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总结，原文并没有表达清楚， 毛泽东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的典型特征就是医生与百姓的利益一致。 而改开以后， 医生医院成为资本的工具， 与群众的关系就变成是对立的啦。 简单说毛泽东时代医生希望百姓不要得病，百姓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不会怀疑医生。 而改开以后学习美国，医生害怕百姓不得病， 百姓不得病就没钱赚了。  这种对立关系导致患者百姓不可能真正信任医生。

这个问题仅仅靠加大医疗投入是不够的。美国17%的GDP用于医疗而人均寿命不如古巴， 追究其原因就是很大一部分医疗支出变成保险公司的利润，医院的利润，还有律师讼棍的意外横财。学美国是不能解决中国医疗问题的， 更何况中国人均收入不到美国的20%， 把GDP比例从6%增加到17%也不到美国的1/5， 跟风吃屁有啥好结果。

中国增加医保覆盖和金额， 放松医保监管的结果是大部分医疗支出落入莆田医院与退休老汉们联合骗保的无底洞。 退休老人到莆田医院去吃住两天，然后瓜分骗来的医保， 莆田医院利润高，死亡率低， “患者”评价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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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群众路线特征》节选

王占宇 尹俊芳：

毛泽东时代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成就

在毛泽东医疗卫生要坚持群众路线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医疗卫生工作坚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教育群众，在预防医学、基础医疗设备、医疗保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新中国成立时，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是一个人民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鼠疫波及20个省、自治区的549个县。霍乱、天花、血吸虫病、黑热病、疟疾、结核病、麻风病、性病等都使广大人民深受其害。解放前我国人口死亡率是25‰，婴儿死亡率是200‰，人口平均寿命35岁。药品供应严重不足，绝大多数化学药品国内不能生产，最简单的医疗器械也要依靠进口[1]2-3。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0多年建设，我国卫生医疗事业取得长足进展。首先，流行性疾病防治取得了显著成就。解放后不久，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娼妓制度，为消灭性病创造了社会条件。20世纪60年代初，性病、天花、霍乱在我国先后被消灭。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丝虫病、鼠疫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疾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其次，医疗保健制度、城乡卫生医疗体系基本建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末覆盖了农村90%以上的农民。到1983年，全国已有卫生机构19.6万个，卫生防疫站3274个；全国共有乡（公社）卫生院55559个，床位74.6万张，乡村医生和赤脚医生127.9万[1]20。1981年的婴儿死亡率为34.7‰，传染病发病率是2364.9/10万，1978年居民的预期寿命为68.2岁[2]。

上述这些成就，不仅赢得了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也得到世界卫生权威部门的肯定，1978年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经验被写进《阿拉木图宣言》，世界卫生组织把它们作为解决初级卫生保健的成功范例在发展中国家推广。

二、群众路线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重要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医疗卫生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适应了新的革命和建设需要，更具全局性和指导性，对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影响更加深远的思想体系。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医疗卫生工作的群众路线。

（一）医疗卫生工作的出发点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重要出发点就是为人民服务。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中第一条就是面向工农兵。长期以来最容易受到伤病侵害的是广大群众，受到伤病侵害后最无力获得医疗服务的是广大群众，最享受不到医疗保健服务的是普通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是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卫生科学知识、改变不卫生习惯的是广大群众。

毛泽东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医疗卫生服务忽视农村、片面追求高端的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指出：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高、难、深的研究上，搞所谓尖端。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改进治疗，没人注意，或放很少的人力。这并不是不搞尖端，而是少数人搞，大量的应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3]。1964年8月，他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4]】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全国专门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被撤销，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制度被取消，原来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也开始为普通人看病。为了进一步拉近医生与普通患者的距离，增进医生与普通群众的联系和感情，毛泽东还指出医生不一定都要戴口罩。他说：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5]18】

在毛泽东大力号召推动下，卫生部逐步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经过短短十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分布从1965年的农村只占40%，提高到1975年的60%，全国卫生经费65%以上用于农村[6]。

同时，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制度也逐渐确立，凡主治医师以上的医药卫生技术人员，除年老体弱多病者外，都要分期分批轮流参加巡回医疗。很多知名专家也纷纷下乡，在为农村百姓看病的同时培训和辅导大批农村卫生技术人员。与此同时，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70%以上分配到农村。此外，毛泽东大办合作医疗的号召促成了1969年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全国农村合作医疗普及率达到90%以上。尽管这些成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取得的，存在一定的盲目上纲上线和形式主义的问题，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毛泽东号召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确实对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起到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是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强调服务最广大人民大众的体现。

（二）医疗卫生工作必须依靠广大群众

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群众路线特征还表现在医疗预防工作的群众参与性上。针对美国对我国东北3省34县投掷带有鼠疫、霍乱、脑膜炎、副伤寒、钩端螺旋体及回归热、斑疹伤寒等多种病源体，极大损害中朝军民健康的严重情况。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上下各级人民政府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发动群众订立防疫公约，领导和组织反对细菌战的工作，全国城乡广泛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消灭细菌和传染病源的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振奋了我国人民战胜美帝国主义的精神，改善了我国人民卫生落后的面貌，提升了全国人民的健康卫生知识和水平，而且为今后我国医药卫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1955年，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和地方先后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机构。各级防治领导机构坚持依靠广大群众与血吸虫病作斗争。在广泛宣传血吸虫病防治知识的基础上，血吸虫病重灾区利用农闲时间，发动群众参与突击性防治运动，特别是开展消灭血吸虫病宿主钉螺的歼灭战。在广大群众广泛参与、集思广益的灭螺实践中还发明创造了新方法，推动了防治工作的进展。此后，在“除四害”斗争中，毛泽东认为“除四害”是一个伟大的清洁卫生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不仅可以改变我国的卫生状况，还可以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毛泽东号召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7]“要来个竞赛，硬是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哪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8]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轮又一轮“除四害”高潮，虽然在此过程中存在着重发动群众，轻科学指导；重检查评比，轻日常宣传等问题。但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此过程中真正认识到了“四害”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开始自觉地从个人和身边小事做起，注重疾病的预防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培养；开始真正认识到有些疾病不仅可以治疗，而且还可以积极进行预防，而对疾病的预防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的医疗卫生人员，更需要每个人的积极参与。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卫生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仍然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统计显示，1964年，高级卫生技术人员中有69%在城市，县以下的只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县以下的占27%。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的为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的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占16%。换句话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5]16。

为了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毛泽东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非常清楚，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要想改进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出路还是要依靠农民自己。不仅要依靠农民自己动手，积极主动地消灭血吸虫病等传染性疾病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积极地消灭四害，要保护水源、改良水质和加强对粪便的管理，还要为农村培养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医生，这些医生就是为世人所熟知的赤脚医生。

从1968年起，大批经过短期训练的赤脚医生出现在广大农村。到20世纪70年代，全国赤脚医生人数达180万，卫生员350万，接生员70多万。赤脚医生等的规模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所拥有的卫生人员总量（220万名卫技人员）[5]20。

赤脚医生为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是历史性的。这些不脱产、不离乡、活跃在农村的赤脚医生，为广大农民群众治疗一些小伤小病带来了方便。那些被形容为“养得起、用得动、留得住”的赤脚医生大多来自农村，生活在农村，半农半医，随叫随到，服务热情。虽然只经过短期医疗技术培训，但他们数量庞大，服务便捷，扎根农村，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赤脚医生的阶级出身和农民比较接近，他们通常不分昼夜、随叫随到、态度热情，救治风格因陋就简，贴近百姓生活。他们的出现为长久以来不愿意外出看病、无钱看病、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民提供了他们急需的医疗卫生服务，因而很快赢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同和尊重。

赤脚医生所提供的是低水平、广覆盖的公共卫生服务。他们在落后、愚昧的农村大力宣传卫生知识，鼓励群众移风易俗，发动群众起来同不良卫生习惯作斗争，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等，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卫生面貌。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末，有90%的行政村实行了农村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体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培养了一大批扎根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项制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9]。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曾经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不仅如此，为了对广大赤脚医生进行培训而编写的《赤脚医生手册》，不仅成为广大赤脚医生人手一册的必备读物，而且后来很多城乡家庭也普遍拥有这本以问题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的《赤脚医生手册》。这本书不仅珍藏着国人对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是毛泽东医疗卫生真正为普通群众服务，医疗卫生服务要依靠群众、教育群众的光辉典范。

（三）医疗卫生工作必须团结中西医，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可是从清末到解放前，中医中药不仅面临来自西医西药的严峻挑战，甚至面临着被从医药卫生领域彻底清除的危险。客观来看，中医中药是我国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在与疾病长期斗争过程中形成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在对不同疾病治疗上各自拥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团结中西医是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群众路线特征的具体体现。一方面，从现实的角度看，我国在解放初期，自己培养的西医少之又少，我国的西药制造工业又相当落后且几乎没有国外西医西药的技术和设备支持。与此同时，中医从业人员却在我国民间大量存在，而且中药具有相当的可获得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团结中西医，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中医中药从业人员的智慧和力量，把广大中医药从业人员组织起来战胜西医西药严重匮乏的困难局面。1949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1950年8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中明确指出：

【“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406】

毛泽东还辩证地看到，在西医无法普及的情况下拒绝中医，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巫神，就是对人民的卫生健康的不负责任。另一方面，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医中药，本身就需要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需要相信群众的智慧和选择。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写道：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试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10]】

正因为中西医各有所长的特点以及中医长久以来在国人医疗保健中的实际作用，武断地废止中医不仅是对广大群众求医问药需求的漠视，也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表现。1954年，毛泽东还发出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具体措施：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再次谈到“西医学习中医”的问题，指出：

【“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三、群众路线仍然应是当前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特征

群众路线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重要特征，曾经为缺医少药的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指明了方向也取得了世人称道的成就。但无需讳言，这一思想在注重医疗公平和可及性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医疗卫生事业所必须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机制，客观上造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整体医疗卫生水平低下。

今天，我国整体医疗水平低下的局面在改革开放后的多轮医改推动下，得到了极大改善。但由于医疗机构过多强调自身经济利益，片面追求高精尖技术，出现了看病贵、看病难的顽疾。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反思和总结的东西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对医疗卫生工作的定位问题。由于医疗卫生工作的天然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性，过多依赖市场的弊端已然显现。因此必须让医疗卫生事业回归其公益本性，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指导思想和重要特征。

（一）在思想认识层面，必须始终坚持医疗卫生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必须依靠群众，为群众服务。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所有实践，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从消灭性病到消灭血吸虫病，从“除四害”到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从倡导团结中西医到大力支持赤脚医生制度，无不体现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种为人民服务是实实在在地为减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而作的努力，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当前，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医患关系紧张，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容回避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意识层面一定程度淡化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医疗卫生领域过多地强调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对医院甚至科室实行经济核算。国家对医院的经费支持大幅度下降，医院为了维持运转开始逐渐背离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而转变成拥有市场垄断地位的市场主体。由于医患之间天然的信息不对称，再加上市场经济的逐利本质，我国医药卫生行业不同程度存在着以药养医、过度医疗等问题。这不仅损害了医药卫生机构的整体形象，恶化了医患之间本来的同舟共济、携手面对疾病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违背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属性，当然也与为人民服务宗旨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二）在制度设计层面，医疗体制改革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

1949年后，我国发动对血吸虫病的攻坚战，大力号召“除四害”，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形成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体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培养了一大批扎根农村的赤脚医生。这些医疗卫生政策的出台，得益于从制度设计的层面坚持群众路线，得益于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尽可能的均等化医疗服务，得益于把为人民服务视为医疗卫生领域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归宿。如前文所述，在这些政策的正确指引下，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用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取得了广受世界称道的巨大成就。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三级卫生体系以及赤脚医生制度对于解决我国长久以来缺医少药的医疗卫生状况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但受限于当时国家财力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总体状况。改革开放后，医疗卫生事业逐渐走向市场化、商业化之路，医疗卫生政策制定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这一转变的带动下，虽然我国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全面提升，医疗服务机构数量质量、技术装备、医务人员数量和素质都迅速提升。但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模式必然导致医疗活动从业人员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选择后者。在医疗资源分布上，热衷于占领消费能力强的地区而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反映冷淡。在技术路线上，各级公共卫生部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新药特药、重大病、重高新技术、重高端服务，轻廉价基本药、轻常见病多发病、轻成本低效益好的技术、轻基层基本服务的倾向。在这种政策指引下，我们对诸如“非典”之类的公共卫生危机应对被动；药价持续虚高；大医院一号难求与基层医院一患难求的局面同时存在；廉价常用药一粒难求；如此等等。不难看出，一段时间以来，在市场化、商业化导向下，医疗卫生体制逐渐远离了医疗卫生服务公共品的属性，逐渐远离了医疗卫生领域制度设计时应该秉承的群众路线。在我国推进新一轮医改的今天，坚持从制度设计上让公共医疗卫生回归公益性质，正是从制度层面对群众路线思想的回归。

（三）医疗卫生工作者应该牢记使命，提升服务能力，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充分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积极发挥自身专业技术的同时坚持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授人以渔，在消灭血吸虫病、“除四害”、组建免费巡回医疗队下乡开展医疗服务、培养赤脚医生以及大力普及《赤脚医生手册》中，都可以看到可亲可爱的白衣天使。

遗憾的是，今天的白衣天使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暴力伤医事件也一次次地刺痛着人们的神经。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单从医务工作者的角度看，医务从业人员在商业化、市场化的考核体系之下，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过多地强调经济报酬；部分医务人员不再秉承医者仁心，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对医德医技的追求，自身成为医疗机构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也被推到了当前我国医患冲突的前沿阵地。

和谐医患关系的建设、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关系着亿万人民的健康事业，既是重大民生问题，也是观察一个国家和地区幸福和谐指数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反映各级政府以及医疗机构是否真正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渠道。因此，破解以上难题的关键在于使医疗卫生事业真正回归公益属性，在于从根本上认识和践行医疗卫生工作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在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于真正在医疗卫生领域重视和践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医疗卫生工作的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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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与毛泽东阶跃》

《为什么现有体制里医患都是牺牲品？》

那个时候，北医建立了农村医疗系，三年制，大专，会看病、会做手术，不用写论文，最后有的人做手术并不比别人差。北大医院当时还有群防群治科，这个科室都是50多岁的护士，在一线跑不动了，就去上夜校，培养她们当医师，又叫做“护医班”。学完之后，她们骑着自行车到居委会，给老太太量血压，建立家庭病房，让病人长期保持稳定，不要住院。那时候的这套制度太先进了!现在这些反而成了我们对未来的追求。我当时自己还下厂，去过友谊时装厂、皮鞋厂、重型机械厂，做高血压的防控，培养那些高小、初中水平的年轻工人，教他们量血压，告诉他们血压的标准。他们每天早上打好开水，弄温了，给患高血压的老师傅倒好水，看着他们吃药。我真的觉得有成就感。那个时候确实没有什么药，但是医患之间非常和谐。病人感激都感激不过来，哪儿会有医患矛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