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哈爾濱的初夏，這裡應該是很美的。但是幾年不見，哈爾濱變了很多，它本來的特色更加黯淡了。保留俄國特色最多的中央大街，原來各色各樣的俄國招牌，幾乎一律塗上了紅色油漆，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表示這些商店現在都變成社會主義的了。在夏日陽光下，油漆紅得分外刺眼，也使這種單調令人更難忍耐。

街上行人中，外國人很少見了。赫魯曉夫取消了斯大林時代的禁令，一九四五年後加入蘇聯國籍的俄僑，可以回國了，也可自由選擇其它國籍，只要那裡允許入境。許多俄國人選擇了有親戚可以投奔的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等國。只有極少數孤寡的人，不再願更換環境，而留下來不走。

街上行人的衣着，色彩鮮艷多了。哈爾濱是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加以這裡受俄國文化的影響，姑娘們本來就善於打扮，因而一九五六年黨所提倡的衣着多樣化在這裡實現得最早。同八年前我離去時相比，物質生活也明顯地有所改善。飯館和酒店中，每天傍晚都有很多青年聚集在一起豪飲啤酒。

但是我仍然覺得這個城市缺少點什麼東西。或者說，一九四六年我返回哈爾濱時那個戒嚴時期的某種氣味還繼續保留着。它是過於寧靜和過於秩序井然了。中央大街上牌匾的一片紅，是帶有象徵意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全都在黨的控制之下。這裡有兩張日報，編輯們自己都討厭它們每天重複着同一種聲音。

一九三九年，在這個已被日本人占領八年的城市裡，關沬南還可以自費出版兩本小說集，現在作家們都沒有這種自由了。黨把社會生活的每個毛孔都管了起來，不給民間私人活動留下任何空隙。

哈爾濱已從一個只有少許輕工業的商業城市，變成一個擁有龐大重工業的城市，十年間人口從八十萬猛增一倍。但是比工業和人口增長更快的，則是黨委和政府的官員。十六年前我離開這裡時，市政府的全部機構只占據一幢不大的二層樓，官員人數我想不會超過二百人。現在，人口增長為那時的四倍，政府人員卻增加到三千七百餘人；加上黨、團、工會等機構，高達五千餘人。如果把各基層組織中的專職幹部也計算在內，數字會更加驚人。這裡還未把公安部門的四千餘名幹警包括在內。

黨政機關的過於龐大，已經引起注意，幾年前精簡過一次，未見成效。我到這個城市時，又一次在設法精簡，但遇到很大阻力，各部、局的領導幹部都以為自己的部門是不可缺少的，也大都過慣了比較輕鬆的上層生活，不願到更加忙碌、辛苦的下層去。
這種努力，還將繼續進行三十年，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機關的部門將越來越多，官員的數目也越發膨脹，並且級別也越升越高。

弊病已相當明顯。分工越細、人員越多，辦事效率反而越低，那時我已聽到一種評價：“管事的人越多，辦事的人越少。”這是因為：當下級機關必須在更多的上級機關的指揮下工作時，它們的自主、能動性就越少：而上層機構的相互重迭，又使它們儘管都可以發號施令，各自承擔的責任卻減輕了。對於這種狀態的非議--“一杯茶、一支煙，一張報紙過一天”，這時已經出現。

全國都把注意力放到工業上，主要又是重工業。一九五六年是一個高峯，從中央到基層廠礦與建設工地，都照例熱衷於速度，它的標誌就是產值。工人的熱情仍然很高，也仍然很聽話。為了完成計劃，常常必須連續加班加點：有些青年工人甚至不經領導同意，偷偷加班幹活。同時，業餘時間還必須參加各種會議，定為制度的文化學習也不能缺課。疲勞，過度疲勞是普遍的。這就使工傷事故增多了。

你必須知道工人們的生活情況，才能充分估計工人能保持這種勞動積極性是多麼不易。哈爾濱的物價指數那幾年每年上升將近百分之十五，而工人的工資卻已有幾年沒有提高。拿二、三級工的工資而做的四、五級工工作的事，相當普遍。幾年收入不變，甚至臨時工幹了七年仍不能轉正，工人們就只能不斷壓低自己的飲食水準了。有些人只能吃糧而不能吃菜。一九五六年是中國全國衣飾開禁（並無禁令，而是隨戰時傳統延續下來的風習，穿得越樸素，才越“進步”）的一年，到處穿起花衣服和裙子，但哈爾濱的青年女工有些人卻必須積蓄幾個月才能買一塊花布。

像勞動力必須由國家統一調撥，原材料必須統一分配一樣，工資和獎金的分配也是企業不能完全自主的。但是這裡有一點不同，企業在提高職工的工資上權限受到限制，要壓低工資卻是可以自主的。企業的工作成效，以上繳國家利潤的多少為定，壓低職工工資，便可降低產品成本，企業領導人就可以上繳更多利潤，從而博得上司的好評。
但是當我聽到團市委的朋友告訴我下述情況時，我仍然不免感到震驚：“我們成天對青年工人講，他們是國家的主人，應該發揮主人翁精神，但是在一些工廠里，工人根本不把工廠看作自己的。已經出現多起工人盜竊工廠物資的情況。當然，這也是因為他們生活太困難了。工人很有意見，但是市委派出的工作組，甚至省委派出的工作組找他們，他們都不肯談。見到北京來的人，他們才肯談。”顯然這是由於市委、省委的人已經多次使他們失望--說了也不解決問題。我沒料到，共產黨在這個城市掌權不過十年，已經開始失去工人們的信任。

我住到蘇聯援建的哈爾濱電機廠採訪。為了廣泛了解工人的意見，我採取了一個可能會激惱工廠領導人的做法：在食堂門口貼一個告示：“中國青年報記者劉賓雁到此採訪，住工廠招待所二二一房間。歡迎青年職工們來談。”
這種作法顯然有點越出常規。共產黨講究“通過組織”，記者去一處採訪，也要由黨委、工廠行政或團委來安排由什麼人和他們見面。張貼這種告示，就會被看作蔑視“組織”的權威，且有越過它們發動工人傾吐對“組織”不滿之嫌。一年以後，它果然成為我的一條罪狀。
幾天中間，到住處找我反映意見的總共也不過二十幾人，而這家工廠有職工近萬人。他們的不滿，用三十年後的眼光看，也都是些小事：工作安排不當、或沒有固定工作；評工資級別上不公正；住房分配上厚此薄彼等等。
一個姓梁的青年工人，是代表很多人來找的。他話說得很慢，人也顯得很老實。若非出於無奈，是不會找人訴苦的，更不會這樣激動。他說：“我們也是人，可是他們不把我們當人看待。從技工學校畢業都兩年了--這種人工廠里有二百多，可是到今天也沒有正式工作，老是打雜。甚至去做清潔工。我們去找幹部：工廠明明不需要這麼多人，讓我們到遼寧去行不行?那邊工廠缺很多人。不行，寧願讓我們閒得發慌。理由是：把你們放走了，萬一明年工廠的生產任務擴大了，我們到哪兒去找人?可若是不擴大呢?我們這些活人成了貨物了，長期儲備在倉庫里。沒有固定工作，提級就沒有我們的份兒，什麼都耽誤了，比如結婚......”

可見，當時群眾與黨的領導之間的矛盾，並不嚴重。但是從我在全市了解到的情況後，已經出現一些值得嚴密注意的跡象。一位工人告訴我：“過去出點事，總以為是階級敵人的破壞：現在一聽說出了事，馬上就責怪說：這些領導幹部是怎麼搞的!”

然而這種矛盾，它們給人們造成的不幸和在人們內心引起的苦惱，卻很少有機會傳達出來。就連已經躋身領導幹部圈子的局長、處長們，都很難有說話的機會，一般市民更不待言了。奇怪的是：從上到下，各種會議卻多得成災。會議很多，怎麼還沒有說話的機會呢?一是由於這種會議多是傳達和貫徹從中央以下各級領導的決定或指示的，二是即令會議的性質和內容應該包括人們各抒己見，但多年形成的風習和氣氛已經使人們不敢或不願意提出不同的意見，尤其是批評上級的意見了：甚至反映領導人不喜歡聽到的情況，也需要鼓起一些勇氣。至於工人們必須參加的會，則主要是接受上面有關生產的指示，再就是接受政治思想教育。

隨着抗美援朝戰爭的結束和階級鬥爭的淡化，對於前些年頗見成效的政治宣傳鼓動，工人們已經比較淡漠了。同時，工人們做為人的各種需要與欲望也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然而物質生活的改善卻很遲緩。哈爾濱市雖也建了一些新住宅，數量很少，要七級以上的工人才能分到，青年工人幾乎沒有這麼高級別的。男青年找配偶很難，很多人必須跑回一千鄉里以外的家鄉去找，也很難。有了戀愛對象，又愁沒有住房。於是，發生婚前性關係以至女方懷孕的就多了起來，而老工人舊道德意識很強，這些青年就成為嘲諷和譴責的現象。所有這些現象，都很容易地被納入“資產階級思想”範疇。青年人想轉入條件較好的工廠，甚至想報考中專或大學這一類合理需要，總之對於個人有利、於社會也無損的種種要求，都被看做“鬧個人主義”，作為教育或批評的對象。至於對領導人工作中錯誤的正當不滿與批評，則往往要受到更無情的壓制。

這年秋季我到南方兩省的採訪，又證實了我在哈爾濱看到的那些弊端是全國普遍存在的。在長沙市，我走進中共湖南省委的大院，大吃一驚：一個省委機構，何須建起這麼多大樓！對照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是太奢侈了嗎?況且，究竟有多少事非由這麼多官員來管不可呢?當我走進主管工業部門的辦公室，我對湖南工業情況所提的幾乎所有問題都得不到回答時，我對那些幢辦公樓的存在就更加懷疑了。

在基層，這種“把中國的全部事情都管起來”的“黨的領導”的更大弊病--使代表這種“黨的領導”的幹部與群眾逐漸疏遠和對立起來，已經暴露出來了。在長沙，我聽說一個手工業合作社的青年黨員領導幹部王松源工作很出色，便去採訪。作為一個人，他確實很好--工作勤奮，肯吃大苦，有魄力，也有一定組織能力。但由於“上邊”下達給合作社的生產任務已到了它的人力、設備等無力承擔的程度，而從生產、政治工作到工人生活中的各種困難和工人之間的糾紛，都必須由王松源一人去解決，就使他疲於奔命了。他就是黨，而黨必須掌管一切，因而他必須說很多話。我採訪時看他累得疲憊不堪的樣子，聽着他嗄啞的聲音，見他不時因頭痛而面部抽搐，很不忍增添他的疲勞。後來了解到這個不久前還是個手工業工人的人由於各個領導部門的強行要求的任務必須按時完成，他本人的能力和精力又實在應付不了繁多的事務和難以實現的生產任務，脾氣變得暴躁起來。他無力抗爭、也不認為自己應該去與“黨的領導”抗爭，但他個人作為另一級“黨的領導”卻可以不顧工人的困難和不滿而向他們發號施令，向他們發泄自己心裡的火氣，於是他變了，他不再是工人們喜歡與擁戴的人了。我只好放棄原先把他作為一個先進人物報導的計劃。

我好像目睹了一個可怕的過程，當時還沒有認識到這將會給共產黨造成致命的傷害。
我走訪了湖南與湖北的幾個“社會主義改造”中由個體手工業者奉命組織起來的合作社。到處都是令人不愉快的場景：脫離市場而經由國營商業部門統一訂貨和供應原材料以後，市場上商品的花色品種大大減少了，手工業者的收入也明顯下降。人們之間不再有競爭，一切聽命於國家和依賴於國家，他們生產上的活力便逐漸呆滯了，不求有所作為而變得懶惰了。“社會主義改造”後他們的任何不滿都將不再是指向作為業主的自己，而是針對“黨的領導”了。然而他們卻又無權表達這種不滿。

我又到湖北西部山區恩施去和那裡交通運輸的主要力量--卡車司機生活了一段時間。看到和聽到的又是普遍的疲勞、工資過低、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難無人予以關懷和解決。
在哈爾濱和在南方目睹的一切，促使我更迫切地提出改革中國報紙的問題。波蘭新聞界的改革浪潮，使我更加確信我幾年來改變中國報紙現狀的主張是正確的。我決定親自去推動中國新聞界的改革。北起哈爾濱，南到湖北的恩施縣，這一年我每到一處，都要向新聞界介紹波蘭的新聞工作者如何介入生活，大膽地展開對於黨和社會生活陰暗面的揭露，推動波蘭民主化的進程。每場講演，都使本來就對自己的報紙現狀十分不滿的記者、編輯受到鼓舞。

當《人民文學》主編秦兆陽向我索取新作時，我便決定概括中國新聞界的現狀，寫一篇非紀實性的特寫，宣揚自己的新聞觀點。這年夏秋，《人民文學》雜誌發表了我的第二篇特寫《本報內部消息》。一個城市的黨報，在故步自封、唯領導之命是從而又作風蠻橫的總編輯的領導下，在一個過早衰老、明哲保身的總編室主任的經營下，辦得遠離生活，索然無味。年輕的記者編輯們試圖改變辦報方針，終歸無效。一天，當實行新制度--報紙不再主要靠公費訂閱而須向群眾零售時，終於暴露了危機：幾乎沒有人想看這張報紙，它沒有讓者！

由於這篇作品更尖銳，觸及了“黨的領導”的要害，實際上是提出了言論自由的問題，反響比《在橋梁工地上》要強烈得多，反對者也多了。

《在橋梁工地上》是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解放區作家的主要任務是“歌頌光明”而不是“暴露黑暗”以來第一篇批判共產黨本身問題的作品，因而儘管調子相當溫和，仍然引起全國注意。《本報內部消息》中的批判就尖銳得多，它提出了新聞制度必須改革的問題（三十三年後的今天，中國的這一問題仍未真正解決），因而引起更大震動。尤其在新聞界，可以說它在每家報紙、電台的編輯部里都引起了震動，鼓勵許許多多新聞工作者投身到新聞現狀的改革中來。
這兩篇作品，使我一舉成為中國文壇的名人，被視為“革新者”。這一年全國幹部普遍提級，我成為行政十三級幹部，從而進入了“高幹”的行列。在評定“高級知識分子”時，我又成為《中國青年報》唯一的“高知”。我到處聽到的都是祝賀與讚揚。這一切，固然使我高興，但我的生活方式，除了外出採訪開始乘“軟臥”、吸高級香煙外，幾乎沒有發生什麼變化。我有用不完的收入，但外出採訪，我仍然到最普通的飯館吃北方食品中最廉價的飯菜。我甚至從未買過原裝的瓶酒，仍然以喝九角錢一斤的散裝白酒為滿足。

我把相當於我每月薪水一半的錢，按月寄給大姊。她的丈夫在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中自殺後，她以一個小學教員的微薄薪水，難以養活五個孩子。她的長女早已住在我家。後來，我和在北京當外科醫生的弟弟又把她第二個女兒接到北京來上學。我幾乎從來沒有孝敬過過早去世的母親，就讓我在姊姊身上彌補這個遺憾吧。姊姊曾為這一家人的生計獻出她的青春和她的幸福。

每聽到別人讚揚我，我心裡都感到羞愧。三十一歲已不年輕。無論作為一個記者或作家，我都缺乏很多知識。一九五四年一位蘇聯朋友送我的一本書，不時在提醒我：一個蘇聯中學生必讀的某些世界名著，你還沒讀過呢；讀過的又怎樣?我讀得最多的是俄國和法國十九世紀一些作家的作品。那都是作為一個普通的讀者去讀的。很多作品不再讀一遍，就很難吸收到你寫作上所需要的東西。文學之外，我還必須讀很多哲學、歷史學方面的著作。還有每周我必定要從國際書店抱回的新書呢?在《中國青年報》我是有名的愛看書的人。甚至在開編委會時，當我對某人的發言不感興趣時，我也會偷偷地或公開地打開一本書。我知道會有人說我閒話，但對不起，顧不得那麼許多了，時間實在太少。
蘇聯的“解凍”，也使中國的政治氣候溫暖起來。斯大林逝世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一個領袖。這對於中國以後二十年政局也產生了影響。毛澤東在這一年提出在文化思想界推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自由化方針，和他《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都表明他要帶領中國走一條不同於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

文學界曾長期禁錮於只准“為政治服務”和“寫工農兵”和謳歌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鬥爭與建設成就，現在有些鬆動了。繼我的《在橋梁工地上》之後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引起了轟動。他刻畫的一個人物--黨區委里的那個革命意志衰退的官僚劉世吾，將進入中國當代文學人物的永久性畫廊。作家們開始寫對現實批判性的作品了，私人生活也開始成為描寫對象。

共和國成立後三十年間唯一一個自由化季節降臨到新聞界。報紙上出現了批評和揭露。報導取向開始擴及到政治生活以外群眾所關心的社會領域，新聞主題增多了。

然而這一切都很暫短。這年秋季波蘭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使中國緊張起來。對於自由化本來就心懷不滿的黨內保守人士開始吹起冷風。一九五七年一月同時發生兩件事：劇作家陳其通等四人在《人民日報》頭版顯要位置發表一封信，驚呼文學創作已走上邪路，必須回到舊秩序上來。在《中國青年報》編輯部舉辦了一次座談會，討論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目的是很明顯的：開會前給每人發了一份剛從印刷廠拿來的王實味寫的散文《野百合花》作參考。它一九四二年被判定為反革命“毒草”，作者因而喪命。

我參加了這次討論會，默默聽着與會者--報紙的總編輯、出版社的社長、團中央宣傳部部長和中共東四區委副書記（王蒙就在那裡工作，小說寫的就是那裡發生的事情）等人的高見：“不真實”。“是向党進攻”。“心裡的感情比寫出來的還要狠”。“危害性超過了王實味，與蔣介石和匈牙利的裴多非俱樂部相近”。“是挑撥與煽動人們起來反黨”。

會議接近尾聲時，《中國青年報》總編室主任提出一個倡儀：《本報內部消息》也可以討論討論嘛。那是我寫的特寫，揭露黨把報紙變成了非報紙從而使自己和報紙一起脫離了群眾。我寫了一個總編室主任，是個革命意志衰退的黨幹部。今天發言的這位總編室主任懷疑我是以他為原型的，故此在發言中含蓄地指責我說：“一個人對同志應該與人為善。”

記得我似乎沒有發言。我已把自己的意見寫成文章，發表在三月號的《文藝學習》雜誌上了。我為王蒙辯護，文章的題目是《道是無情卻有情》，意思就是：批評這個黨和這個社會的弊端的人，並不是出於惡意或仇恨，正因為愛之愈深，才責之愈切。

我在為王蒙辯護的文章里，批評那幾位攻擊一九五六年以來的文學作品“寫壞人壞事的多，寫好人好事的少”以致使讀者對中國現狀“不滿和失望”的觀點，認為王蒙的這一類小說絕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舉出我親自過問過的一個案件為例--福建省一個供銷合作社的年輕女打字員章含鳴遭到合作社副王任的長期侮辱、迫害，三十幾次到中共地委告狀，直到北京上訪，仍然不能伸張寃屈。還說明生活中的矛盾已經比戰爭和階級鬥爭時期複雜得多，文學應該幫助讀者去認識生活和參與鬥爭。那個供銷社有幾十個人在副主任的威脅下參與污衊、審訊章含鳴。後來章含鳴雖然恢復了名譽，但犯罪分子李副主任並未受到懲罰。應該使這些人，包括那些雖未參與迫害、但在事件發展過程中保持沉默的人看到自己的道義責任。王蒙成功地塑造了劉世吾這樣一種人物，使一些與劉有同樣缺點或同樣身份的人不悅，但“與其埋怨作家擾亂了自己的安寧，倒不如去責備那擾亂了作家安寧的東西”。

這兩件事很重要，說明毛澤東尚未發出信號，已經有人自發地要搞一場反右派運動那樣的事情了。不出一年，我和王蒙果然都被定為右派分子。

(第5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