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想起來，我已經記不清那個夏天我和理查德之間的友誼是怎麼發展起來的了。也許是在那個夏天，因為我和野樹成為了很好的朋友，而野樹和理查德的關係一向不錯，於是我們三人時不時地總是在一起活動，比如周末去百貨商場給基金會買東西，或是在午飯時值班，或是下班以後一起吃飯，或是傍晚去辦公室處理一些基金會的事務——我們三個人都經常在一起。

　　同時，我對理查德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這種興趣在開始只是好奇。理查德是一個保守主義者，這在幾乎是一邊倒地倒向自由主義的耶魯，簡直就是“稀有動物”。政治態度保守還不說，他還有很多“反潮流”的觀點，他很偏激——或是喜歡顯得如此——而且毫不掩飾地傲慢。

　　比如他說到他為什麼要上耶魯：“因為它有名嘛！我當時打定了注意，一定要上長春藤，不然在上流社會是沒有前途的。那些州立大學，都是中等偏下層階級的人上的。伯克萊也不例外。”

　　如談到歐洲國家對於美國的敵視，他則聳聳肩表示不以為然：“他們算什麼，要不是美國五六十年代幫助他們，他們能有今天嗎？現在又把二戰時的狼狽全忘了，又囂張起來了吧？”在歐洲國家裡，他最討厭的是法國，覺得法國人最裝腔作勢，而且最敵視美國：“他們在哪一次世界大戰中不是草包一個？最後總得讓美國把他們救出來。真不如當初把他們割給德國算了，能省現在多少事，少出多少個酸不溜嘰的所謂文學家？”

　　他堅信二十一世紀是“美國的世紀”，對歐洲不屑一顧，一有機會就刺他們一刺，弄得崇拜歐洲文化的羅伯特好幾次跟他吵起來。

　　“文化算什麼？我們現在是商業社會，連文化都得被商業來包裝。”理查德說，“這樣才好，容不得有人來附庸風雅。”

　　他時不時做出一種典型的反智力態度來，宣稱：“我除非實在不得已，否則決不看書。那樣太浪費時間了！我只看由書改編成的電影。”他在夏令營成立了一個“電影俱樂部”，每天下午跟學生們看一部電影，全都是典型的好萊塢專給青少年製作的商業片，俗不可耐的高中生的愛情故事，但是學生們個個看得津津有味，他的俱樂部也成為最受歡迎的課外活動。

　　不過呢，他雖然作出如此姿態來，懂得的卻不比任何人少，談到任何時事、歷史、政治、科技上的話題，他都能把他的觀點闡述一番，說得頭頭是道。

　　聽到我們基金會的自由派們攻擊連鎖店麥當勞，他反唇相譏：“我最喜歡麥當勞了，我就喜歡這種大連鎖店，走遍天下都是一個味，又很便宜，讓人放心。在法國的時候，我天天吃麥當勞。”一提到我們基金會中許多人喜歡去的一個很便宜的印度餐館，他就作出不寒而慄狀：“天啊！那兒到處都灰不溜秋髒兮兮的，他們去那兒吃飯，純粹是為了假裝是勞動人民或是窮困潦倒的藝術家，要不就是去安慰他們自己正在滴血的自由派的心。”他最喜歡用的詞就是“髒兮兮”。

　　他經常把話說得特別誇張，令我忍不住駭笑。有些論調真是令人心驚肉跳，許多觀點也讓我不敢恭維。但是我覺得，他說的話其實是很多人想過而不敢說的話，讓他這麼淋漓盡致不加掩飾地說出來，也能讓人感到痛快。

　　當然，我也知道他大部分時間是在故意誇張地聳人聽聞，“語不驚人誓不休”。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是像看一台好戲一樣地看他的。我時時緊跟着他，因為這台好戲隨時隨地可能上演。理查德似乎也意識到這一點，抓住個機會，就故意語驚四座，讓人哭笑不得。

　　野樹說的好：“你不能對理查德太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