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編委擴大會上對我的圍攻已經開始了。幾年來我在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或私下和朋友或同事的談話：我對社會現象和對文學與新聞的觀點，我發表或未發表的文章，都成為羅織我罪狀的依據。追查集中在一個問題上：你為什麼老是呼籲在報紙上揭露和批評我們的（黨的）錯誤和缺點?你為什麼還用這種思想去影響記者和編輯們，總是向他們談論陰暗面，並鼓動他們去寫它?目的何在?是不是仇視黨和社會主義?

事情還在朝更壞的方面發展。到八月間的一個晚上，團中央組織部長來參加會議，情況比先前又嚴峻得多了，不過我還是沒有緊張。在會議結尾，組織部長講了話。他的意見是帶有結論性的，他說：“根據幾個月來的審查，我們有根據提出一個問題：劉賓雁到底是一個什麼人?現在我們要重新考慮這個問題了。”很難說這是虛張聲勢的威脅。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反覆估量他這句話的意思。結論只能是：看來，他們認定我是反革命了。那晚，我入睡比平時遲了十幾分鐘。

在這之前一些時候，已經有人給我看過幾張照片，那是從以我的筆跡寫的幾封信上拍下來的。我的字很有特點，所以這些照片在編輯部中傳閱時，沒有一個人不是立即認定那是出自我的筆下。奇怪得很，只有我本人，一下就看出這是別人的偽造。我也看出模仿得很像，但不是我寫的。後來得知，有幾封信是辱罵周恩來和胡耀邦的，有一封信指責因與胡風有牽連而受審查的總編輯如何不稱職，推薦劉賓雁擔任這家報紙的總編輯。

其實，這時公安部門已在立案審查另一個人了。也許是公安部門也在向報社的領導保密吧，所以才會有這種事發生：九月的一個晚上，繼續開我的會，這回，把許多張“我的”反革命信件復製件擺到桌上，大家傳看，也讓我看。接着讓我表態。我淡然地說：“不是我寫的。相信有一天會真相大白。反正不是我寫的。” 一位擔任秘書長職務的很好的同志半譏諷地勸我坦白招認：“罪證俱在，你怎麼會矇混得過去呢?還是老老實實承認吧!”

這時大約是晚九時，會議已開了兩個多小時了。忽然，有人用力推開了門，一個女人被推得跌跌撞撞闖了進來，後面尾隨着兩位公安人口貝。我定睛一看，大吃一驚，那女人不是別人，竟是我手下的編輯J，總編輯的妻子，原來罪犯竟是負責我們部門肅反工作的積極分子!

J是解放前夕在上海入黨的一個大學生，大資本家的女兒。她給人的印象是粗粗拉拉，大大咧咧，沒有什麼心計。她沙嗄的嗓音和簡樸的裝束又增強了這種印象。你不會提防她，也不會想到她會說謊，然而她卻最善於說謊。幾年間我一直相信她是中法混血兒，還猜想過她的眼睛似乎有點像歐洲人。其實全是受她編造的家庭情況的影響。在肅反運動中，她總共陷害了青年報的十幾個人，把肅反人員捉弄得好苦。她很會模仿別人的字跡。她用我和朱志焱的筆跡寫匿名陷害信，都學得很像：而且為提防暴露，她還是用左手書寫的。

那時公安部門有蘇聯專家，很快就辨明那些信不是我本人的筆跡。至於怎麼懷疑到J的身上，不得而知。J常常打發保姆到遠離青年報社的鬧市去發信。可能是為了取得更確切的罪證，派J到上海去出差。她在上海又繼續發出這種信，被當場捕獲了。

她為什麼要這樣做?很多人說是出於階級仇恨，為她的家庭向共產黨復仇，我始終不大相信，她丈夫被停止了總編輯的工作受審查，疑是“胡風分子”這可能是激起她的仇恨的一個比較可信的原因。但是也並未定案呀。況且，她供認她是從三年前，即一九五二年就開始寫匿名信的。未必會是出於一種愛好吧?她的作案動機，於我始終是一個謎。

朱志焱也是無辜的，枉受了半年的罪，被解除了隔離。其餘受害者也一一解脫了。J被送上法庭，以反革命活動罪被判處了幾年徒刑。

一場聲勢浩大的肅反運動，在中國青年報竟未揪出一個暗藏的真正反革命分子，卻製造出一個新的反革命，而她還是這場肅反運動中備受信賴的積極分子，不然是沒有條件陷害許多好人的。多麼辛辣的諷刺!

然而有誰從這裡引出什麼教訓嗎?沒有。承認在全國存在“肅反運動的擴大化”，那麼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災害在共產黨內和它領導的地區為什麼從三十年代起不斷重複地發生?要不要從法制上採取措施來杜絕這種災害?似乎並沒有人認真思考過這些問題。
就連受害者本人，也未必認真想過。

我只覺得黨委既然公開批判我，四五個月時間的錯誤審查給我自尊造成的損失，他們就應該公開向我道歉。我等了又等，卻連向我個人私下道歉都沒有，使我很失望。
一九五四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時，曾大張旗鼓地宣傳過，人們印象不謂不深。那年出生的許多孩子，就命名為“小憲”嘛。然而當這部憲法並未真正貫徹，又遭到違背時，竟聽不到什麼反對的呼聲。當時黨內並沒有布置，說這個憲法是假的，不必認真對待。但是我這個二十九歲的共產黨員卻自發地認定憲法是裝裝樣子，給外國人和資產階級看的。我們根本不需要憲法。我們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夠了。況且，倘使真正實行起憲法來，未暴露的階級敵人就會也受到保護，那還怎麼進行階級鬥爭呢?

第二年發動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毛澤東親自對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私人信件做許多批註，公開大量刊載、出版，作為這個“反革命集團”的罪證，使很多原以為胡風等人僅僅是文藝思想問題的人確信他們是反革命了。我想，很多人大約都像我一樣，根本沒有想到毛澤東這樣做是犯了違憲--他侵犯了人家的通信自由，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對於階級敵人是不適用的。

但是另一個簡單的邏輯，雖然在生活中多次表現自己，卻一直不被人接受：憲法確能使少數壞人也受到保護，但沒有它，卻會有很多很多好人的權利受到侵犯甚至連生命都難以保住，這樣一個十分明確的真理，為什麼競長年被忽視呢?只能有一個解釋：只有普通人才會受到這種威脅，而執掌決策權力的人，是絕對安全的。

還要經過十一個春秋，在百萬名知識分子橫遭摧殘後幾年，歷史才來證明：執掌最高權力的人也是需要憲法保護的。劉少奇、彭德懷等開國元勛之死，應該是最有力的證明。在那場災難中，數以萬計的黨政領導人受到摧殘，許多人死於非命。當他們受到非人的侮辱與折磨時，也許會想到憲法和人權的可貴。他們中大部分人是活下來了。事過境遷，記憶是有選擇的，不會把當年所有的體驗都保留下來。很可惜，在那些衰老的頭腦里，被有選擇地保留下來的記憶，竟然是這樣一些東西：當年紅衛兵的兇狠批鬥，和自己當時關於他日一定要復仇雪恥並絕不許百姓造反的決心：關於五十年代以來享受過榮華富貴可能永遠喪失的恐懼，和將來一旦恢復權位必定要如何牢牢保住得而復失的一切的盤算：關於自己子女文革中吃的虧，和將來自己如何加倍補償他們以特權的決心。

我本人也似乎認定一九五五年所發生的一切不幸，都完全成為過去了。當一九五五年秋我重獲自由，奔赴三門峽採訪時，心情反比過去更好。好像剛剛發生過的那種事以後永遠不會重複了。為什麼?有何根據?我竟未曾去想。似乎這場冤案之終於被推翻，倒證明了黨是更加可以信賴的了。

我也就沒有從這場虛驚中吸取任何教訓。既然我未被打成反革命，那麼對於我的“反黨”思想的批判也就不能成立了。我沒有看到這二者並不是一回事，有一天這張牆報還會再掛出來。

總之，我一點也沒有改變自己那些被批判的觀點。這年秋季，高高興興到河南和甘肅去採訪去了。在蘭州第一座黃河鐵路大橋工地上，我聽到一個事件，就像是按我的“腳本”排演出來的，最適宜於表達我蓄積已久的一個思想。

從十八歲參加地下抗日鬥爭起，我曾一次次推遲文學創作的打算。此時，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在我心頭衝擊。我覺得我能說出前人和別人沒有說出的話：我覺得中國社會好像在期待我的這一篇作品，我必須用自己的筆刺破和掃蕩長期籠罩在中國上空的某種煙霧--它壓抑着人們的創造精神，並使人們的視野變得矇矓起來，把似是而非的東西看作真理。

我來到蘭州郊外的黃河岸邊，已是冬天，剛剛下過一場大雪。作為《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在黃河上建造第一座鋼拱橋這件事本身，就值得一寫。我的目的至多是再寫一寫建橋青工，想不到此行竟是我幾年新聞生涯中收穫最大的一次採訪。

橋梁工程隊副團委書記姓闞，好像一見如故，極為熱情地接待了我們。當天晚間，我們在既是他辦公室又是他的住室的簡陋土屋中談到深夜。他是一個有思想的人，觀察力很敏銳，一個夜晚的談話，涉及到橋梁隊的幾個人物和黃河大橋工程史上的一個戲劇性曲折，我一面細心地聽，鼓勵他繼續說下去：心中一面不斷歡呼：太好了：這些人，這個故事，為我幾年來鬱積在心而無機會表達的思想提供了絕妙的載體!

橋梁隊長姓羅，是一個資歷較老，經驗豐富的造橋幹部。他居功守成，不思進取，工作中牢牢固守的原則是凡事要向上級請示，“多多領會領導意圖”，少拿主意，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由此造成的損失，他統統歸之於“缺乏經驗”。他的哲學是：無論犯了多少錯誤，付出多少不必付出的代價，“成績還是主要的”，“有了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就只須不犯錯誤便可”，“不犯錯誤，就是勝利!”因為無論如何“橋還是造起來了！”青年工程師，三分隊隊長曾剛則是一個全然相反的人物。這是一個新型的工程師，關心、熱衷並善於組織工人和啟發他們的創造精神，力求以最高效率、最低成本造橋，有時不免要冒一點風險，這就和羅隊長必然發生了衝突。當曾剛不得不把爭端提到上級面前，寫信批評羅隊長時，衝突就更劇烈了。一九五四年秋季，洪水提前到來，羅隊長既無準備，又不採取應急措施，而是一味請示領導，以致貽誤時機，使鋼拱大橋上一個施工中的橋墩被洪水衝垮。曾剛主持的另一座橋梁（墩）？，則因積極想辦法，採取萬全的防險措施，同時科學地組織工人搶修，和洪水搶時間，終於把橋墩修出水面。結果，受到懲罰的卻是曾剛，他的罪名是“缺乏組織性紀律性”，他被調離橋梁隊，去水泥廠工作了。羅隊長保住了官職，繼續一步步“緊跟領導意圖”，追求“不犯錯誤”的“勝利”。

(第4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