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看見危機，同時走向自己的危機

一九五六年三月，我又一次陪同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出國，到華沙參加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的理事會。途經莫斯科時，我曾到高爾基文化公園一帶走了走。這是斯大林死後的第三個春天了。早春天氣，那年暖得很早，街頭已見少女們穿上春裝了。望着春風吹拂着少女身上絲綢般輕飄飄的白色風衣，仿佛是政治春天的信號，我覺得莫斯科的氣氛已經輕鬆得多了。這時，我還不知道克里姆林宮裡正在開着蘇共二十次黨代表大會。

華沙的氣氛就顯得低沉一些了。不知是否同貝魯特剛剛逝世有關。商店的櫥窗里擺着他的相片，上面掛着黑紅兩色的絲帶。市內已見不到戰爭留下的廢墟。蘇聯援建的華沙文化宮，造型風格酷似莫斯科大學，和四周的建築不大協調。

鄧拓早已是聞名於中國新聞界的才子。他出身福建省的書香門第，十一歲起便能賦詩。抗戰期間曾任晉察冀邊區的晉察冀日報》主編。我是在一九五四年才和他有個人交往的。因為一九五O-一九五一年間我曾陪蘇聯青年代表團走了大半個中國，並為他們的多場演講作翻譯，北京的知識分子和幹部覺得我口譯很好，對我印象頗深。我可能有一點口譯的才能，那是一種緊張的工作，因為有幾個過程--理解、記憶、重新組織必須同時在頭腦中進行。我年輕，認真，並且有過講課和演講的多年經驗，因而比較善於表達，大約也起了一定作用。一九五四年春，蘇聯《真理報》總編輯謝皮洛夫（Shepirov)邀請《人民日報》派出一個代表團赴蘇訪問，鄧拓便想到了我，請我擔任翻譯。

以鄧拓的資歷、地位和才氣，他仍然保持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風度是不容易的。這使我敢於向他提出不便向不熟悉的長者提出的問題。在莫斯科的旅館裡，有一次我請他解答我的一個疑問：朝鮮戰爭究竟是南朝鮮先開火，還是北朝鮮先動手的?他毫不猶豫地作了答覆。他的坦率和不顧及可能不利於他的後果，當時使我頗為感動。

他也不向我隱瞞他心裡的煩惱。有一次，我向他談起《人民日報》編得不好--黨政領導機關的文件太多，很少見到關於中國下層實情的報導和人民群眾的呼聲，根本沒有對領導機關的批評。他同意我的看法，表示他自己也不喜歡他主編的這張報紙。為什麼不能辦得更好呢?鄧拓向我坦露了他的苦衷：“蘇聯的《真理報》，總編輯向來都是政治局委員，比如布哈林，現在的謝皮洛夫。我呢，連個中央委員都不是。政府的部長很多人都是中央委員，他們每個人都可以批條子，讓《人民日報》發表他們的講話、文章或會議報導，我明知那些東西都是讀者最不喜歡的，可是我拒絕得了嗎?”

還要經過很久以後，我才能明白，鄧拓的這些話不僅僅是因為不能較為獨立地辦報引起的，這裹還有一個知識分子在黨內的地位問題。在兩年以後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鄧拓依然未能進入中委，連資歷比他更老的周揚，主管文藝和意識形態工作歷史最久，這方面黨內再無修養比他更高的人物，也是始終連個中宣部長都當不上，到一九八二年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才被選為中委。按工作需要和他個人能力，早該是政治局委員了。

這次訪蘇的新聞代表團，除《人民日報》的幾位編委外，還網羅了中國幾大省市報紙的總編輯。後來成為“四人幫” 一員的張春橋，此時是上海《解放日報》總編，也在其中。此行主要目的是向《真理報》學習經驗。時間表排得很滿，每日上、下午各一場，由《真理報》各部門主任介紹工作經驗，主要翻譯是我。

代表團的成員們大都認真對待這些經驗，準備歸國後用到自己的報紙上去。鄧拓看來卻並不滿足。顯然，憑多年辦中國黨報的經驗，他並不認為蘇聯的一套經驗很完美。他在思考更深一層的問題：報紙的使命，它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是什麼?他企圖尋找另外的道路，因此，他委託我去向蘇聯人打聽，能否找到西方國家新聞學的理論書籍，然而遺憾得很，沒有，一本也沒有。

兩年以後到波蘭，鄧拓又一次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我本以為在這個更靠近西方，比較自由化的國家裡，鄧拓的需要應該得到滿足了。但四處搜尋的結果，竟然也大失所望。

這時，波蘭的新聞界已在發生劇烈的變化，鄧拓和我在會議之暇訪問了《工人論壇報》和《華沙生活報》編輯部，聽到的情況是令人興奮的。哥穆爾卡放寬了新聞自由，報刊對奉行了多年的蘇聯式新聞制度有了一些突破，對於黨和政府工作中錯誤、缺點的批評更大膽了，不再把報導限制在狹窄的行政、經濟領域，而是把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收入視野，在這些問題上許多非正統的觀點也公開表露了。對於西方社會狀況，開始了客觀的真實報導，不再局限於“失業、罷工與犯罪一了。黨中央機關報《工人論壇報》上竟設了一個專欄，定期報導資本主義各國科學技術的新成就。僅這一小小突破就令我驚訝。在中國的報紙上，這也是絕不能允許的。

我走進華沙街頭的閱報室，窗明几淨，也相當寬敞。報架上陳列着多種外國報紙，任何市民可以自由選閱。不但有外國共產黨的《人道報》、《團結報》等．還有《泰晤士報》、《世界報》、《先驅論壇報》等我們歷來視為反動的報紙。文化和思想上的開放之大膽，超出我的想象。那時我沒有想到，再過三十年，中國仍未能邁出這一步。

我們在記者俱樂部就餐。會議的後期，常見一些波蘭同行竊竊私語，面露掩蓋不住的喜色。有時還見到他們在悄悄傳交一個大信封。後來才知道，那就是赫魯曉夫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波蘭的同行向我簡要介紹了很多這本文件的內容，我為斯大林的暴行震駭不已。

會後，我們參觀了幾個城市。一個晚上，在但澤港（戰後稱做格但斯克》的海員俱樂部我見到一個年紀不輕的波蘭女人，面前放着一杯咖啡，獨坐在那裡久久不走。我猜想她在等待着外國海員飲客。中國也將向更多的外國商船開放。長時在海上航行的海員，停泊時不會不去尋歡作樂的，但以中國在兩性問題上的嚴格戒律，非但政府不會允許娼妓的存在，老百姓也不會准許的。怎麼辦呢?我認為只能讓外國海員規規矩矩在中國海港過點禁慾生活了。這時和以後一段時間，蘇聯在這方面的限制也比較嚴格。記得就在這一年秋天，《文學報》還刊載過一首詩，批評波蘭的姑娘為一支口紅或一雙絲襪而出賣自己的貞操。但是不出幾年，六十年代初期的蘇聯報紙上已透露蘇聯有賣淫現象了。

“社會主義制度下不會有、也不准有賣淫行為”這條不成文的法則，當時在我頭腦中還很牢固。

從波蘭返國途中，《真理報》請鄧拓到莫斯科郊區休養，我則受V．奧維奇金之邀，到庫爾斯克他的家中作客。

這時，距斯大林逝世三年，蘇聯已經發生一些變化。文學界的新潮流--主張作家寫生活中的陰暗面和干預生活的潮流已經興起。走在最前面的是奧維奇金。他從三十年代起開始寫作，但並不多產，也沒多大名氣。斯大林逝世後，從一九五三年他發表批評蘇聯農業政策的特寫《區裡的日常生活》起，一舉成為蘇聯最引人注目的作家。

接連幾天，白日，奧維奇金在他的書房裹用打字機寫作，我則坐在他的客廳裹閱讀他收到的各地讀者來信。很多信，是斯大林時代寃案受害者向作家傾訴自己的悲慘遭遇的。另一些，則是揭露農村和城市裹的各種弊端，希望奧維奇金去采寫的。讀者們為他近幾年的作品向他表示感謝，敬佩他的勇氣，勉勵他繼續寫下去。我被讀者對作家的這種感情深深打動了。來信之多，我也印象很深。

每天晚飯後，我便和應奧氏之邀而來的庫爾斯克市的作家們交談，有時是和奧維奇金長談。他對中國的情況仍然十分關注，對我們的國家有很深的感情。

一九五四年秋季，我曾陪同他和一群蘇聯的新聞工作者走遍大半個中國，為他們作翻譯。在我同他會面以前，已經讀了他一九三O年代至一九五三年所寫的主要作品。在蘇聯實現農業集體化後不久，他就公開揭示了農村中的重大弊端。在他戰爭時期所寫的一部中篇小說《致以前線的敬禮》裡，他通過一個負傷返鄉休養的蘇軍戰士寫給前線戰友的信件，對於農村幹部依恃特權為非作歹和代替出征的丈夫成為農村主要勞力的蘇聯農婦的艱重負擔，作了痛心疾首的揭露。斯大林死後，奧維奇金成為蘇聯文學新潮流“反對粉飾現實，大膽干預生活”的帶頭人。他的第一篇特寫《區裡的平常日子》（中譯本書名為《區裡的日常生活》）揭露了蘇聯農村體制與農業政策的弊病長年來對於農村發展的破壞，刻劃了後來成為蘇聯通用代名詞的一個區委書記--官僚主義者，在全國引起轟動。從此，他的特寫幾次在《真理報》的顯要位置全文刊載。我聽到一個傳說：一九五三年當蘇共中央召開九月全會通過改革農業政策的重要決議前後，赫魯曉夫看到奧維奇金的作品，曾驚奇地對參與決策的幾個人說：“怪呀，這個人怎麼就像參加了我們的討論呢?他寫的這些，正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啊！”

奧維奇金本人的外貌與風度就像個農民。他長期生活在蘇聯農民中間，以致對中國的農民也懷有深厚感情。他為中國人民肩負的沉重歷史遺產和生產力的落後而嘆息，而當我陪他參觀西川成都郊區一個農業合作社，他聽到我們在農村分配上的工分制時又如獲至寶，認為這種分配製度可以刺激中國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不致如蘇聯農民那樣陷入長期萎靡與痛苦的一個保證，認為對今日蘇聯也有價值。

一九五六年訪問他時，我意外地聽到他對於赫魯曉夫對他的冷淡的不滿。他說他寫過幾對長信給赫魯曉夫，提出蘇聯社會改革的方案，包括把區一級農村工作的幹部的工資與農業生產收益掛鈎的建議，但赫魯曉夫卻一個字也沒有答覆!像赫魯曉夫這樣一個改革家對於在蘇聯社會有巨大影響的作家，態度居然也如此傲慢無禮，我感到驚訝。

“難道在我們這類社會主義國家裡，黨政領導人就不需要聽聽作家的聲音嗎?”我不解。
他送我到庫爾斯克車站。臨別時他緊緊擁抱我，還掉了眼淚。不會是因為預感到這竟是我們的訣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