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就是近年來罕見一遇的寒潮，又逢“每個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負責人”的船舵猛轉，可預見的風高浪急，不可預見的人間悲苦。

　　截至2021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67億，占總人口的18.9%；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億以上，占總人口的14.2%。據測算，預計“十四五”時期，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總量將突破3億，占比將超過20%，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


　　新冠疫情乃至任何一場區域內或全球性的公共災難，是底層民眾、尤其是抗風險能力低下的老年人群體的滅頂之災，但卻從來也是資產階級的收割狂歡。

　　2020年中，英國就推出過“評分制”，啟動淘汰老年感染者，甚至按照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把有病史、健身與否等列為評分指標，1-4分之內優先治療，5分起放棄。

　　包括法國，“70歲以上感染老人不進行插管治療”；還有西班牙，“放棄對65歲以上老人的治療”；還有意大利，“放棄60歲以上老人治療，把生的希望留給年輕人”……

　　特朗普們等資產階級領袖同樣有確診，但均沒兩天就緊急治好（還是奧密克戎之前的致命毒株）——那麼試問，人人都是總統嗎？那些躺在街頭沒有藥吃、沒有床睡的老者，他們也能享受特朗普們的待遇嗎？

　　美國疾控中心統計的數據顯示，美國新冠肺炎累計死亡病例數已經超過了93萬，其中有四分之三都是65歲以上的老人，有93%都是50歲以上的人。

　　美國疾控中心只是列出了一組冰冷冷的數據，由美國為案而輻射全球，這個數據背後，可能是世界性的資產階級統治集團難以抑制的狂喜。

　　意大利參議院曾公布過一份關於養老的報告：由於大量老年人死於新冠，養老金支出已經節省了（原文就是“節省"一詞）11.1億歐元，預計未來整個新冠疫情完結之前還能節省大約120億歐元。

　　意大利方面的報告還指出，這樣的情況同樣適用於美國，並且美國“節省”出來的錢或許會更多。

　　意大利累計死亡病例數在15萬左右，其中有96%左右都是65歲以上的意大利人——也就是說，大約有14.4萬65歲以上的意大利人死於新冠，那麼按照美國的死亡病例基數來算，《紐約時報》去年12月13日的一篇報道就指出，美國死亡病例中，75%是65歲年紀更大的老年人。

　　和意大利一樣，新冠疫情也導致美國在2020年和2021年的死亡總人數要遠高於往年的平均值，有大約70萬65歲以上的人死於新冠，大約是意大利的5倍，省下的錢自然就更多了。

　　疫情肆虐的三年裡，帝國主義集團得到了冷戰之後最長久的一次喘息期和回血期，歐美諸國的工人階級的財富再也沒能回到2008年金融海嘯前的水平，但是壟斷階層的城牆卻因新冠疫情的爆發蔓延實現了加固。

　　像列寧所說：“在各種紛繁複雜的事件中，如果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對誰有利’這個問題。”愛國主義這面破旗又在散發山臭味！

　　近三年的時間內，西方世界的首腦們、頂層財閥團體們，通過印錢放水順利地在躺平共存的環境裡收割金元——犧牲的代價則是超過六百萬的死亡人口，且幾乎全部是非白人族群、中低收入人群和老年人群體。

　　老弱病殘窮的屍體在堆積，頂層猶太集團的財富也在疫情中堆積，或是新藥開發，或是疫苗推廣，或是核酸紮根，他們賺得盆滿缽滿、油頭碩耳。

　　通過疫情，帝國主義的壟斷勢力順利地完成了“低端勞動力剝離”，減輕了財政社保壓力，又“淨化”了白人族裔，同時更深度地服務了金融化的產業格局（鼓吹“製造業回流”的特朗普兩年前已被他們搞下台了）。

　　僅去年，全球5.1萬人加入了“超級富豪”的行列，根據房地產諮詢公司萊坊的數據，資產超過三千萬美元的超高淨值個人數量在2021年增長9.3%，超過六十萬人；英國的超級富豪人數增加11%，逾兩萬人；美國的超級富豪人數增長了13%，逾二十萬人。

　　根據財富研究公司 Spectrem Group 的數據，在股市、加密貨幣和其他資產的推動下，擁有百萬美元或以上可投資資產的美國人數量從2020年的1330萬人激增至去年創紀錄的1460萬人。

　　誠如1957年10月毛主席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所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的主要矛盾。過去主要是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那個任務已經完結了。那麼，現在的主要矛盾是什麼呢？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着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是必須通過革命手段解決的矛盾。”

　　也就是列寧在《在全俄省、縣國民教育廳政治教育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所指：“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鬥爭，政治就是反對世界資產階級而爭取解放的無產階級的態度……政治應該是人民的事，應該是無產階級的事。”

　　昨天是蘇聯解體三十一周年的紀念日，列寧曾代表過蘇俄工人階級這樣批判過美帝國主義：“在那裡，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齷齪的沉溺於奢侈生活的億萬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萬永遠在飢餓線上掙扎的勞苦大眾。”

　　但是自斯大林同志逝世後，列寧一手締造的蘇聯卻一步步地走上了這條美式的道路。

　　至1987年，蘇聯部長會議和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正是頒布《關於實行工人、職員和集體農莊莊員附加退休金自願保險的決議》，規定採取個人和國家共同集資的辦法設立保險基金，保險基金一半來自個人繳納的保險費，一半來自國家預算，在職人員自願投保，按月繳納保險費。

　　而在此之前，代表着社會主義高地、自詡“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蘇聯一直是由國家對養老金負責，如《蘇聯退休法》中有明文規定“從企業的稅金中形成退休養老基金”，《集體農莊莊員養老金和補助費法》裡也規定享受養老金的範圍要擴大到集體農莊莊員。

　　正如毛主席評價蘇聯修正主義時說的那樣：“修正主義上台，也就是資產階級上台。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式的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

　　毛主席的論斷極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魯曉夫開始的蘇聯修正主義政權的階級實質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反動面目：以所謂“全民國家”“全民黨”的有意識模糊階級意識的幌子為政治掩飾，對蘇聯人民實行反動專政；在“建設共產主義”和“發達的社會主義”的說辭下復辟資本主義，對蘇聯人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削。

　　所謂“衛星上天，紅旗落地”，這背後就是國家實力躍進與弱勢群體社會地位之間落差的意識形態註腳。

　　毛主席為什麼會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這是有着深徹歷史背景的。

　　羅斯·特里爾曾認為，毛主席的戰友們沒有一個可以寫出城樓對面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那段銘文，因為“毛澤東終歸是不一樣的”。

　　即便是題寫毛主席這段碑文的周恩來，曾對主席非常欣賞的拉美革命領袖格瓦拉有過直接的負面評價：“他是盲動主義者，他竟然不要黨的領導……他主張到處點火…”

　　但是在毛主席看來，堅持所謂“黨的領導”和“對組織的忠誠”，首先要取決於黨組織自身是否變質、是否依舊紅心滾滾。

　　也就是1943年他揭露國民黨時說的：“國民黨也需要老百姓，也講‘愛民’。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古代還是現在，剝削階級的生活都離不了老百姓。他們講‘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餵牛差不多。餵牛做什麼？牛除耕田之外，還有一種用場，就是能擠奶！剝削階級的‘愛民’同‘愛牛’差不多。”

　　所以，一生作為革命者的毛主席會說出這樣的話：“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那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


　　列寧當年在1919年革命看似確定勝利時就曾嚴肅警告：“正是在資產階級被推翻以後，階級鬥爭才具有最尖銳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資產階級既被推翻，事情就告終結’的說法來自欺欺人的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是毫無用處的。事情只是開始，而不是完結。”

　　從年中的第九版到雙十一的二十條，再到本月上旬的新十條，在政策本身就於外防輸入層面存在現實漏洞的情況下，進一步的擴大化對內鬆綁，顯然會紊亂化社會秩序。

　　不論是經濟角度還是倫理角度，都不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可以接受的結果，也無益於國際層面就後續清算全球新冠大災難時中國所處的輿論身位和歷史座次，這個問題我此前寫過許多了。

　　某些“專家”“開明派”“與國際接軌派”連續三年聒噪不止的目的，就是想要將中國強行納入進“世界主流抗疫局面”即歐美的失控局面中。

　　這樣一來，原本依靠着中醫藥治療和高效封閉措施實現了階段性清零的中國，就會被動得與西方世界“共存亡”，承接西方世界無力抵禦病毒的危機轉嫁，使我中華綠洲可在一夜之間淪為煉獄（因為我國人口相較於西方，密度太大了）。

　　仔細閱讀某些人三年來的言論，可以很容易得品味出他們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調性：他們從來不拿自己自己當「中國人」，而是拿自己當一個「世界公民」。

　　所以，他們抗疫思維的一切出發點、一切標準和一切落地，都是以西方的價值觀和西方不斷變化的現狀為參照物。

　　比如瘋狂地反對封城，比如瘋狂地催促國門洞開，比如憂心忡忡地“以經濟為中心”，比如憂心忡忡擔心中國因為抗疫太牛逼而被世界“邊緣化”……

　　從2021年的南京到2022年的石家莊，一直有人在隱隱地做着“測試”，但是這種“測試”無需爭論、毫無疑義必然會失敗——當然，犧牲再多老年人、讓再多家庭陷入沉痛悲劇這向來不為他們所關心，他們只謀求青壯年可以儘快投入到華麗的GDP數字的生產中……

　　沒有人願意讓自己的生活「靜默」，但是多數人歡騰的前提不應是以埋葬少數弱勢群體的生命為代價，這實在過於法西斯，過於資本主義了。

　　嚴肅來說，其實我個人一直以來是不太認同所謂「每個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這種說法的，這話乍一聽是無比正確，但細細品味實則背離我們的意識形態根基，因為它無形中在抬高“健康私有化”的概念，以“去集體化”的暗語推高“自掃門前雪”的暗示，這實質上是反社會主義的衛生觀，也是對那些“對自己負責能力”低下的弱勢群體如老年人的一種無形拋棄——每個人都要對自己負責，那麼你如果對自己負責不了，那也沒辦法了——這難道不正是西方世界“應死盡死”之價值觀嗎？

　　這一定不會是社會主義中國長久以往的價值內核，不論是抗疫還是其他任何領域的施政觀。

　　況且，中國的三年抗疫也絕不能以2022年的諸多亂象來整體框述，2020、2021兩年中國以抗疫孤島的成功姿態屹立世界，不僅成為全球主要大國中唯一經濟正增長的國家，更是擋住了初代毒株和德爾塔兩大強敵，使中國上千萬人口（以美國死亡人口推算）免於落入骨灰盒。

　　這是無可爭議的社會主義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之體現。

　　用第三年、特別是年中第九版之後「外部防不勝防」與「內部高壓清零」產生衝突之下的種種悲劇來概括整個三年的中國抗疫，這是歷史失真，是不折不扣的歷史虛無主義。

　　同時，一個更為讓人覺得無力的境況在於，不論是第九版還是二十條，又或者是新十條以及其所開啟的放開大潮，這一切政策制定都與群眾無關，都與毛主席當年倡導的“讓群眾管理國家”的信條背道而馳。

　　面對種種來勢洶洶的大風大浪，群眾手無寸鐵亦口無語權，他們只能選擇默默地接受，而接受的代價——老年人人群大量死去、社會經濟比動態清零時更加蕭條、民間人心惶惶——全部只能由人民自己承擔。

　　1957年2月時毛主席曾有深刻指明：“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只能依靠人民群眾，共產黨人在勞動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時候必須採取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決不允許採取命令主義態度和強制手段。中國共產黨忠實地遵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個原則。”

　　六年後，毛主席還給出過一個更犀利也更尖銳的評判：“群眾不管你是什麼官，也不看你穿什麼衣服，只看你的政策。他們也不管你是什麼黨，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共產黨政策錯了，他們一樣要罵你。”

　　回想建國伊始，1950年衛生部召開了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毛主席為大會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

　　再一年後，1951年9月7日，衛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賀誠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總結了新中國成立兩年來衛生工作遵循毛主席“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這三項原則所取得的成績和工作中還存在的缺點。

　　195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給毛主席寫信，反映長江中下游血吸蟲病流行的嚴重疫情，主席立即回信：“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着重防治。”

　　1955年11月17日至18日，“待不住”的毛主席趕往杭州，召集了華東、中南地區的省委書記們專門開會研究農業問題時，聽取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關於防治血吸蟲病情況的報告後，發出了“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偉大號召，並指示衛生部“要把消滅血吸蟲病作為當前的政治任務”。



　　根據主席的提議，中央迅速成立由中共中央上海局主要領導和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廣東等重點疫區的省委書記或省長以及衛生部、農業部的負責同志組成的「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領導小組」（當時簡稱“中央血防九人小組”），統一領導南方十二個血吸蟲病流行省（市、自治區）的血防工作。

　　黨中央指揮，各地一把手坐鎮，這是共和國應對公共災難的高效組織優勢，其本質內核則是源於建軍早期的“支部建在連上”。

　　毛主席曾嚴肅指示衛生部黨組書記徐運北：“你要離開這裡（北京），到上海準備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會議，在路上，先看看浙江重點疫區的情況，一定要調查研究，深入基層，親自掌握情況……”

　　血防領導小組甫一成立，立即於11月23日至25日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提出“一年準備，四年戰鬥，兩年掃尾，七年消滅血吸蟲病”的總體部署。

　　195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中寫道：“許多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病等等，過去人們認為沒有辦法對付的，現在則有辦法對付了！”

　　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把消滅血吸蟲病擺在了“消滅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的首位。

　　2月28日，中國科學院水生動物專家秉志寫信提出，用火焚燒的辦法對消滅釘螺更有效，毛主席見信後立即批示衛生部重視此意見，並叮囑“開會時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參加”。

　　1957年2月6日，中央批轉血防九人小組《關於第三次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的報告》和《1957年防治血吸蟲病工作要點》，指出：“加強黨對防治血吸蟲病工作的領導，是完成防治任務的基本保證。”

　　“廣開言路”，這是尊重科學，依靠群眾，民主集中；

　　“黨的領導”，這是尊重製度，理論自信，夯固國本。

　　僅僅依靠某一兩位專家的意見或某一個社會組織的獨力管理，這在黨的歷史上已多次驗證行不通。

　　只有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領袖，才能夠動員最廣泛的群眾力量；而只有發動起群體群眾的抗疫能量，才能夠真正消滅疫病。

　　如毛主席所言：“世界上有三個東西很壞，第一是帝國主義，第二是修正主義，第三是各國反動派。如果不反對這三個東西，就談不到建設社會主義。”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第一面紅旗——記江西餘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

　　當晚，毛主席在讀罷這則通訊後，心潮起伏，興奮不已，徹夜難眠。

　　次日清晨，他激情賦詩：

《七律二首·送瘟神》

　　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其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其二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六億神州盡舜堯”，一句話點明了毛主席的政治觀，而政治觀一定是抗疫觀的意識形態基礎，它決定了在公共災害面前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與認知邊界。

　　根據全民防疫這一政策，那個時候黨的基層組織還紛紛到農村地區張貼海報，各種衛生和防疫口號也出現在農村的牆上。

　　由於大多數群眾不認識字，基層的幹部們還會用木偶戲來宣傳，使群眾一眼就能看懂木偶戲，掌握防疫的訣竅。

　　我們常說“事物的發展往往會走向反面”，但“壞事能否變成好事”，這也是毛主席1957年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曾提出的命題。

　　毛主席認為：“亂子有二重性，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教育幹部和群眾。從這一點上說來，壞事也可以轉變成為好事。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

　　1958年，毛主席正是用這個方法來處理雲南因腫病、痢疾、小兒麻疹等導致人員大量死亡事件的。

　　當年11月25日，主席對雲南省委的檢查報告作出批示，明確指出：“雲南省委沒有及時覺察一部分地方發生的腫病問題，犯了一個錯誤。但是壞事變好事，禍兮福所倚。一方面，取得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另一方面，別的省份也可以從中吸取深刻教訓，避免犯雲南那樣的錯誤。”

　　這就是主席靈活運用辯證法分析解決問題的集中體現，具有跨時代性的普遍指導意義。

　　毛主席是怎麼抗疫的，抗疫議題的側面其本質思想終究還是「毛主席是怎麼對待人民和思考制度的」。

　　“壞事也能變成好事”，結合這三年來頗為詭譎的形勢變化，深感勿忘毛主席的諄諄教誨。

採桑子·重陽

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

　　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

　　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戲唱的好壞，還是歸觀眾評定的。要改正演員的錯誤，還是靠看戲的人。觀眾的高明處，就在這個地方。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這個冬天的中國很冷很冷，天很黑很黑，在這個寒冷的冬天，人民格外想念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