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博主一草君在她的博文中提到“我 82 歲的婆婆甚至在畢業慶典的晚會上和很多老外年輕人一起跳舞。”使我想起八十年代在廣州的一次“家庭舞會”上，老畫家諶亞逵與我們一幫年輕人翩翩起舞的往事。

八十年代我已經定居香港，每年春秋兩季會到廣州參加“廣交會”，而每次我都會去探訪畫家徐東白先生，我就是在徐老家認識了諶亞逵先生。記得那時廣州盛行各種“舞會”，有的是以熟人為主體的“家庭舞會”，有的是借各街道或單位“文化站”的名義，由私人舉辦的舞會。那次也是在徐老家裡，座中有徐老的學生，有一幫長年到徐老家遊玩、蹭飯的年輕人（我去香港之前，也沒少到徐老家蹭飯）。老老少少，談笑甚歡。言談間我們提起隔天晚上將要前往參加的一個由熟人舉辦的舞會，諶老興致勃勃地說要參加，我們當然表示歡迎。諶亞逵先生出生於 1903 年，那年已經超過八十歲，個子不高但精神瞿爍，跳起交誼舞來長髯輕飄，舞姿標準，盡顯當年留學法國所打下的基礎。

據說舞蹈起源甚早，印度的賓姆貝特卡岩石壁畫 （Rock Shelters of Bhimbetka）上所描繪的舞蹈形象，被考古學家認定為 9000 年前的作品。關於中國舞蹈的考據，則可追溯到奴隸社會。自古以來，舞蹈是人們在舉行儀式、慶典和娛樂方面的一項重要形式。無論中外的古典舞蹈，我們只能通過文字的描述和繪畫來體會，至於那些影視作品展現的“古典舞蹈”，是今人根據各自的理解所編排演示，未必能準確反映當時的真實情景。

國人較為熟悉的“舞會”大概是五十年代從前蘇聯移植過來，由各單位工會組織的“青年舞會”。我那時候還小，不過也知道不少喜歡交誼的青年，臨近周末就到處張羅“舞票”。那時的舞票不賣錢，全由單位發放。據說以男性工人為主的行業如鋼鐵廠、機械廠舉辦舞會，就會定點向女工為主體的紡織廠發送“舞票”，當然也有兩大工廠合辦的“青年舞會”。每到周末，那些舞蹈愛好者們就在各個舞會上大顯身手。有人通過這種舞會成功轉業為文藝工作者，也成就了不少美好或者不甚美好的姻緣。

以上所說的是最接地氣的民間活動，還有一些“高大上”的舞會就不是普通百姓輕易有機會參與。那時節還會有一些舞會在軍隊或政府機關的禮堂舉行，參加者多為軍隊或機關幹部以及他們的子弟，縱使有個別外來人員，大體上也必須是與他們有較為密切的關係，並且要知根知底。至於周末在廣州流花湖畔“流花俱樂部”（原中蘇友好大廈）的舞會，除了省市的高級幹部之外，去的是一車車“文工團”的男女舞者，一般市民只能在外頭側足立、側目視。

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蕩滌“四舊”，各種舞會一夜之間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隨處可見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各處都有戴紅袖章的革命小將，鬥志昂揚地唱起“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革命歌歌曲，配以簡潔有力的舞蹈動作，激發起圍觀的革命群眾心中的革命情懷。

歷史的航船把“四人幫”送到他們該去的地方之後，神州大地上亢奮的情緒逐漸回歸經濟發展的軌道。八個“樣板戲”不能滿足民眾的需求，不同形式的文娛活動悄悄復萌。那個時候的香港，正興起一陣“私人舞會”熱潮。幾個年輕人，租一個地方，放置一套音響器材，準備一些飲料、小吃，然後對外售票，一時也熱鬧烘烘。這種年輕人為主的“爬梯”，交誼舞不是主流，跳的主要是恰恰、阿高高、扭腰舞、查爾斯頓等等。由於卡式收錄機的流入，沿岸省市的人們對境外的情況有了一些了解，也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響。漸漸地，一些昔日的“青年舞會”常客，帶上一台卡式收錄機，約了幾位同道中人，在公園或廣場上起舞，尋找年輕時候的感覺。有人帶頭，漸漸蔓延開來，還帶動了一些原來不會跳舞的群眾參與。國內的舞客，跳的是傳統交誼舞如快三、慢三、狐步、探戈。這些舞客當中，又分“國標派”和“自由派”，各有追隨者。記得八十年代出差上海，通常住“和平飯店”，如果晚上沒有安排，一般會在晚飯後到外灘溜達。若逢周末，外灘堤壩的小廣場上往往會有高音喇叭播放舞曲，然後幾十對舞那裡大秀美妙舞姿，構成一副和樂景象。

可能因為快三、慢三、狐步、探戈或者是搖擺舞、恰恰、扭腰舞都是“舶來品”，不太適應這塊熱土。尤其是當中國富起來之後，當年“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骨幹們發揮出餘熱，根據中國特色創造出以各色綢布、扇子為道具，以中國音樂為基礎編排出了各種“廣場舞”，豐富了赤縣神州民眾的文娛生活，並且跳到了國外，大放光芒。可惜的是一場“新冠肺炎”和外匯規限打斷了“廣場舞”外傳的勢頭。否則假以時日，“廣場舞”未嘗不能衝出亞洲，走向世界，重定“舞林”新規則！

註：關於“廣場舞”的來由，純屬個人推測，未經科學驗證，如有錯失，歡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