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的墳地在溝外的沙窩子裡，但是，掩埋組的人偷懶，有時拉到這裡就掩埋
了。這地方的地勢寬闊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屍體。因為埋得草率，有些屍
體已經暴露了出來。藍色、黃色、黑色和各種衣裳的破布條以及土蒼蒼的頭髮在早
晨的寒風掠過的地面上索索抖動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個眼色，叫她把那女人引開去假裝辨認那些屍體。我徑直找到
董建義的屍體並趕緊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緊時間覆蓋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見了難以
承受。我蓋住了他的兩條腿，就停下來喘氣。我的身體太虛弱了，已經挖不動沙土
了。這時候那女人朝我走過來，問，你找到了嗎？我馬上裝出挖土的樣子說，你來
看看這個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說真心話，我還真怕她認不出來。從前的董建義多麼英俊呀，三十多歲，白淨
的麵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灑脫極了。而現在的董建義，赤條條躺在地
上，整個身體像是剝去了樹皮的樹幹，干千巴巴的。身上瘦得一點肉都沒有了，皮
膚黑乎乎的，如同被煙火熏過的牛皮紙貼在骨頭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
從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兒上少了兩塊肉，露出帶着血絲的骨頭。我們
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從一個健壯的人變成這樣一個木乃伊的，否則
我也不會認定他就是董建義。

　　可是那女人走近後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聲跪倒，短促地呀了一聲，撲在“木
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撲在“木乃伊”上之後，就一動不動了，沒了聲息。這種
情景持續了足有一分鐘。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氣上不來憋死過去了？晁崇文
反應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說，哎，這是怎麼啦，別是沒氣了。快，快拉起來。我們
同時跨前兩步要拉她，她的身體卻又劇烈地抖動一下，同時她的嗓子裡發出一種奇
怪的咯吱吱的響聲。咯吱吱的聲音很費力地轉化為一聲悽厲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聲剛結束，她就使勁兒搖晃起那個“木乃伊”來，並且抬起臉看着
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建義的名字來：董——建——義——她連着喊了幾聲董建義，
山水溝里便連續不斷的迴蕩起一個聲音：義義義………義義義……

　　然後她就伏在屍體上大哭起來。

　　她嗚嗚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邊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聲結束。可是半個小
時過去了，她還哭個沒完沒了。我們等得不耐煩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對她說，
顧大姐，不要哭了，咱們該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來了，但她卻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
起來，哇哇地哭，就像他們是一對連體嬰兒無法扯開。沒有別的辦法，我們硬是把
她的手從“木乃伊”上掰開。分開他們。我很粗魯地推開她說，行啦行啦，多髒呀，
你抱着他！走開，走開點，我來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聲：不准你埋！

　　不埋怎麼辦？就這樣擺着？

　　我要運走，運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說，你怎麼運走，背着她上火車嗎？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帶回家去。

　　我一驚，這可是個好主意，但又覺得這主意不可行，沒有柴。

　　明水附近的荒灘上只有乾枯的駱駝草和芨芨草，用它們是難以把屍體燒成灰的。

　　她問我。這附近有沒有農民？

　　我說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個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領她去明水公社，找農民家買
柴禾。她說花多少錢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執。我只好拖着浮腫的雙腿帶她去。

　　我們整整走了兩個小時，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戶農民，買了幾捆木柴。同時她
對那農民說，願意多出點錢，請他去火化一個人。那農民不干，說他不干那種晦氣
的事。但他給我們叫來了兩個老頭，說他們願意去干，叫我們和他們講價錢。講好
了價錢，兩個老頭替我們雇了一輛牛車，拉着木柴往回走。經過供銷社老頭叫我們
又買了一桶煤油。老頭說，屍體很難燒透，所以要準備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溝。那兩個老頭把木柴堆好，再把屍體碼在上邊，澆上煤油點着了。

　　火勢很大，很快就燒塌了木柴，屍體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屍體突然坐了起來，
嚇了我們一跳。後來木柴燒光了，就往火里潑煤油。終於煤油也燒光了，灰燼中剩
下了一堆骨頭。腿骨很長，像燒黑了的木頭棍子。我對她說，再也沒辦法了，你就
撿點碎骨頭帶回去吧。但她說，不，我要全帶回去。

　　她抹下綠色的緞子頭巾，想把骨頭全包起來，但是頭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
看見裡邊的骨頭。我說她：你就撿點小骨頭拿回去吧，大骨頭不好拿，也的確沒那
個必要。就是在火化場，也只是給你一部分骨灰裝骨灰盒，你何必大老遠全都背回
去？

　　再說你這樣上火車，列車員會看出來的。她不聽，說，我用那件毛衣裹起來。

　　於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窯洞，拿出花格子書包里的毛衣來包裹它。但是
那僅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無論如何調度，骨頭還是露在外邊。後來我從皮箱裡
拿出一條軍毯給她。我告訴她，這是我入朝作戰帶回來的戰利品，美國士兵的軍毯。

　　我抖開毯子叫她看，商標上還有usA 字樣。我說，這條毛毯我已經保存八九年
了，捨不得用它。來農場勞教，許多衣物都拿去換了糧食，軍毯卻保留至今，舍不
得換吃的，因為它是我的一段光榮歷史的標誌。

　　她接過毯子去了，她說，毯子用過之後，她要洗乾淨寄還給我的，因為它對我
很重要。我說你不要寄了吧，你寄來的時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麼久
嗎？我笑着說，你就放在你家裡吧，如果我能活着離開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
你家去拿。她說，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訴你。在大家苦澀的笑聲中，她
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冊筆記本寫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為時間已是黃昏，這天夜裡她又在我們組的窯洞過夜。

　　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溝，指着南戈壁上的一個叫明水河的小火車站說，
你到那裡去乘火車吧，比去高台火車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灘站了許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個背包是我幫她打的，因
為骨頭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軍人的背包形狀，好背。她的身體是瘦小的。

　　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擋住了。那塊綠色的頭巾，她又裹在頭上了。
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灘上刮着凜冽的寒風。頭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個小尾巴
一樣突突地跳着。

　　那個女人說要把軍毯寄回給我的時候，我不是跟她說了嗎。

　　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離開明水鄉，有機會去上海的話。就去她家取毛毯。她
當時還真寫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機會呀！你看我現在的樣子：羊倌。

　　再說，如果有一天老天睜眼，可憐我，把我頭頂的山揭掉，我也變成像你們一
樣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說要去拿那塊毛毯，那才值幾個錢？主
要是那個女人在我的心裡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見到她——我也是沒法找到她了。
那是1960年12月份，夾邊溝的右派們在生死存亡的要緊關頭，為了取暖，都把書和
筆記本當柴燒，我的那冊筆記本也被人扔進火堆轉化為卡路里了。

　　和李文漢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後來我就作為工農兵學員去西北師院讀書，畢業
後留在蘭州的一所中學教書，就再也沒見過他。再後來，聽回城的知青們講，他已
經平反了，回了省勞改局，具體在哪個部門哪個單位工作，誰也說不清楚。

　　但是，什麼事情不會發生呢1 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學時代的一位老師，
剛剛走到蘭州二中門口，就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臉一看就驚呆了：這不是那
個腦門有點禿頂的李文漢嗎！和從前不一樣的是他的頭頂全禿了，後腦上的頭髮全
白了。其他都沒變，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熱烈地握手，問他怎麼在
這裡站着？他說，我就在這裡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邊省勞教局的家屬院。他立
即就拉着我進了家。在他家裡我們整整聊了一天，還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訴我，
平反以後，他在五大坪農場當了十多年生產科長，然後離休，全家就搬到蘭州來了。

　　談話中他突然說起一件事來：喂，你還記得我給說過的那個上海女人嗎？我說
記得。

　　他說，我還真有機會去了一次上海，找過她。我說是嗎？他說，你還記得我跟
你說過的話嗎？1957年，我就是因為寫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後的幾年裡，
我的手痒痒，又寫了幾片論述勞改工作的文章發表。

這一次沒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評為優秀論文，頒獎會在上海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