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重傷西方世界的武肺疫禍，還在武漢封城之前，法國就已經意識到生化戰的陰影逼近。如今，對疫禍聲稱要追責的法國，也明顯底氣不足。為何如此？乃因石正麗供職的武漢病毒所從建立到逐步升級，都有法國幾屆政府的贊襄之力，尤其是為中法合作的武毒所項目成立的拉法蘭，可算是“居功至偉”。

病毒源於武漢是國際生化研究界的共識

各種說法甚多，羅列式的新聞總結也夠多了。本文只提兩條比較有意思的資訊。第一條是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生物學家理查·埃布萊特（Richard H. Ebright）在接受BBC採訪時公開說的——埃布萊特曾在《自然》對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以下簡稱武毒所）的一項蝙蝠病毒實驗表示關注。他表示，基因組測序顯示，此次爆發的病毒與武漢病毒研究所2003年在雲南某個山洞採集的蝙蝠冠狀病毒RaTG13非常接近，全基因組同源性為96.2%，“這意味着，這種病毒目前已知存在於兩個地方：雲南的山洞和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一個實驗室中。……它從2013年儲存在武漢病毒研究所至今。”在採訪中，這位生物學家強調，不排除從武漢實驗室泄漏的可能。

關於病毒來自武毒所的P4實驗室，這點基本獲得國際生化病毒研究同行認同。4月16日，2008年諾貝爾醫學獎的法國病毒學家呂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教授在接受法國的一個醫學專業媒體採訪時表示，他們用數學模式對病毒基因研究得出的結果，確認了新冠病毒帶有愛滋病基因的發現，認為這個病毒是根據一個來自蝙蝠身上的冠狀病毒製作的，之後可能是無意中泄漏到實驗室外。所謂來自海鮮市場的說法只是一個傳說而已。

中國武漢華南理工大學生物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肖波濤在SCRIBD網站發表一份英文報告指出，武漢有兩間實驗室，除了距離華南海鮮市場30公里、P4級的中科院武毒所之外，還有距離海鮮市場僅280多米的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WHCDC），該中心管有動物作研究目的包括收集及分辨病原體。報告引述以前的官方資料，指武漢疾控中心曾從湖北省捉來155隻蝙蝠當中包括菊頭蝠，另從浙江省捉來450隻蝙蝠。負責研究的研究員曾於2017年及2019年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及兩場意外，一次是他曾受蝙蝠襲擊，蝙蝠的血濺到他皮膚，導致他自我隔離了14天；一次曾因沾到蝙蝠排尿而須隔離。肖波濤的論文發表於2月份，只有法廣載文《學者披露病毒泄漏自武漢研究中心之說並非空穴來風》提及此事。

對肖波濤論文中的說法，武漢市疾控中心並未有任何回應。但病毒源於武漢，宿主是蝙蝠，武漢兩家實驗室都有，都認為病毒源於中國，卻是國際生化界的共識，區別是事故還是無意泄漏。直到2月27日，中國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在廣州市通氣會首次提出儘管武漢肺炎“疫情始發於中國，但是病毒的來源不一定是中國”，為病毒來源找到外國娘家做了“理論鋪墊”之後，“戰狼”外交官趙立堅於3月12日在推特上發言，指責美國軍隊在2019年10月世界軍人運動會期間帶病毒入中國，才有了中國政府的病毒來自外國說。

武漢病毒所P4專案由法國贊襄

法國說明中國建立武漢病毒實驗室一事，並非秘密，這個項目在拉法蘭任總理期間正式建立。2019年10月，法國《挑戰》雜誌記者伊桑巴（Antoine Izambard）在他的著作《法國-中國之間的危險關係》（France-Chine：Les Liansons dangereuses）中，介紹了有關中法合作建設P4病毒實驗室的內容。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曾於1月25日（中國武漢封城次日）發表《法媒爆中法武漢病毒實驗室P4合作專案為何引發爭議》，4月23日發表《武漢P4實驗室：法國幫助建成後被“踢”開始末》，詳細介紹了法國當年援助中國建立P4實驗室的情況，以及法國國內關於此事的爭議，有興趣者可去閱看原文。

法中之間在與武毒所P4實驗室的合作中，有許多讓人費解之處：

1、從提出援助建立P4實驗室開始，法國政府中就有人意識到這種合作的危險。當時法國援助中國建立了幾個P3移動實驗室，因其出口規定沒有那麼嚴格。中方對那些P3活動實驗室的用途的解釋極不透明，而且中國一直拒絕清楚地說明SARS之後由法國拉法蘭政府資助的幾個P3活動實驗室的去向。法國專家認為，“P4就像一個核後期處理廠。這是一種細菌的原子彈”，中國肯定會用對待P3的類似方式使用P4實驗室，這種前景讓人不寒而慄，因此，法國細菌戰專家持反對意見，SGDSN（法國國防和國家安全總秘書處）更是擔心P4實驗室可能會變成生化武器庫——意識到中國政府使用不透明，而且還有P3實驗室的不知去向在前，法國政府還要堅持推進合作，這是問題所在。

2、法國參與合作研究的專家清楚地意識到，“我們有書面保證，但不確定是否可以讓這些保證得到執行和遵守”。由於感到“在與中國的合作中，法國處於弱勢”，2015年，阿蘭·梅里埃（Alain Mérieux）離開了雙邊委員會主席位置，並在北京對法國廣播電台的記者說：“我放棄了P4的共同主席資格，這是一種非常中國化的工具，即使它是在法國的技術協助下開發的，它也屬於他們。”中國的武毒所在沒有法國研究人員的情況下工作，即使如此，中法雙方在技術方面的合作仍然繼續。基地於2015年1月建成，2016年6月16日，兩國代表在武漢共同參加了武漢病毒研究所P4級高等生物安全實驗室的驗收儀式，實驗室的啟動於2018年1月進行，時間正好與法國總統馬克龍首次對北京進行國事訪問吻合。

從一開頭就意識到與中國合作有危險，中途不斷被排斥的法國，之所以要從事這個專案合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法國前總理拉法蘭與中國關係極其親密，被北京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拉法蘭之所以要推動這個極其危險的項目，乃因他個人在中國有巨大利益。

附着於全球化1.0的跨國旋轉門

2020年1月，法國媒體《快報周刊》刊登了一篇《拉法蘭的中國事》，除了介紹他在中國的各種活動及中國政府對他的重視之外，更重要的介紹了真正的利益羈絆：退休後的拉法蘭在中國從事為法國企業服務（諮詢公關）的工作，還有自己的巨大利益：拉法蘭是法國Plastic Omnium集團董事會成員，該集團在中國擁有30家工廠。拉法蘭還擁有自己的基金會，一位供職政府的中法貿易專家向記者表示，令人迷惑的是拉法蘭究竟是在為法國國家服務，還是在為他自己服務？2019年9月，習近平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拉法蘭頒發友誼勳章；11月，拉法蘭推出有關中國的新書《中國悖論》，並且就此受訪法國國內廣播電台的聽眾提問節目。諸多法國線民質疑拉法蘭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批評拉法蘭對中國新疆以及香港等地的惡劣人權問題避而不談，有聽眾甚至質疑拉法蘭是否為中國做大外宣。

上中國媒體搜索，拉法蘭訪問中國，參與各種活動的消息隨處可見。無論是中國的國慶70周年，還是任何需要他讚揚的事件，拉法蘭都會送上各種讚美語言。與此同時，法國《當代價值觀》周刊（Valeurs actuelles）早在2018年就發評論文章，提到法國前總理拉法蘭與中國的緊密關係已經引起法國對內安全總局（DGSI）的注意。文章還說，拉法蘭通過其影響力，不斷開拓歐洲和中國的合作關係，還在涉及中國的企業、基金會及大學擔任要職，其中包括“彼歐集團”（Plastic Omnium）的中國控股指定獨立董事、法中基金會成員，還有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

拉法蘭這個實例，就是全球化1.0的跨國旋轉門現象。政府官員退休或離職之後下海進入企業、學校任職的現象，被西方的公共行政倫理專家稱為“旋轉門現象”（revolving door）。拉法蘭利用自己任職幫助中國政府辦了這個有違西方生化安全倫理的大事，中國政府給了他豐厚的回報。這種現象絕非孤例，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在2005年卸任之後，直接到俄羅斯天然氣公司旗下的一家波羅的海管道子公司擔任監事會高管。他這一“國際旋轉”，引起德國社會各界的憤怒和譴責。

截至4月27日，法國確診的武漢肺炎患者死亡人數為22,856。隨着武漢肺炎病毒來源的相關資訊逐漸披露，若從源頭開始追溯，這次疫禍法國政府尤其是前總理拉法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的動機當然不是為了什麼中法友好，而是將幫助中國建立這個明知可能會成為生化武器庫的P4研究所當作一項重要的政治投資。他的目的達到了，全世界為此付出了多達幾十萬的生命代價。

武漢肺炎在全球帶來的禍害，世界的反思還剛開一個頭。這場反思中，全球化1.0進程中的跨國旋轉門現象如果被忽視，這場反思就流於表面。因為有資格進入旋轉門的人，都是西方各國政要。民主制的任期制，既決定了政客們只注意近期效益，又決定了後果由繼任者背負。只是有些政客還有點底線，不會象拉法蘭這樣，明知會打開潘朵拉盒子，還是不計後果。法國人如果放過拉法蘭，那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一個對本國人民生命都不在意的民族，所有的人權口號都顯得虛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