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是中國當代歷史上最重要的日子。

六四作為中國當代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其歷史影響之深遠，比早於它七十年的五四運動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國際上，六四已經獲得了很多歷史學者的興趣，興許會是未來一兩百年中國研究的重要課題。

Jeremy Brown  (傑羅米·布朗)的June Fourth: The Tiananmen Protests and Beijing Massacre of 1989 (《六月四日：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與北京大屠殺》，以下簡稱《六月四日》)是西方歷史學家研究六四事件的一本最新專著。

我對於六四的歷史事實已經關注多年。發現被剝奪了學術自由的國內學者對此戰戰兢兢，汗不敢出，於是關於六四的歷史研究出現了：“只許洋人放火，不許國人點燈”的現象。

迄今我讀到的關於六四的重要作品除了少數，比如王丹的回憶錄之外，大多數都是西方史學家、媒體人的作品，因而大部分都是用英文書寫的。

而傑羅米·布朗的這本書是我讀到的最好的作品。

首先是該書歷史學的角度，能夠給予讀者真正的大視野。之前讀過關於六四的大部分作品，包括王丹的回憶錄等在內，主要是新聞作品、個人的回憶錄，等等，其視角都有諸多局限：或局限於六四親歷者個人的所見所聞，或局限於媒體人自身的局外人角度。

歷史的角度使得《六月四日》這本書可以更全面地描述六四這一歷史事件的各個階段，在敘述視角、聚焦人群、空間與時間上都有更大的靈活性與自由度。

並且，此前關於六四的書籍過分強調了大學生們的影響，聚焦於北京一些大學的校園和天安門廣場，而忽略了北京的其它地方、中國其它城市的情況。它們大多結束於六月四日清晨中國軍隊控制了天安門廣場。這一類的敘述有許多似乎在責怪學生內部的分歧與錯誤刺激了當局的軍事鎮壓。

《六月四日》為讀者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歷史背景，更為全面的敘述，從北京到中國其它省市，從漢族到少數民族的群眾運動，從精英階層到底層民眾，等等。《六月四日》跳出了聚焦抗議學生以及北京市民的框架，對於六四運動與六四屠殺的社會歷史背景有了更準確、更全面的描述，對於讀者形成更準確的判斷極為有益。

並且，《六月四日》一書並不結束於六月四日，而是進一步追蹤中共當局的“秋後算賬”，關切六四運動參與者的遭際，探討六四屠殺對參與者個人命運，以及其對今日中國政治社會現實的深遠影響。

正如布朗指出的：六四屠殺是不必要的，也無法正當化的（"not necessary or justifiable"）。不必要的，說明中共當局屠殺手段的無謂與荒謬。無法正當化的，說明中共當局洗腦手法的可憐與無恥。

布朗的《六月四日》強有力地打擊了六四之後一度甚囂塵上的責備受害者的言論。 著名的Gate of Heavenly Peace（《天安門》）的紀錄片似乎把六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特別是其中唯一的女性領袖——柴玲塑造成一個自私的惡人。手無寸鐵的示威學生、北京民眾卻要承受六四屠殺的責備，這樣的現象實在是荒謬絕倫，然而卻在六四之後發生了。

我認為這本書寫得好的最主要原因是布朗在書中反覆使用的“反事實假設法”。這是一種新的歷史學分析法，甚至被稱為“反事實歷史學”（counterfactual history）。布朗的書分成六部分，每一部分都在結尾處有一章名為Alternative Paths （“其它可能性”），假設歷史發展的其它可能性。布朗指出：他之追問其它可能性就是要反對關於六四屠殺是必然的或必要的的看法。這種方法強調了歷史人物的能動性與歷史事件的偶然性。

歷史人物的能動性，即在於釐清責任。歷史中的人物之決定、一言一行，或許關係重大，影響深遠，不可以用“歷史的必然性”來推卸責任。歷史事件的偶然性則在於理解歷史的走向從來都沒有既定的所謂規律或必然的順序。歷史可以前進，也可以後退。其前進或後退未必是被某種神秘的歷史規律（如馬克思主義）決定的，而極有可能是偶然發生的。

比如，在六月三日至四日，中國軍隊占據天安門廣場的軍事行動中，不是所有的軍隊都胡亂開槍、濫殺無辜。總數約二十萬軍隊去清場，目前估計民眾喪生人數在三千以下。假如二十萬軍人都亂開槍，六四喪生的人數應該大大超過三千人。《六月四日》一書中，布朗的分析表明：大多數軍隊採用了消極執行清場特別是向民眾開槍的命令，從而避免了更大範圍的傷亡。

許多人或許聽說過，執行清場命令時，有一位將軍拒絕對民眾開槍而被停職。當然這位將軍抗命的行為值得欽佩。不過，布朗的反事實假設是：假如該將軍不直接頂撞上級，而是串聯其他將領，一起消極執行命令，或者會更進一步減少六四屠殺的傷亡。

閱讀這本書不僅可以獲得對三十二年前在中國發生的民主運動更為全面的視角，更重要的是在“反事實假設”提供的分析中，更深入地理解歷史人物的作為與動機，並加深對於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反思。

自由主義大哲以賽亞·柏林在他的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歷史的必然性》）一文，以及他的一系列關於歷史的散文中，已經質疑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他的核心看法簡單地說就是：不存在所謂歷史的必然性這種東西。

在《六月四日》一書中，我們看到：六四民主運動的過程中有那麼多關鍵時刻，那麼多的歷史人物，他們的一念之差，一個看似不經意的決定，甚至一舉手一投足，都可能影響到六四運動的發展。

中國大陸的馬克思主義決定論往往用“歷史的選擇”或“人民的選擇”來為中共軍事政權與一黨專政提供正當性的證明。誰都知道：歷史沒有能動性，不可能做出選擇。人民嘛，不是一個整體。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普選怕是唯一有可能了解民意的方法。但是，中共發動對合法的國民黨政府的軍事進攻時，可曾問過中國人民是否希望打內戰？當中共軍事控制了中國大陸之後，可曾實行全民民意調查，詢問民眾：他們想要一個什麼樣的政府？

好吧，退一萬步，假設中國人民在1949年真的選擇了中共政權，請問：什麼時候可以重新選擇？難道一旦選擇了中共，就上了賊船下不來了？這樣也算選擇？西方國家選舉每四五年一次，中國人民的選擇憑什麼七十多年了都不能重新進行？中共的所謂民主體現在哪裡？

《六月四日》從歷史的視角透視三十二年前在中國特別是北京發生的那場轟轟烈烈的民主愛國運動，並從“反事實歷史學”的角度分析六四屠殺的種種可能性，進一步釐清了六四屠殺的責任，反擊了責備受害者的觀點，強有力地否定了六四屠殺是歷史的必然的看法。

《六月四日》的結論是清晰的：六四屠殺是可以避免的，而非什麼歷史的必然。下令屠殺的中共高層人士對六四屠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的所做所為已經把自己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遺憾的是，考慮到當前大陸的政治空氣，這本好書被譯成簡體中文在大陸出版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而在中共人為壘起的信息高牆背後的十幾億大陸民眾能夠接觸到這本書的機會也將微乎其微。然而，對於任何一個對於關注華夏民族命運的人來說，傑羅米·布朗的《六月四日》都是不可不讀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