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中國社會底層的人們對於這些年來進行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國企改革有意見，並把怨氣發泄在主流經濟學家頭上，這是有道理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就是那些為上述改革提供理論支持和具體方案的經濟學家，他們同時也在國內最有影響力的經濟教學、研究和諮詢機構中占主導地位。這些改革在某些方面損害了工農群眾的利益，群眾當然要批評提供方案的人。

除了民眾的批評以外，主流經濟學家今年還受到郎咸平等香港教授以及劉國光等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前者批評他們沒有學好西方經濟學，後者批評他們放棄了馬克思主義。

面對如此尖銳的批評，除了吳敬璉先生仗着多年積累起來的聲望，散漫地回應了幾下之外，其他主流們一個個變成了駝鳥，不理不睬，好象沒這回事。其實他們只是不敢當眾回應，私下裡還是在反擊。郎咸平教授沒能列入央視十大經濟人物候選，就是他們的傑作。就憑郎教授及時制止了大型國有企業被繼續賤賣這一條，2005年還有哪個經濟人物可以和他相比？主流們不敢明着講理，勇於暗處使絆，其智也可及，其慫也不可及，叫人如何信任他們？

這次在中國的報紙和互聯網等大眾媒體上能自發地形成對一個權勢集團的持續批評，不能不說是輿論的進步。互聯網的作用尤其大，它為普通群眾（還不是最底層）提供了一個發言的平台。儘管一個人在網上的聲音是微弱的，但千萬個網民的聲音加起來還是能夠聳動視聽的。

然而報紙批了，網民罵了，主流們悶聲不響，依然故我，卻又如何？本文就是想指出，工農群眾如果要在改革中維護自己的利益，批評經濟學家只是觸及了問題的表層，有必要順着這條線索作進一步的思考。

一個法律意義上的統治階級的利益受到了損害，這是個政治問題。如果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國企改革損害了群眾利益，那麼首先應該負責的是改革方案的批准人，也就是我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全國人大的權力在中國是絕對的，就象封建時代皇權是絕對的一樣。封建時代寫歷史有一個固定的套路就是皇上聖明、奸臣作怪。目前對主流經濟學家的批評似乎尚未擺脫這個套路的影響，火力集中在提供建議者身上，對決策者不予追究。

有人也許會說：人大只是擺設，豈能當真！最要不得的就是這種態度。人大是全國人民的人大，人民如果把它當擺設，那它也只好做擺設了。就象如果你買了一車，放在屋裡不開，那它也就是一個擺設，你把它開出去，它就是車。現在改革到了關鍵時候，群眾擔心利益進一步受損，不去找人民代表，光責問經濟學家，這本身就沒把人大當人大。在這一點上，最近的群眾輿論是短視的，因此群眾有必要反省自己爭取利益的策略。維護階級利益是政治問題，必須透過政治途徑解決，也就是說，必須運用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來解決。我們不能等待“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建好了再使用，而應該在使用的過程中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最近輿論的活躍，就是民主的進步。但是媒體的輿論只是起到表達、交流群眾意見的作用，只是民主程序中的一個中間環節。如果輿論的聲音不能振動人民大會堂里的空氣，如果群眾的意見不能通過人民代表的表決轉化為國家意志，那麼輿論只是空論。因此群眾要努力把已經形成的輿論，推向民主的下一個環節，推向人大。怎麼推？目前還是得依靠輿論。

我們應繼續用輿論告訴主流經濟學家們：你們的方案損害了群眾利益，若是明知故犯，那是立場問題；若是本來不想損害，結果損害了，那是水平問題。無論是立場有問題還是水平有問題，你們都不配做中國的主流。

我們更要用輿論告訴人大代表們：你們當中絕大多數應該是代表工農的，因為工農群眾在全國人口中占絕大多數。那麼，當群眾看不起病的時候，上不起學的時候，當工人大批下崗的時候，你們為他們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你們有沒有把他們的意見帶到人大？為什麼就群眾關心的問題很少聽到你們用人民代表的身份發表意見？代表工農的利益是你們的政治責任，你們如果要保持先進性，就必須承擔起這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