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機場，報社青工部的兩位編輯迎接了我。許是因為當時出國還是一件大事，方規定了這種禮儀?或是由於我的幹部級別已達到一定水平?總之我對於這種禮節式而非自發性的歡迎，感到大不舒服。朱志焱一如去年此時（那時我們兩人還都沒有挨整），看不到一點無辜受難半年的痕跡。樓靜波興奮地告訴我：《在橋梁工地上》發表了，反應非常熱烈，一片讚揚。《人民文學》主編秦兆陽還特地為這篇作品寫了按語，向讀者推薦。

我並未期待它會產生這樣大的效果。我自然很高興，但也頗鎮靜，並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後來當我又聽到更多的讚美聲時，反覺得有愧了，因為自知我至少在文字表達能力上是有弱點的。也可能是由於在我心中，我把目光投向了未來，想着我的下一篇作品。
這種狀況，二十三年之後又重新發生一次。我也不明白這是一種什麼心理。是小時便有的那種自卑嗎?

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團中央機要室去看赫魯曉夫的那個報告。規定必須是十三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方允許閱讀，我這時剛剛晉升一級。那時還不知道，從此我也躋身於“高級幹部”之列了。

在我的一生（？）中，再沒有第二個事件令我這樣震驚過!我讀着赫魯曉夫關於二十年前那幾起大屠殺的敘述，激動得幾乎顫抖起來，我為那些無辜的革命元勛和將領的慘遭殺害，悲痛得流下熱淚。仔細讀了兩遍之後，我心中的很多事改變了原來的樣子。

原來蘇聯給我留下的印象總是不那麼晴朗和輕快，並不是它常常被冰雪和烏雲所籠罩而造成的，而是由於蘇聯人長期生活在壓抑和某種恐懼之中。從一九四九年起，那些被安排來歡迎歡送我們的青年男女，那些陪同我們工作、相互已經發生感情的青年翻譯，為什麼相別時一概不肯給我們留下通信地址呢?原來是他們還未從父輩慘死的記憶中甦醒，唯恐同外國人的交往會使自己有一天被疑為敵人的間諜而慘遭不測。原來對德戰爭初期蘇聯遭受的慘重損失並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對俄國歷史上一代又一代精英為了從沙皇的黑暗專制下解放俄羅斯而前仆後繼付出的沉重代價是比較熟悉的，因而對於革命後斯大林的血洗就越發難以理解和不能容忍。而這個暴君多年來竟被推到至高無上、全世界共產黨人都必須頂禮膜拜的位置。

不久，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件，繼之又是“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讀過後，我覺得不滿足，因為對斯大林沒有給予充分的否定。對於毛澤東後來多次講過，並至今決定着中國共產黨對斯大林與對蘇聯那段歷史評價的所謂“三七開”，即斯大林有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提法，我始終不以為然。

同時，對斯大林犯下的罪惡又始終不許公開，我也是不同意的。赫魯曉夫的報告對於全世界大部分地區早已不再是秘密，在中國（還有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卻還是國家級機密，絕大部分共產黨的幹部對於影響蘇聯和各國共產黨深重的那一段歷史完全無知。一年以後中國有的大學生從《紐約時報》上譯介它，仍然是一個罪過。這是為什麼呢?林希翎因為從胡耀邦秘書的手中借得這個“秘密文件”傳播了其內容，而使那位秘書被打成右派：這也是林成為右派的一個原因。

是出於什麼動機，基於何種政治需要才這樣做的呢?我當時未去細想。其效果倒是很快就察覺到了。很多黨員，包括黨內知識分子，只知赫魯曉夫否定了斯大林，卻不知否定了什麼，同時又見中國共產黨人並未採取同樣態度，從而懷疑赫魯曉夫，甚至視之為異端。一九五七年夏季，當電台廣播蘇聯處置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的新聞時，《中國青年報》的黨員們大都反對赫魯曉夫而同情被處置的反黨集團。這種反應的一致性，使我一驚，因為他們對於蘇聯黨內鬥爭的實情知之甚少。這時我是站在赫魯曉夫一邊的，我想，這和我讀過他的秘密報告不會沒有關係。不久，傅來西方各國共產黨有許多黨員退黨的消息。這個動向和赫魯曉夫推行的一套新的國內外政策後來統統被視為“修正主義”這種思想，能夠在二十年中深入中國人心，大約和中國人依然視斯大林的一套為正統，甚至把斯大林看作傑出的革命領袖與馬克思主義者，自然是分不開的。到八十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巨幅畫像依然屹立在天安門廣場，外國人認為是一大怪事，而中國人卻習以為常。

這和另一些情況是矛盾的：毛澤東對斯大林從來不抱好感。斯大林曾多次干涉中國革命和黨的內部事務：他長期懷疑毛澤東是個民族主義者；毛澤東一九五O年訪蘇時他曾故意輕慢；中國解放後他的對華政策中又有明顯的大國沙文主義傾向。此外，尤其奇怪的是斯大林死後毛澤東想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徹底否定斯大林對他是十分有利的，然而他卻始終不肯。箇中奧妙，他的深謀遠慮，也許只有到中國人徹底認識毛澤東以後才能了解。

我本來是自幼崇拜蘇聯，奉蘇聯為正統的。赫魯曉夫的報告粉碎了我對於斯大林的迷信。那年夏季，我聽到毛澤東《論十大關係》講話的黨內傳達，在此之前，毛已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學術發展方針。但是這修改後的方針，給文藝界的自由，主要仍然限於形式與風格上的多樣化，比斯大林時代蘇聯人所享有的創作自由還差一截呢，因而我的反應相當平淡。《論十大關係》則對於斯大林經濟思想的一系列重大原則做了根本修正，甚至完全顛倒，例如工業與農業的關係、重工業與輕工業的關係等，故使人耳目一新。毛澤東對於斯大林權威的蔑視和大膽創造的精神，令我敬佩，他的威信在我心中立即大大增長起來。我不無自豪地並且相當激動地認為：中國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一條路，而毛澤東不愧為天才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領袖。

然而與此同時，我的目光又盯着蘇聯所發生的一切，那裡的“解凍”事實上也走在中國的前面。我訂了蘇聯幾種文學刊物與報紙，密切注視蘇聯文學界發生的變革。我和蘇聯知識界一樣為《新世界》發表的杜金采夫的長篇小說《不僅是靠着麵包》喝采，並大力向中國推薦。有趣的是它不久後在蘇聯就成了禁書，而中國倒正在翻譯。待到中國出書時，則反右派運動已經開始，故只印行了區區一千冊，作為“內部數據（參考）”靜臥在為數有限的圖書館裡，中國的讀者，甚至專業作家，三十年後還大都不知道此書的存在。

二十年後，當人們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動亂後，撫今追昔，都懷念一九五六年，認為那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好的一年，甚至稱之為“黃金時代”，只要如果不發生一年以後的反右派運動，中國就會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

這一年確實是生機盎然。中國共產黨充滿自信。從年初起，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出乎意料地順利完成，幾乎未遇到資本家的任何抵抗。毛澤東批評和糾正了前一年農村工作的右傾保守後二局級農業合作社全面推開--取消了農民按投入初級社土地、牲畜與農具分得紅利的制度，從而使農民告別了私有制。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建設以更大規模和更高的速度鋪開了。這一切，表明我們將比原先的預料更快地建成社會主義。
一九五六年無論對於中國或對於我個人，都是極其重要的一年。它本來很可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這是曾經孕育着巨大希望的一年，同時，最終導致大悲劇的那些危機也在這一年顯露出來。

從這年年初起，全國城鎮熱氣騰騰，敲鑼打鼓走上街頭歡慶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一月十四日我的一篇報導在《中國青年報》頭版發表，第一句話就是“今天，北京前門外的一個資本家爬上梯子，摘掉他自己商號的牌匾。那是幾十年前他自己掛上去的。”通訊的結尾轉錄了幾個資本家的詩，對於自己終於不再是資本家表示衷心的喜悅。我當時認為資本主義在中國被和平地消滅，是一大創舉。我甚至想寫一本書，書名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消亡》。

我忽略了兩個重要事實（我並不是不知道）：資本家個個都知道，既然毛澤東決定要出此一舉，又有誰能阻擋得了?為什麼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呢?第二，共產黨的江山還長着呢!“資本家子女”，這頂帽於將禍及幾代，莫如損失幾個錢，消災禳禍，把子孫後代的階級成份改過來。

資本主義雖然不好，少了它又好像還不行。“三大改造”（農業、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還沒完成呢，那年夏季，北京的豬肉價格便開始上漲，雞蛋在國營商店裡也缺貨了。全國各地輕工業品和手工藝品的很多品種從商店中消失了。中國在解放後七年，第一次出現了新生的乞丐。

那是我在這年七月赴哈爾濱採訪的旅途上發現的。

在長春車站餐廳里，見到一個年輕人躲在門內屏風后向餐廳里探頭探腦。我吃罷飯，付了帳走開時，便見那相貌相當清秀的青年人緩緩走向餐桌，和十年後中國多處見到的乞丐不同，他斯文而靦覥地取走了我剩下的飯菜。我不禁一驚：原來是個乞丐!建國以來，乞丐早已消失，怎麼會有新生的乞丐出現呢?我等他吃完我的殘羹剩飯，走過去和他搭訕起來。他是從安徽省的農村來的，家鄉去年收購糧食過頭，高級合作化又使一些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下降，因而出現糧荒，他是到東北逃荒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