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恆均：我最忠實的讀者

我有很大一批讀者，並建立了經常性的聯繫，他們中有喜歡我的小說的，也有持批評態度的，這些不影響我們成為筆友，而且大家討論的範圍早超過了我的小說。我能接受那些對我虛構故事的嚴謹性以及所發議論的質疑和批評，但卻總是無法忍受那些質疑小說里對國家機關和社會事件描寫的合理性和“真實性”。因為故事是我虛構的，議論是我隨感而發的，遭受批評絕對合理；而出現在故事中的眾多事件（包括對政府機關職能和社會事件的描寫）則絕對是真實的。為什麼總有人對這些每天都發生在周圍的真實事件視而不見呢？
在我的讀者中，給我印象深刻的有十幾個，其中一位是我一位上海朋友的妻子。朋友已經身居高位，讀完了我的小說自然不便表態。但不久我還是收到了他的電話，因為他的妻子也看了《致命武器》，讀到書裡對深圳乞丐殘疾兒的描寫時忍不住哭泣起來，而且接着就是幾天的失眠。朋友的電話算是對我小說的表揚，但同時告訴我，編這些煽情的故事“折磨”他妻子太過分。我知道這位朋友的妻子剛剛懷孕，她大概是聯想到自己肚子裡的骨肉即將來到這個悲慘世界而傷感。

我真是無話可說。我小說中的這些故事都是原封不動從中國大陸的官方報紙上抄下來的（如，乞丐利用不停傷害租或者買來的嬰兒博得同情；一位殘疾盲流因買不起火車票而不得不爬回千里之遙的家鄉過春節，當他爬回去之後，已經是第二年春節了），有些是我親眼所見（我親眼見到不止一位飢餓的母親為了餵養懷裡的嬰兒而不得不從垃圾桶里掏出殘羹剩飯，自己先吹乾添淨食物上的垃圾後再送到孩子口裡）。
我本來是無憂無慮的，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有點玩世不恭，花花公子一個。但自從我走遍了地球各大洲，足跡遍及六十多個國家之後，仿佛神靈的召喚，我突然開啟了另一隻眼睛。這隻眼睛讓我看到了自己國家的邪惡勢力和人民深受的苦難。於是我決定跳出自己的象牙塔，拋棄我靠個人奮鬥爭取來的精英們享受的“特權”，冒天下之大不韙，以一種小說的形式傳遞我所見所聞和所感。
我知道寫這樣的小說會讓很多人不舒服，讓另外一批人害怕，並且會讓一些好朋友敬而遠之。好幾個最好的朋友和師長在看了我的小說後“自覺”地切斷了同我的關係，我感到無奈，但並不後悔，因為，我知道，這幾本小說在網絡上的流行程度，而且，因為這些小說，我擁有更多的真誠的讀者和朋友。

其中最讓我想不到的是我的母親。母親已經77歲了。前幾年因為患白內障，看書很困難，但她卻一手拿着放大鏡，一手舉着書，硬是看完了中國古典十大名著中的七本。我電腦里有很多母親看書的照片，那些照片成為鞭策我不停看書的動力。2005年11月，母親接受了白內障手術，重見光明了。知道我寫了小說，她堅持要讀。我把一本《致命武器》寄給她，結果母親用一個月時間，看完了。
父親說，母親看書時，經常自言自語，有時會突然走神，有時會用家鄉話罵人，有時又憂心忡忡，有時又滿臉釋然。父親說，母親是為書中的農民工遭遇喊不平，大罵那些貪官污吏，同時，又為我寫這樣“危險”的書擔心，一會說想念我了，一會又說，不要回去，政府會報復我的。後來，母親又自言自語，說這書只是提醒政府，政府不會對我怎麼樣的，應該感謝我才對。
我很懷疑總共只上過一年私塾的母親是否真能讀懂我的書，但這懷疑是多餘的。因為，我很快就知道了母親以最樸素的感情讀懂了兒子寫的書。
父親在電話里告訴我，讀了我的書後，母親變了，每次出門總是用眼光到處搜索。父親原來以為沒有了白內障的母親對眼前的景象好奇，不久就發現，母親在搜索視線內的農民工。每當母親看到悲慘的乞討兒或帶着小孩的乞討婦女，總會走上去給幾個錢。父親開玩笑說，廣州路邊就是不缺少乞討的農民工，如果母親一直這樣，我這個兒子該寄錢回家了。
前些年我把父母接到南方溫暖的地方，安置他們住在廣州，那裡也是我《致命武器》的背景城市。我可以想象，一生操勞、滿臉皺紋、好像風乾的劈柴似的母親走向乞丐時那顫巍巍的樣子，一定看上去並不比她施捨的農民乞丐要強多少。母親從農村來，被城市的新奇弄得目不暇接，加上也77歲的人了，本來不會去注意農村來的打工仔打工妹。沒有想到我的書卻改變了自己的母親，我心中惴惴不安。聯想到以前我的讀者中有很多廣州住民，他們對我把廣州寫成不關心盲流的城市表示不滿，寫信告訴我：廣州沒有我書中寫的那些農民工的悲慘事件，我應該多看看廣州的發展和光明面。
我只有嘆息，他們的眼睛竟然沒有母親那剛剛做過白內障手術的眼睛明亮。

就在一個小時前，我給家裡打電話，還沒有和父親講上幾句，母親就從父親手裡搶過電話，聲音有些激動地說：“我們剛剛回來，我們剛剛回來。”
我問母親從哪裡剛剛回來，她說從海珠廣場，從海珠橋。
我知道海珠廣場在哪裡，離父母住的白雲區比較遠，於是我問：“你們是打的嗎？”
母親沉默了一會，我知道他們捨不得花錢，又是擠公共汽車。廣州的公共汽車至今沒有排隊上車的習慣，快到八十歲的父母經常要和年輕人一起擠。我早就告訴他們，出門要打的，不要擠公共汽車。母親知道我會生氣，在電話那頭說：“我們的身體很好，花那個錢幹啥？我們的錢有別的用處……”
我沒有等母親說完，就嚴厲地數落看來，母親連插話的機會都沒有了。過了一會，我聽到電話里父親的聲音。父親比母親“理智”，我和他講更好，我要讓他們知道，他們如果以那樣的高齡去擠公共汽車，兒子在海外不會過得心安。父親聽罷，告訴我，這些天他們每天都去海珠廣場，如果打的是很浪費的。於是，他們一大早就起身，公交車還沒有多少人，有位子坐。回來時，海珠橋附近有個起點站，那裡也可以等到座位。一個小時的公交車只要兩塊錢就夠了，打的的錢就節約下來了……
節約那幾個錢幹什麼？讓我不安寧嗎？我大聲打斷父親。
父親過了一會才開口，他說，母親這裡有一張報紙，他要念給我聽聽，他還補充說，這些也許可以成為你下一部小說中的素材。接着，父親念起了大年初四《南方都市報》上的一段消息，那消息大致如下：新春佳節的大年初二，在海珠橋下，一位平時靠揀垃圾維生的孕婦產下了一個女嬰，一位農村來的清潔女工發現了……報紙作了報道，今天（大年初四）廣州市民（特別提到一位姓郭的女士）主動給這位孕婦送去了牛奶、嬰兒衣服，其他市民也伸出了援手……
父親說：母親是新年初四看到這則消息的，從那以後，她每天都堅持要去看那對至今仍然睡在海珠橋下面的母親和嬰兒（只有幾天生命的嬰兒！）。母親當過接生婆，看到那對相依為命的母女後，除了把懷裡藏的坐出租車的錢給那位婦女外，就是細心觀察嬰兒，她擔心那孩子活不下去。母親告訴那位嬰兒的母親，要給嬰兒喝點水——就像母親經常在國際長途中告誡我的那樣，要多喝點水。
父親說，今天（農曆初十）他們也去過了，剛剛回來。母親很高興看到那位寄宿在大橋下面的母親和嬰兒旁邊擺上了棉被和熱水瓶，都是好心的人送的。母親說，那個嬰兒的母親抽煙，所以她不準備送她錢了（怕她買煙用掉）。母親要看看她們母女兩人還少什麼，就購買然後送過去。
我告訴父親要和母親說話，母親接過電話，聲音里不無愧疚和緊張，她一定怕我責怪她不打的。我只是問她，那婦女還住在海珠橋下？母親不覺有異，說是的。我又急忙地問：有一個帳篷嗎？母親說，當然沒有，不過，她補充說，那個母親有一把雨傘，可以給嬰兒擋風，她補充說，橋下不怕雨的。我打斷母親說，可是那個嬰兒怎麼能和母親一起住在大橋下。母親喃喃地說：希望神保佑那個嬰兒能夠活下來。母親說，有好心的市民要求撫養那個嬰兒，但橋下的母親說捨不得，說那孩子是她身上的一塊肉。
這次輪到我在電話里沉默了。母親大概從沉默中想到我的書，連忙解釋道，你就不用擔心了，你好好生活，這個可憐婦女的事已經見報了，這些天總有好心人去看她……
我的眼淚差一點流出來，從這個婦女在大橋下生下一個嬰兒，到母親今天去看望她們母子，整整八天了，好心的市民如郭女士給她們母女送去了牛奶和紙尿片，然而，我們的那個政府到哪裡去了？？我想痛罵一通，又擔心母親擔心，也就強忍下憤怒和悲憤默默地放下了電話。
我知道怎麼勸母親都無濟於事，明天一早，她老人家一定會再次擠上公共汽車，顛簸到海珠橋下，我的書也許別人沒有看懂，但我的老母親看懂了……
我記得從母親住的地方到海珠橋的公共汽車是538路，我想在這裡呼籲一下，如果廣州的朋友明天看到一對年近八十的老夫婦擠上這路公共汽車，手裡掂着嬰兒用品，請讓個座位吧。或者，請你們給政府或者黨打一個電話，讓他們把那個此時此刻仍然和她出生不到十天的嬰兒一起睡在一個繁華大城市的大橋下的母女弄走，以免讓一位年近八十的母親在牽掛和辛酸中顛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