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笨表現在不善於做事，也不會賺錢。什麼叫笨？不懂得機巧，不識變通，不會走捷徑，認死理兒等等，就都是；此外，不科學，不嚴密，因循守舊，因陋就簡等等，也是一種笨。

　　外埠人對北京人的笨感觸頗深，有的見諸筆端，有的則心裡竊笑；而北京人，常常懵然不覺。比如有人就異常激憤地說北京人處處設防無論什麼破地方也一定要有個站崗的，結果
丟的東西比哪兒都多；北京的偏袒本地人方法、理由荒唐而霸道，既沒法律根據也不合情理；北京某些曖昧的地方，比如某種意義上的投機取巧甚至某種意義上的騙，手法拙劣方式古老，絕對地傻。

　　所有這些，都是真的，北京人的確笨。

　　北京人不僅現在笨，可以說從來就沒不笨過。

　　我在公共電車上售過票，當初為逃票的沒少跟人打架，追出好幾里揪回來的也有，讓人給揍了的也有。不少好心人就說，上海就沒這麻煩，人家那兒是上車驗票而不是下車檢票。現在北京不少線路實施了這方法，但有的仍然堅持老辦法，相信糾紛還會不少。乍一看，似乎只是習慣上略有不同，可細一品，恐怕多少有些文化觀念上的差異。北京呢，叫"先禮後兵"，一開始有點兒"假不指着"，可臨完了又跟"賊逮似的"，兩頭兒不落好兒；上海那叫"防患於未然"，公事公辦，沒那麼多虛的。假如學學劉一達再咂摸咂摸，就更有意思了：北京屬"官本位文化特徵"，上海屬"商本位文化特徵"，為官嘛，大智若愚，凡事睜隻眼閉隻眼，想不想，該不該，能不能是一回事兒，做不做又是一回事兒；可一旦閉着的那隻眼不能不睜開了，不叫出個"真章兒"來沒完！為商呢，親兄弟明算賬，追求最大利潤既不低人一等也沒什麼不好意思；而做生意，信用規矩規則就必須完備而精準，看似冷漠可實際既方便又少找麻煩。

　　小到公交車的檢票方式，大呢，那就多了。我以為，開放搞活以來北京發生的諸多糾紛、尷尬，小到父子反目夫妻成仇鄰里失和，大到企業倒閉公司破產國家重點工程成了"豆腐渣"甚至高官入獄，都與此多多少少有那麼一點兒聯繫。

　　舉個小例子，當然不恰當，但我們可以看看笨的另一個"側面兒"。我有個"發小兒"，原來跟我一樣，全民企業的職工，後來因為跟頭兒"較勁兒"給開了，於是就逮什麼幹什麼。還是多年前呢，那時候"時興"馬路邊兒上賣"滷煮"，公交車站賣包子，我這哥們兒曾托人找了個大油筒賣過一陣子煎餅，可能是工藝技術等方面的原因後又改蒸包子了。租了半間門臉兒，置辦了鍋碗瓢勺，保姆市場雇了個小丫頭和面，他媽跟他姐也搭把手，包子鋪就開張了。地方不錯，工商衛生等等的又基本上不花什麼錢--地面上熟，派出所街道都多多少少有點兒面子，按說的話是沒問題了，發大財不行弄幾年鼓搗出個"全聚德"來估計差不多！要不我們哥兒倆喝酒的時候，我把"東來順"的發展史一說我朋友怎麼激動得熱淚盈眶，臨走非給我裝一兜兒包子呢。

　　任誰也沒想到的是，沒過多久這買賣竟開不下去了。什麼地方出問題了？什麼地方也沒出問題，來吃來買的人就算不多可也不是太少，可就一樣兒，不賺錢。一個月下來，說一點兒不賺是瞎話，可刨了成本跟小丫頭的工資，幾乎就剩不下什麼了。

　　長話短說，再後來雖沒發展成"全聚德"可我這哥們兒真靠那包子鋪賺了錢，後來改正經的飯館，"紅燜羊肉"火過之後飯館包了出去，眼下跟人合夥經營轎車呢。扭虧為盈一舉改變狀態的並不是"經營理念上發生了革命性提高"，也不是"作風上有了根本性改觀"，甚至也不是臨近的人群的"飲食習慣上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有的只是工藝上的一點點兒小改進--請了個高人。

　　"虧了那'南蠻子'……"我哥們兒說。

　　這裡要解釋一下兒，所謂"南蠻子"，是當初北京人還混着蛋的時候，對南方來的打工仔尤其是浙江、安徽一帶人的蔑稱。說是蔑稱，可即便是在當時，骨子裡仍有幾分嫉妒，偶爾地還帶幾分親切；那時候北京的"大爺"們根本分不清說"鳥語"的外地人哪兒是哪兒，凡南方來的就一律學着《說岳》裡的金兀朮稱之為南蠻子，現在不一樣了。現在看見溫州的大老闆，還別說一塊吃過飯，跟人家秘書說過句話還得吹幾個月呢。所以無論是真急了的時候還是私下裡，還有叫人"浙皮子"的嗎？

　　……那"南蠻子"究竟是怎麼挽救了一個瀕臨絕境的"企業"的呢？原料的配方上略有小小的改動，尤其是包子的餡兒。具體工藝我那哥們兒至今不多透露，大體上是大油加土豆替代了肉餡兒。包子皮兒在麵粉里也摻了點兒東西，既白且暄。成本下去了，外觀上去了，自然就多賺了。即便是按現在比較苛刻的標準，無論食品衛生方面的還是道德良心方面的，都無懈可擊--豬油和土豆兒也許更有營養；只要不"超標"，適當的添加劑是允許的。

　　看見沒有，這不是一種笨？

　　當然，現在那種"大油土豆餡"的包子早已絕跡了，再有就是"坑害"了。然而我知道當初溫州的鞋也好晉江的藥也好，甚至台灣產的電器，口碑似乎不怎麼好。在這裡我絲毫沒有提倡昧着良心斂財就是不笨的意思，但某種程度上的"變通"，北京人比之於有些的地方，的確不行。這裡特別要指出的是，僅就這一點上，可能並不涉及太多的道德觀念、道德規範；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講，北京人並不比別人"高尚"多少，"實在"多少，"規矩"多少，應該咂摸的似乎是笨多少。

　　封閉、保守的時間長了，很容易就產生笨；而一旦再是曾經輝煌、"先進"過的，尤其如此。當年，我在青藏高原一個藏族聚居的小鎮呆過幾年，給我流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一座座山相連"之外，還有湍急的大河以及小河上的那別具風情的水磨。記得藏族老師帶着我們春遊的時候在水磨邊流連，特別對我這個北京來的學生說：利用水力磨青稞炒麵可是我們自己發明的，比起用人推來可省力多了。面對着老師笑吟吟的臉，我想着電影裡中原地區的人推磨的身影，果然十分慚愧。可是後來我插隊的那個小山村，窮得吃水還使驢馱呢，可磨麵卻早是用電了，甚至停電的時候都不用人而是用柴油發動機帶了。

　　邊陲的藏人比內地的人"笨"的地方恐怕還有一些，然而奇怪的是，從來也沒有人說他們笨，甚至從來就沒有這麼認為過。為什麼？如果看看西藏拉薩八角街上的商品和那些生意人，看看姑娘身上的時裝和手機也許就明白了。實際上，"笨"在很大程度上不光是指"原始"，更多地可能是墨守成規。在全國各地，相對"原始"的地方很多，可是為什麼北京人顯得特別地笨呢？原因恐怕也正在此。先是對某些的先進包括加引號兒的先進的排斥，然後是不得已捏着鼻子的接受，再然後是瞻前顧後笨手笨腳的效仿，效法模仿的工夫又不到家，於是經常就出現不倫不類，於是就更顯得笨了。

　　所以，歐洲遊客用筷子夾餃子，永遠也學不好京劇里的道白，一點兒也不笨；上海西餐廳里食客對刀叉的運用自如，證券交易市場裡的老太太對大勢研判的高瞻遠矚以及短線分析的精深入微，更不笨。拿筷子吃西餐的豪氣已不在了，拎起畫眉籠子任誰也不夾了的豪情也不在了，端起二鍋頭給個縣長都不換的豪言也不說了，生意場上來幾句"鳥語"，AA制實行了幾天覺着忒累可動不動為誰老不結賬而義憤填膺，編電視劇炒港台的"戲說"，傳銷、"職介"、"切匯"、"碰瓷兒"、"信息台"玩兒進了公安局，等等等等，夠笨，實在是笨到家了，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