人主義。沒有入黨要求是落後的表現，要求入黨遲遲不成而情緒波動，也是個人主義。工作中的失誤、粗心、對於不感興趣的工作缺乏興趣、對於想不通的事情抱有異議等等，也是個人主義。想升學深造，為各種原因而不安心現在的工作，要求調離，甚至夫妻分居多年希望團聚，都屬於個人主義。

反對資產階級思想是毛澤東在臨近全國解放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規定的戰略方針中重要的一條。每個人身上都有資產階級思想，主要又是個人主義。因而每個人都是有罪的，都必須以改造思想來贖罪。而由於“個人主義”囊括了全部個人利益，包括合理的、於革命有利的個人利益，所以思想改造又是沒有完結的。

這種思想改造熱高漲到什麼程度呢?團中央幼兒園裡一位女幹部，每星期六當她丈夫一周一次回來度假時，首先要他匯報這一周的思想，然後再過夫婦生活。這是個極端的例子，在我們中間傳為笑談，但其實我們不過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罷了。

從這時起，“把個人交給黨”，“把一切獻給黨”，“一切聽從黨安排”這些口號還要流行幾十年，沒有多少人懷疑過一個政黨有什麼權力向一般公民提出這種狂妄、蠻橫的要求，更沒有人識破，這個對於共產黨而言是一種僭越、而對於人民則是一種侵犯、剝奪和侮辱的口號，竟然毫無阻礙的變成至少是大陸城市居民的道德準則，是一件多麼可怕的現實。當然，一定是有人像我一樣對這種宣傳感到不舒服甚至厭惡的，但是在那種政治氣氛中，又有誰願意或敢於說出來呢?黨的權威是那樣至高無上，而這種絕對權威卻只能通過代表黨的個人來實現。這些個人在執行改造他領導下的許許多多個人時自然無暇也無須改造自己，而他們的特殊地位恰恰對於養成最可怕的、最終會禍國殃民的個人主義是非常適宜的土壤。在共產黨掌權後只須幾年，這種幾十年也醫治不好的病症就會蔓延開來了。

保證黨的權威在黨內是鐵的紀律。在戰爭中和地下鬥爭中長大的黨，從來是下級服從上級壓倒了少數服從多數，而上級也就只能是個人。我進入解放區以來常常懷疑的就是這種紀律，一個黨員對上級的服從是否應該有個界限呢?明明錯的，也要服從嗎?這種疑念不是無緣無故，而是覺察到上級並非總是正確的結果。大約是一九五二年，在中國青年報社的編委會會議上不知怎麼討論起這個問題來，有人把可能發生的荒謬推到極點問道：“上級叫一個黨員去殺人，他也必須去殺嗎?”這時，我的一位老朋友、延安時期的老幹部竟然說出這種話來：“也要去殺！”我聽了既驚異，又覺得應是意料之中的事，因為我多年來已經感覺到“鐵的紀律”在實踐中能夠變為同它原來的意義全然相反的東西。但那時我還不知道，革命黨竟可以變成法西斯，而且就是從紀律這裡開始演變的。

這太可怕了。我不能預見幾年後的反右派運動中人們真的按照黨的領袖的意志去“殺人”--從政治上處決一百萬人，更料不到十幾年以後文化大革命中真刀真槍的大規模殺人。當時令我感到驚恐的，是已經存在的現實：人們對於按照黨的領導的意圖推行的一切，全然接受，即使是對於自己命運的不合理的判決。一位二十歲的姑娘，編輯部人公認為很有才幹、並且肯定會成長為一個好記者，僅由於戀愛中的過失--和一個已婚的幹部發生性關係而懷孕，被開除青年團團籍並被趕出了中國青年報。沒人提出異議，她本人也順從地走了。走得悄然無息，以為自己是犯了無臉見人的大罪。

人們不是不能料到這樣將毀掉她的一生。但是即使我，也止於默默同情，卻仍然覺得她有罪。傳統的性道德觀念和黨的無情裁決配合得很是默契。

隨着“三反”“五反”運動的結束，政治運動暫告平息，舉國投入一九五三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我在編輯部分管青工部，而工業建設是全國重點，工作忙碌起來。

學習蘇聯的作法，我在報紙上連續報導青年工人和技術人員在生產和技術革新方面取得的成績，用以發動青年投身建設，組織社會主義競賽。報導中有許多機械工藝、技術詞彙和數字。對這些，我沒有多大興趣。

幾年來這張報紙（也不僅是這一家報紙）充斥版面的都是各種好消息：政治運動的進展，經濟領域的成就，各方面先進人物的英雄事跡，再就是解決青年人各種“思想問題”的講道理的文章，常是就青年人中一些十分瑣細的“錯誤認識”、“思想顧慮”做一番訓誡或說教，目的是引導他們接受黨的某一項政策或參加某一場運動。不知為什麼我對這種文章十分反感，但五十年代它卻非常走紅，竟成為流行一時的文體。

在報紙上看不見不同的意見，看不到對生活中除群眾的“錯誤思想”以外任何消極現象的報導。讀者只須知道黨和社會主義的成就，好像這才不致動搖對二者的信念：只須看英雄們的道德風貌，和傾聽各種訓誡，這才不致墮落。此外，不必關心和了解這個世界，自己身邊和個人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一切聽從黨安排”了。

報紙的單調、枯燥的面孔和單向宣傳，在有一點上卻是真實的：我們的生活也是如此。

我不滿於此，我要改變這種狀況。我試圖發過幾篇批評官僚主義和工業生產中嚴重浪費的稿件，通不過。這正是中國在各方面都以蘇聯為師的時期。我奇怪了：報紙也在學蘇聯，為什麼單單在公開開展批評和反官僚主義問題上卻學不得呢?這個疑問今後將煩擾我三十年，我將兩次為我的這種企圖付出僅次於死亡的代價。

用以後批判的語言，我這時已經開始“自我擴張”和“按個人的面目來改造黨”和“頑強地表現自己”了。我認為工人階級既然是“國家的主人”，就不應是生產的工具。他們應該“目光四射，關心和干預一切有損國家利益的事情”。我決定到生活中去尋找這樣的青年人，放在突出地位給以表彰。

我向記者們布置去尋找這種人。我在來稿中搜尋。我親自到天津市工廠和商店中去尋覓。結果是一場空。偶爾找到一個兩個，也都是有較多缺點的人。

直到一九五四年，我才終於在瀋陽找到了我心目中的英雄。

像每次我來到地方團委的青年工人部一樣，在瀋陽團市委，人們也照例向我介紹了一連串勞動模範的事跡。這種人是當時報紙上走紅的人物，改良一種刀具或機床的其它部件而使勞動效率提高几倍到幾十倍的勞動模範，我在我們報紙上就宣傳了很多。大約是對方覺察我聽得厭煩了，見我不再記錄，便不再說下去，但像是忽然想到一件有趣的事，他自己對自己笑了起來，說：“有一個怪人，原來也是勞動模範，現在卻不是了。想聽一聽嗎?”

我的精神立即振作起來，他便繼續說下去：“這個人是車工，很聰明，常搞技術革新，多次受到獎勵。名叫楊有德。他的毛病是不太安份，愛管閒事，老愛指手劃腳。下工以後，常到別的車間轉游。那時機械七廠正突擊製造朝鮮前線需要的一種礦車。楊有德閒下來就常到那兒去觀看操作情況。他說，礦車輪子的圓度不夠，怕要出問題。技術員不聽他的，繼續生產。果然沒多久，很多礦車被退回來了：輪子都破碎了。工廠生產風扇，他又去看，說扇葉的角度不對，人家還是不聽他的，不料又被他說中了。這種事發生了多起，每一次楊有德都得罪幾個人，於是他就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物了。”

我決定去看看他。

楊有德二十五六歲模樣，穿得乾乾淨淨，坐在厂部安全科的辦公室里接待我。我心裡暗暗驚異：他為什麼不在車間了呢?他的相貌也使我意外：面色白晰，文質彬彬，根本不像個工人。尤其是那雙眼睛，很亮，但透露着憂愁和不安，很像是個神經質的人。原來他已被調離車間，現在成了專管技術安全的職員了。脫離體力勞動這本來可以被看作一種提升。可楊有德並不愉快，他苦笑着說：“這樣，我就被拴在辦公室，不能走進車間挑毛病，幹部們就放心了。”

楊有德把我領到他家裡，一間進深很淺的小小房間，牆上、桌上放滿了書，其中居然有一些日文技術書籍。床上放着一滿盆水，旁邊是沒有疊好的被。楊有德見我不解的樣子，便解釋說：“我是在試驗搞一種消聲器。”

有一個車間噪音太大，震耳欲聾。楊有德便找來許多技術書，決定自己設計一種消聲器。好些天來，他每晚把自己和一盆水蒙在被子裡，不斷敲鑼，觀測水面的波動，惹得他妻子很不耐煩。

這並不是廠長或科長交給他的任務。這無疑要耗去他很多業餘時間，失敗的可能性也許比成功的更大。是不是因為尋找、發現和創造的過程本身給他以很大樂趣呢?可能。但他又不是那種邀游在科技世界裡的發明家。他不是車間主任，卻比主任更關心車間裡發生的事情；他不是廠長，但看見生產出了很多廢品卻比廠長還焦急。為了改進一種產品的質量，他改進設計，圖紙交上去，幾次都遺失了，仍然不顧別人的厭煩頻頻過問，直至產品有了改進。他常常在工廠門口拉住廠長，指出他講話和工作中的失誤。在幹部中間他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以致必須把他調到一個只有很少機會提意見的工作上去。最使領導人不滿的，還是他常常把不被接受的批評和建議投到報社去。

我寫了一篇通訊，希望楊的這些品質能在青年工人中普及開來。幾年以後我才認識到這是很難很難的。五十年代初期正是大批青年農民涌到工業部門之時。走進城市和工廠，能吃飽飯而且是細糧，又有固定的貨幣收入，他們就非常滿足了，生怕失去這個地位。要求具有這種意識而又文化不高、視野狹窄的人像楊有德那樣行動，是根本不可能的：又何況中國的政治環境不是助長而是限制和壓抑這種性格的發展呢!楊有德是個知識分子化了的工人，他甚至還懂一門外語。

(第3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