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年，十八歲的楊曦光（楊小凱）寫了一篇《中國向何處去？》，被康生點名批判，遭逮捕後判刑入獄十年。其後由一位“釋囚”華麗轉身為大學生、經濟學家的經歷有其獨特性，旁人無法複製。《中國向何處去？》並不僅僅是提出一個問題，裡面有他對於憲制的思考。但是他太年輕，不知道在某些國度，思考就是僭越，才有系獄十年的遭遇。至於後來一連串因禍得福的演變，確實是誰都想不到。他後來出了國，關於“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命題似乎一直都還是他努力想要破解的猜想命題，這一點從他關於“後發劣勢”的闡述可見端倪，可惜他在 2004 年帶着那個未解的謎題息勞歸主了。到如今，他所魂牽夢繞的謎題也無須再猜想，答案已經擺在世人面前。頭上頂着八大稱號的總舵手，正在把這艘東方巨輪駛向來處去。阿里巴巴、騰訊、百度、滴滴、銀泰等企業因為觸犯“反壟斷法”被罰款是“吃大戶”的 2.0；“國進民退”，國企吞併民營企業是“公私合營”的翻版，至於最近“供銷合作社”的第三次分家，意味着“統購統銷”政策的回流。與其說是“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倒不如說是深化落實“內循環經濟”。

1950 年 7 月，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社法（草案）》、《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章程（草案）》等文件正式成立，統一領導和管理全國的供銷、生產、漁業、手工業、消費、信用合作社。1953 年 10 月以後國家陸續對糧食、油料、棉花“統購統銷”。同年 12 月，鑑於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所領導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將單獨建立組織系統和全國領導機構，城市和工礦區的消費合作社將劃歸國營商業領導，因此決定將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改名為“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並通過了《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章程》。

1956年以前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主要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以土地分紅為特點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社員私有土地作價入股，統一經營；大型農具、耕畜等入社統一使用，由合作社付報酬，或作價入社，由合作社分期付款；以按勞分配為主，輔以土地分紅。1956 年開始在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基礎上建立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全部並社升級為農村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合作社》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漁業互助組》一步步從“漁業初級合作社”走到“漁業高級合作社”，漁民私有的船網工具等大型生產資料折價歸集體所有，全年收入扣除稅金、生產費用，提留公積金、公益金後的剩餘部分按勞分配。到了這個時候，前述的各類“合作社”只剩下了《供銷合作社》保持原有的形式運作。

《供銷合作社》從一開始就設定為集體所有制性質，但在過去七十年間有過幾次分分合合的變化。1958 年 3 月大躍進時期，決定把縣以上供銷合作社與國營商業合併，基層供銷社下放給人民公社；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服務部合併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商業部。1962 年又將全國供銷合作總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分開辦公，全國供銷合作社系統恢復為完整獨立的系統，一切制度均按集體所有制性質辦。1970年中央再次決定將供銷合作社同國營商業合併，由集體所有制改為全民所有制；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與商業部、糧食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合併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1975 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中央於當年 2 月決定恢復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名稱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供銷合作總社”，作為中央政府的一個部門，不再作為集體所有制群眾經濟組織。1982 年 2 月，再次決定將供銷合作社同國營商業合併，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第三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合併，但保留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的牌子。1995 年 2 月決定恢復成立“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並提出了支持供銷合作社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這就是《供銷合作社》的“三合三分”。

《供銷合作社》為什麼分，又為什麼合，官方自然有必須如此操作的原因，但老百姓大體上是不得與聞。系統內的從業員在執行過程中當然能夠感受到期間的分別，無論感受如何，由於沒有話語權，也只好“由之”。今年 6 月 23 日，供銷合作總社、中央農辦、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等四部門聯合出台了《關於開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試點的指導意見》再次引起了人們的深切關注。因為這份《意見》指出，到2023年6月底，官方將打造具有示範引領作用的“三位一體”試點單位，使試點地區農業生產組織化、規模化、集約化水平進一步提升，現代化農村流通網絡更加健全，農村信用體系進一步完善，初步構建起區域性“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服務平台。

我個人對這份《意見》的理解是，由於疫情以及航運、能源各種因素的影響，過往經濟蓬勃發展的勢頭受到阻遏。以往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回流農村，而農村可耕種面積又因為“城鎮化”的原因有所縮減，如何引導農民重新投入農業生產，並且保證成效對於維持社會穩定非常重要。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的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從 2016 年的高峰逐年下跌，到 2020 年有所增加，但是仍然未能達到 2018 年的水平。即此之故，近年中國的糧食進口數額大幅上升。原因有兩個，一是國內生產不能滿足需求，另外的原因是國外的糧價雖然持續上升，相較於國內同類商品的價格還是相對的低。但是，要滿足 14 億民眾的剛性需求，不能光靠進口。於是《供銷合作社》的“三位一體”將取代已經消逝的“人民公社”職能，把農村勞動力歸攏起來，把已經分包出去的土地重新調整分配，結合個體或小團體的信用度提供種子、化肥和農藥，並且切實保證貸放出去的資金和物質能夠有合理回報。

在物資短缺的年代，“統購統銷”消除了市場的投機行為，最主要是穩定了糧食價格，緩解了糧食危機； “統購統銷”也實現了在資源短缺情況下資源的合理配置，為中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原始的資本積累。如今個體經濟發展多年，走回頭路式“三位一體”的示範作用到底有多大還不好說。不過根據以往的歷史經驗來判斷，“舉國體制”畢竟威力無比，倘若廟堂上的“話事人”覺得形勢嚴峻，非如此不能有效緩解危機，那麼無論“試點”效果如何，“以點帶面，遍地開花”也只在揮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