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命運的預演

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是我記憶中北京最炎熱的一個夏天。夜晚，小巷子中的居民都到街道上來露天過夜。不斷傳來行人中暑而死的消息。
我的生活中發生了一件大事，一個超級危險：我成了個反革命嫌疑！對我的審查就在這個夏天達到高峰。

事情是從我本人對於“反革命分子”缺乏警惕開始的。在我領導的青工部里，有一位從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的青年編輯朱志焱，他父親曾是國民黨中將，他本人也是肥頭大耳，一派武將的長相，到電影裡扮演一名國民黨將官是很合適的。他業務能力強，工作中點子多，也看不出什麼異常表現，我便把他看做為同志了。年初，黨委向我打招呼，說此人政治上可疑，使用上必須注意。我沒有表示反對，但也沒有真正重視。不久，第一機械工業部要開個什麼會，通知我們去取記者證，我就把朱派去了。他本應在上午回來，卻遲遲不見蹤影。原來他取記者證時同時取回一大包會議文件，自己跑到宿舍看去了。下午快下班時，他才到辦公室來。青工部的積極分子是從未在文件上劃了些紅道道斷定他偷看了文件的。這時我發覺自己辦錯了事。我為自己辯解的理由是：我是讓他去取記者證的，誰知道那邊同時發了文件!心裡則仍然認為朱不是壞人：他若是為竊取機密而偷看文件，還會拿紅筆在那上邊亂劃嗎?

當我察覺對我的不信任時，我以為就是這件事引起的。肅反運動開始後，朱被隔離了，關在我當時居住的那幢紅樓的二層樓上。我每天進出自己的家，都要經過正對着樓梯的他那個房間。我知道秘密審訊還在進行。十年前我就聽到關於延安整風期間“疲勞轟炸”式連續審訊的傳說。 每當我經過那間臨時囚室時，我的心情是複雜的。朱志焱真的是反革命嗎?我懷疑。但是我又不能完全不信肅反領導小組依據他們所掌握的材料而做出的判斷。對於這種審訊方法我不以為然，但倘若朱真的是個敵人，那麼為了“革命的需要”就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了。

青工部當時有八名編輯，五名都不是黨員。我知道，朱和其餘四人確實不同，他並無加入共產黨的迫切要求，因而並不努力“靠攏組織”，做出進步的表現。在當時，有那種家庭成份的人，一般也根本不能入黨，所以也不奇怪。他有才，自信，不肯隨人俯仰，這就會使人認為他對於共產黨缺乏感情，懷有二心了。而那些積極要求入黨的人，就要像黨員一樣要求自己對黨組織堅信不疑，保持強烈的階級鬥爭觀念，因而對於朱的日常表現就不能不保持警覺。肅反運動一開始，這種狀況就加倍濃烈化了。

我的那個部里，肅反工作是由一個姓丁的女黨員負責的，我和另一名黨員並不參預其事，肅反人員自成系統，照例也並不把有關情況告知我們。但我們可以參加揭發朱的問題的會議。大家一起湊材料：朱的平時表現有什麼可疑之處?由於朱這個人言行隨便，現在又用的是“放大鏡”，可疑跡象是不難找到的。比如，一九五四年夏季中國一些河流泛濫成災，北京霪雨連綿，朱就表示過嫌雨還下得不夠，希望下得更多一些。這不就是敵意的流露麼!然而他的話當時是否可能有其它含義，比如說“天氣太悶，雨下透了就好受了”?還有：一個真正的敵人，他會毫不掩飾自己的敵意嗎?這就不予考慮了，也永遠不會有人在這種場合提出異議的。對於朱可能是反革命的最有力的論據，是每當胡耀邦到報社來，朱總要去跟胡的司機搭訕，以致和他混得很熟。朱還常常坐進胡的汽車。這是為什麼?若不是企圖竊取機密或殺害胡耀邦，他會這樣做嗎?

這種討論，同時也是肅反人員觀察和測驗所有人對於肅反運動以及如朱這樣已斷定為反革命分子的人的態度的機會。當時，我卻還沒有領會到這一點。

沒過多久，我便發覺自己也成了被懷疑和審查的對象。一些會議不讓我參加。一些文件不給我看了。我以為不過是懷疑我和朱的關係呢，這確是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的。

忽然，有一天在一樓至二樓的環形樓梯靠牆的一側，張貼出我的兩篇未獲准發表的文章的校樣，和我正在寫作中的一篇作品的初稿。這張牆報的標題是：“請看劉賓雁的反黨思想”。這是我的姓名第一次和“反黨”的字樣連在一起。我不免有些驚訝，頗感不快，但不知為什麼：心中卻並無驚恐，相當鎮靜。

張貼出來供批判的有兩篇已發表的文章和一篇文章的草稿。我批評一些醫生缺乏人道主義感情和經濟幹部揮霍國家資財，文章的題目是《冷》，結尾的一句話是：
“果戈理的一個短篇里寫過一個人清早上班時忽然發現他丟了鼻子。我們這裡，卻確實有人每天早晨上班時只帶了工作證，卻把心遺忘在家裡。”

有一種感覺，在我心裡已存在很久，那就是：在中國人的人際關係中，原來存在的那種正常感情好像逐漸淡薄了。

我最早感受到的冷酷，是醫生對病人的態度上。也許因為這是各種職業中最人道的一種吧，從五十年代初期每聽到醫生的冷漠和不負責任給病人帶來的痛苦，我便很激動。一度想提議在所有醫學院中設一些人文課程，主張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人無資格作醫生。現在，我把這個想法寫進了《冷》，其實遠在這篇文章寫成之前，“人道主義”和“人性論”已經被黨的宣傳機器，多次作為資產階級的敵對思想攻擊過了。每個人都是一個階級的代表，因而抽象的人性和抽象的、對所有人的愛是不存在的。

此文的罪名，是污衊了社會主義。我們這裡既是社會主義社會，就應溫暖如春，人和人的關係必然是親如兄弟，怎麼會有什麼“冷”呢?

另一篇短文，更重要，因而問題也嚴重得多，題目是《新的聲音》。

“多少次，我想起這個人的眼光：他抬起泛紅的、激動的臉，閃光的眼睛像要吐出什麼東西。可是環視一下周圍的人，這雙眼睛又羞愧地垂下去了。這一剎那，我彷佛聽到一個聲音：不要搶先，別露鋒芒；別人未說，你又何必?就是這聲音，熄滅了那雙眼睛中的火光。”

這篇文章，是我幾年來尋找“敢於提出不同意見者”的過程引出的結果。我的動機寫得很清楚—“我們的建設事業頑強地提出它的要求：更大膽些，多說些新鮮的、有用的話!告訴我，是什麼東西在阻礙我前進?為什麼我聽到的聲音是那麼少和那麼微弱? 大膽地走到生活的尖端，去發現新的問題，提出新的辦法，最好地實現黨提出的任務。寧肯要十個也許不完全正確，但有一定根據的新的意見，也不要一百個沒有錯誤，但是鸚鵡似的學舌。”這就有點不合潮流了。

我還批評了一種人：“一張永遠為別人微笑着的臉，眼睛謹慎地追隨着會議主席的面部的表情的變化，嘴裡隨時都準備着‘是啊！’‘對!’......我不了解，這種人將長久地成為黨的寵兒，和那些“只願意說而不願意聽”的人結合在一起，在今後的中國歷史中將顯示其左右一切的力量。

在張貼這張牆報之前，對我的審查是秘密進行的。編輯部大部份人不知道我出了什麼事，故仍然一如既往地說說笑笑。我曾以為，經過一番審查，會查明我沒有問題。這張牆報的張貼，表明“他們一對我的懷疑又有所加深。我向“反革命分子”的深淵又靠近了一大步。況且，我知道人們會相信張貼牆報的人而不會相信我，因而我會立即被孤立起來。我站在牆報前分析自己的心理反應，很是驚異：牆報上張貼出這些文章，是一種公開羞辱，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同時又是一種威脅，但是我的心情為什麼這樣平靜呢?

首先，我不相信我的日常言論和文章中的觀點是錯誤的。我有足夠的論據和任何人爭辯。其次，我覺得懷疑我是反革命分子是荒唐到極點的事。我同朱志焱的關係，他們也可查明。僅僅是時間問題而已。

我並不是一個自信心很強的人，但是這事件荒唐到如此地步--我，一個從我的所有親屬到我本人都未曾受到革命的任何傷害，我本人歷史上也沒有任何可以懷疑之處的人，我關於自己的歷史與現在的政治、思想狀況從無任何隱瞞，我為人行事光明正大，怎麼會被懷疑為反革命分子呢?這是一個太大的誤會，因而不可能持續很久。但是，為了防止妻子為我擔驚受怕，我決定把我目前經歷的一切向她隱瞞起來，而我的隱瞞居然十分成功，她竟然絲毫沒有察覺。

幾天以後的一個早上，報社的秘書長找我談話。他像從來一樣和善地微笑着告知我：因工作需要，我的工作需暫時變動一下，到總編室去工作，青工部主任的職務由他人接替。我心裡本來作了更壞的準備：他們不是不可能把我像朱志焱那樣關起來審訊。因而，工作調動要算是很客氣的措施了。青工部經常接觸工業建設方面的機密材料，還往往要和政府高級部門打交道，我既已被懷疑為敵人，自然要提防泄密，總編室則是報紙編輯的最後一個程序，只須看各部門已編好的稿件，並且發或不發什麼稿件並不由我一人作主，一個階級敵人從事破壞活動的機會自然要小得多。於是我回以同樣和善的微笑，回答說：好。第二天，我就到另一個辦公室去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