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總結，原文並沒有表達清楚， 毛澤東時代的醫療衛生體系的典型特徵就是醫生與百姓的利益一致。 而改開以後， 醫生醫院成為資本的工具， 與群眾的關係就變成是對立的啦。 簡單說毛澤東時代醫生希望百姓不要得病，百姓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不會懷疑醫生。 而改開以後學習美國，醫生害怕百姓不得病， 百姓不得病就沒錢賺了。  這種對立關係導致患者百姓不可能真正信任醫生。

這個問題僅僅靠加大醫療投入是不夠的。美國17%的GDP用於醫療而人均壽命不如古巴， 追究其原因就是很大一部分醫療支出變成保險公司的利潤，醫院的利潤，還有律師訟棍的意外橫財。學美國是不能解決中國醫療問題的， 更何況中國人均收入不到美國的20%， 把GDP比例從6%增加到17%也不到美國的1/5， 跟風吃屁有啥好結果。

中國增加醫保覆蓋和金額， 放鬆醫保監管的結果是大部分醫療支出落入莆田醫院與退休老漢們聯合騙保的無底洞。 退休老人到莆田醫院去吃住兩天，然後瓜分騙來的醫保， 莆田醫院利潤高，死亡率低， “患者”評價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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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的群眾路線特徵》節選

王占宇 尹俊芳：

毛澤東時代我國醫療衛生工作的成就

在毛澤東醫療衛生要堅持群眾路線思想的指導下，我國醫療衛生工作堅持為最廣大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依靠群眾、服務群眾、教育群眾，在預防醫學、基礎醫療設備、醫療保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新中國成立時，醫療衛生工作面臨的是一個人民疾病叢生、缺醫少藥的嚴重局面：鼠疫波及20個省、自治區的549個縣。霍亂、天花、血吸蟲病、黑熱病、瘧疾、結核病、麻風病、性病等都使廣大人民深受其害。解放前我國人口死亡率是25‰，嬰兒死亡率是200‰，人口平均壽命35歲。藥品供應嚴重不足，絕大多數化學藥品國內不能生產，最簡單的醫療器械也要依靠進口[1]2-3。

新中國成立後經過30多年建設，我國衛生醫療事業取得長足進展。首先，流行性疾病防治取得了顯著成就。解放後不久，在全國範圍內消滅了娼妓制度，為消滅性病創造了社會條件。20世紀60年代初，性病、天花、霍亂在我國先後被消滅。血吸蟲病、瘧疾、黑熱病、絲蟲病、鼠疫等嚴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疾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其次，醫療保健制度、城鄉衛生醫療體系基本建成。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20世紀70年代末覆蓋了農村90%以上的農民。到1983年，全國已有衛生機構19.6萬個，衛生防疫站3274個；全國共有鄉（公社）衛生院55559個，床位74.6萬張，鄉村醫生和赤腳醫生127.9萬[1]20。1981年的嬰兒死亡率為34.7‰，傳染病發病率是2364.9/10萬，1978年居民的預期壽命為68.2歲[2]。

上述這些成就，不僅贏得了全國人民的高度讚揚也得到世界衛生權威部門的肯定，1978年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的經驗被寫進《阿拉木圖宣言》，世界衛生組織把它們作為解決初級衛生保健的成功範例在發展中國家推廣。

二、群眾路線是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的重要特徵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醫療衛生思想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是適應了新的革命和建設需要，更具全局性和指導性，對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影響更加深遠的思想體系。這一時期的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作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重要特徵之一就是醫療衛生工作的群眾路線。

（一）醫療衛生工作的出發點是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的重要出發點就是為人民服務。我國衛生工作的四大方針中第一條就是面向工農兵。長期以來最容易受到傷病侵害的是廣大群眾，受到傷病侵害後最無力獲得醫療服務的是廣大群眾，最享受不到醫療保健服務的是普通人民群眾，迫切需要改善醫療衛生條件的是廣大群眾，迫切需要衛生科學知識、改變不衛生習慣的是廣大群眾。

毛澤東針對一段時間以來醫療衛生服務忽視農村、片面追求高端的問題進行了嚴厲批評。他指出：中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不為農村服務，還叫什麼為人民服務!脫離群眾，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高、難、深的研究上，搞所謂尖端。對一些多發病、常見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預防，改進治療，沒人注意，或放很少的人力。這並不是不搞尖端，而是少數人搞，大量的應放在農村，重點在農村[3]。1964年8月，他在衛生部黨組《關於改進高級幹部保健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寫道：

【“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4]】

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全國專門為高級幹部設立的保健機構被撤銷，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制度被取消，原來專為高級幹部看病的醫院也開始為普通人看病。為了進一步拉近醫生與普通患者的距離，增進醫生與普通群眾的聯繫和感情，毛澤東還指出醫生不一定都要戴口罩。他說：

【“還有一件怪事，醫生檢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麼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傳給別人？我看主要是怕別人傳給自己。要分別對待嘛。幹什麼都戴，這首先造成醫生與病人間的隔閡。”[5]18】

在毛澤東大力號召推動下，衛生部逐步將人力、物力和財力的重點放到農村。經過短短十年，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病床分布從1965年的農村只占40%，提高到1975年的60%，全國衛生經費65%以上用於農村[6]。

同時，城市衛生人員到農村開展巡回醫療制度也逐漸確立，凡主治醫師以上的醫藥衛生技術人員，除年老體弱多病者外，都要分期分批輪流參加巡回醫療。很多知名專家也紛紛下鄉，在為農村百姓看病的同時培訓和輔導大批農村衛生技術人員。與此同時，高等醫藥院校畢業生70%以上分配到農村。此外，毛澤東大辦合作醫療的號召促成了1969年合作醫療的高潮，到1976年全國農村合作醫療普及率達到90%以上。儘管這些成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取得的，存在一定的盲目上綱上線和形式主義的問題，但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毛澤東號召把醫療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確實對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起到了歷史性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是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強調服務最廣大人民大眾的體現。

（二）醫療衛生工作必須依靠廣大群眾

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的群眾路線特徵還表現在醫療預防工作的群眾參與性上。針對美國對我國東北3省34縣投擲帶有鼠疫、霍亂、腦膜炎、副傷寒、鈎端螺旋體及回歸熱、斑疹傷寒等多種病源體，極大損害中朝軍民健康的嚴重情況。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全國上下各級人民政府成立了防疫委員會，發動群眾訂立防疫公約，領導和組織反對細菌戰的工作，全國城鄉廣泛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以消滅細菌和傳染病源的運動。這場運動不僅振奮了我國人民戰勝美帝國主義的精神，改善了我國人民衛生落後的面貌，提升了全國人民的健康衛生知識和水平，而且為今後我國醫藥衛生工作的開展提供了良好的示範作用。

1955年，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央和地方先後成立了血吸蟲病防治領導機構。各級防治領導機構堅持依靠廣大群眾與血吸蟲病作鬥爭。在廣泛宣傳血吸蟲病防治知識的基礎上，血吸蟲病重災區利用農閒時間，發動群眾參與突擊性防治運動，特別是開展消滅血吸蟲病宿主釘螺的殲滅戰。在廣大群眾廣泛參與、集思廣益的滅螺實踐中還發明創造了新方法，推動了防治工作的進展。此後，在“除四害”鬥爭中，毛澤東認為“除四害”是一個偉大的清潔衛生運動，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不僅可以改變我國的衛生狀況，還可以振奮中華民族的精神。毛澤東號召廣泛發動群眾參與，“各省、市、區黨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復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組織和工作，發動群眾，配合生產運動，大搞衛生工作；無論老人、小孩、青年、壯年、教員、學生、男子、女子，都要儘可能地手執蠅拍及其他工具，大張旗鼓，大造聲勢，大除四害。”[7]“要來個競賽，硬是把這些東西滅掉，人人清潔衛生。各省也可以參差不齊，各縣也可以參差不齊，將來橫直看哪個是英雄。中國要變成四無國：一無老鼠，二無麻雀，三無蒼蠅，四無蚊子。”[8]

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全國上下掀起了一輪又一輪“除四害”高潮，雖然在此過程中存在着重發動群眾，輕科學指導；重檢查評比，輕日常宣傳等問題。但不容迴避的現實是，廣大人民群眾在此過程中真正認識到了“四害”與疾病之間的關係，開始自覺地從個人和身邊小事做起，注重疾病的預防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培養；開始真正認識到有些疾病不僅可以治療，而且還可以積極進行預防，而對疾病的預防工作不僅需要專業的醫療衛生人員，更需要每個人的積極參與。

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我國衛生事業的人力、物力、財力仍然主要集中於城市，農村缺醫少藥的局面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統計顯示，1964年，高級衛生技術人員中有69%在城市，縣以下的只占10%；中級衛生技術人員城市占57%，縣以下的占27%。全年衛生事業費9.3億元，其中用於公費醫療的為2.8億元，占30%；用於農村的2.5億元，占27%，其中用於縣以下的占16%。換句話說，用於830萬享受公費醫療人員的經費，比用於5億農民的還多[5]16。

為了解決農村缺醫少藥的嚴重局面，毛澤東號召“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他非常清楚，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要想改進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出路還是要依靠農民自己。不僅要依靠農民自己動手，積極主動地消滅血吸蟲病等傳染性疾病賴以生存的環境，要積極地消滅四害，要保護水源、改良水質和加強對糞便的管理，還要為農村培養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醫生，這些醫生就是為世人所熟知的赤腳醫生。

從1968年起，大批經過短期訓練的赤腳醫生出現在廣大農村。到20世紀70年代，全國赤腳醫生人數達180萬，衛生員350萬，接生員70多萬。赤腳醫生等的規模超過了當時衛生部所擁有的衛生人員總量（220萬名衛技人員）[5]20。

赤腳醫生為我國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貢獻是歷史性的。這些不脫產、不離鄉、活躍在農村的赤腳醫生，為廣大農民群眾治療一些小傷小病帶來了方便。那些被形容為“養得起、用得動、留得住”的赤腳醫生大多來自農村，生活在農村，半農半醫，隨叫隨到，服務熱情。雖然只經過短期醫療技術培訓，但他們數量龐大，服務便捷，紮根農村，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赤腳醫生的階級出身和農民比較接近，他們通常不分晝夜、隨叫隨到、態度熱情，救治風格因陋就簡，貼近百姓生活。他們的出現為長久以來不願意外出看病、無錢看病、缺醫少藥的廣大農民提供了他們急需的醫療衛生服務，因而很快贏得了廣大農民的認同和尊重。

赤腳醫生所提供的是低水平、廣覆蓋的公共衛生服務。他們在落後、愚昧的農村大力宣傳衛生知識，鼓勵群眾移風易俗，發動群眾起來同不良衛生習慣作鬥爭，開展以除害滅病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等，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衛生面貌。赤腳醫生是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產物。20世紀70年代末，有90%的行政村實行了農村合作醫療，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於一體的縣、鄉、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培養了一大批紮根農村的赤腳醫生。這項制度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以最少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9]。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曾經在1980-1981年年報中指出，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不僅如此，為了對廣大赤腳醫生進行培訓而編寫的《赤腳醫生手冊》，不僅成為廣大赤腳醫生人手一冊的必備讀物，而且後來很多城鄉家庭也普遍擁有這本以問題為中心、清晰明了、簡單易行的《赤腳醫生手冊》。這本書不僅珍藏着國人對一個時代的記憶，也是毛澤東醫療衛生真正為普通群眾服務，醫療衛生服務要依靠群眾、教育群眾的光輝典範。

（三）醫療衛生工作必須團結中西醫，集中群眾的智慧和力量

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可是從清末到解放前，中醫中藥不僅面臨來自西醫西藥的嚴峻挑戰，甚至面臨着被從醫藥衛生領域徹底清除的危險。客觀來看，中醫中藥是我國各族人民在生產生活實踐中，在與疾病長期鬥爭過程中形成的智慧結晶，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寶貴財富。中醫中藥和西醫西藥在對不同疾病治療上各自擁有無可替代的優勢。

團結中西醫是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群眾路線特徵的具體體現。一方面，從現實的角度看，我國在解放初期，自己培養的西醫少之又少，我國的西藥製造工業又相當落後且幾乎沒有國外西醫西藥的技術和設備支持。與此同時，中醫從業人員卻在我國民間大量存在，而且中藥具有相當的可獲得性。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號召團結中西醫，充分調動和發揮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中醫中藥從業人員的智慧和力量，把廣大中醫藥從業人員組織起來戰勝西醫西藥嚴重匱乏的困難局面。1949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上，毛澤東對中央軍委總衛生部部長賀誠和各大軍區衛生部部長作了明確的指示：你們的西醫只有一兩萬，力量薄弱，你們必須很好地團結中醫。1950年8月，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的題詞中明確指出：

【“團結新老中西醫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1]406】

毛澤東還辯證地看到，在西醫無法普及的情況下拒絕中醫，實際上就是在幫助巫神，就是對人民的衛生健康的不負責任。另一方面，究竟應該如何來看待中醫中藥，本身就需要採用實事求是的態度，需要相信群眾的智慧和選擇。早在1913年，毛澤東就寫道：

【“醫道中西，各有所長。中言氣脈，西言試驗。然言氣脈者，理太微妙，常人難識，故常失之虛。言實驗者，求專質而氣則離矣，故常失其本，則二者又各有所偏矣。”[10]】

正因為中西醫各有所長的特點以及中醫長久以來在國人醫療保健中的實際作用，武斷地廢止中醫不僅是對廣大群眾求醫問藥需求的漠視，也是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的表現。1954年，毛澤東還發出了“西醫學習中醫”的號召並提出具體措施：要抽調100名至200名醫科大學或醫學院的畢業生交給有名的中醫，去學他們的臨床經驗，而學習就應當抱着虛心的態度。1956年8月，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再次談到“西醫學習中醫”的問題，指出：

【“如果先學了西醫，先學了解剖學、藥物學等等，再來研究中醫、中藥，是可以快一點把中國的東西搞好的。”“你們是‘西醫’，但是要中國化，要學到一套以後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把學的東西中國化。”】

三、群眾路線仍然應是當前醫療衛生工作的重要特徵

群眾路線作為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的重要特徵，曾經為缺醫少藥的我國醫療衛生事業指明了方向也取得了世人稱道的成就。但無需諱言，這一思想在注重醫療公平和可及性的同時，一定程度上忽視了醫療衛生事業所必須的科學方法和科學機制，客觀上造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整體醫療衛生水平低下。

今天，我國整體醫療水平低下的局面在改革開放後的多輪醫改推動下，得到了極大改善。但由於醫療機構過多強調自身經濟利益，片面追求高精尖技術，出現了看病貴、看病難的頑疾。破解這一難題，需要反思和總結的東西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應該是對醫療衛生工作的定位問題。由於醫療衛生工作的天然壟斷性和信息不對稱性，過多依賴市場的弊端已然顯現。因此必須讓醫療衛生事業回歸其公益本性，始終把為人民服務作為醫療衛生領域的指導思想和重要特徵。

（一）在思想認識層面，必須始終堅持醫療衛生工作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必須依靠群眾，為群眾服務。所以，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的所有實踐，都圍繞這一主題展開。從消滅性病到消滅血吸蟲病，從“除四害”到要求“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從倡導團結中西醫到大力支持赤腳醫生制度，無不體現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這種為人民服務是實實在在地為減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疾苦而作的努力，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

當前，我國的醫藥衛生事業取得了顯著成就，但醫患關繫緊張，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容迴避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在思想意識層面一定程度淡化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在醫療衛生領域過多地強調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用市場經濟的辦法來對醫院甚至科室實行經濟核算。國家對醫院的經費支持大幅度下降，醫院為了維持運轉開始逐漸背離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而轉變成擁有市場壟斷地位的市場主體。由於醫患之間天然的信息不對稱，再加上市場經濟的逐利本質，我國醫藥衛生行業不同程度存在着以藥養醫、過度醫療等問題。這不僅損害了醫藥衛生機構的整體形象，惡化了醫患之間本來的同舟共濟、攜手面對疾病的關係，更重要的是違背了醫療衛生服務的公益屬性，當然也與為人民服務宗旨存在着很大的距離。

（二）在制度設計層面，醫療體制改革要始終堅持群眾路線

1949年後，我國發動對血吸蟲病的攻堅戰，大力號召“除四害”，號召“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形成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於一體的縣、鄉、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培養了一大批紮根農村的赤腳醫生。這些醫療衛生政策的出台，得益於從制度設計的層面堅持群眾路線，得益于堅持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提供儘可能的均等化醫療服務，得益於把為人民服務視為醫療衛生領域政策制定的出發點和歸宿。如前文所述，在這些政策的正確指引下，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用最少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取得了廣受世界稱道的巨大成就。

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的三級衛生體系以及赤腳醫生制度對於解決我國長久以來缺醫少藥的醫療衛生狀況起到了極大推動作用，但受限於當時國家財力以及醫療衛生事業的總體狀況。改革開放後，醫療衛生事業逐漸走向市場化、商業化之路，醫療衛生政策制定過程中逐漸淡化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這一轉變的帶動下，雖然我國醫療服務供給能力全面提升，醫療服務機構數量質量、技術裝備、醫務人員數量和素質都迅速提升。但商業化、市場化的服務模式必然導致醫療活動從業人員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公共衛生預防醫學與臨床醫學之間選擇後者。在醫療資源分布上，熱衷於占領消費能力強的地區而對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反映冷淡。在技術路線上，各級公共衛生部門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新藥特藥、重大病、重高新技術、重高端服務，輕廉價基本藥、輕常見病多發病、輕成本低效益好的技術、輕基層基本服務的傾向。在這種政策指引下，我們對諸如“非典”之類的公共衛生危機應對被動；藥價持續虛高；大醫院一號難求與基層醫院一患難求的局面同時存在；廉價常用藥一粒難求；如此等等。不難看出，一段時間以來，在市場化、商業化導向下，醫療衛生體制逐漸遠離了醫療衛生服務公共品的屬性，逐漸遠離了醫療衛生領域制度設計時應該秉承的群眾路線。在我國推進新一輪醫改的今天，堅持從制度設計上讓公共醫療衛生回歸公益性質，正是從制度層面對群眾路線思想的回歸。

（三）醫療衛生工作者應該牢記使命，提升服務能力，加強醫德醫風建設

新中國成立後，各級醫療衛生機構和醫務人員，充分堅持和發揚黨的群眾路線精神，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積極發揮自身專業技術的同時堅持為人民服務，救死扶傷，授人以漁，在消滅血吸蟲病、“除四害”、組建免費巡回醫療隊下鄉開展醫療服務、培養赤腳醫生以及大力普及《赤腳醫生手冊》中，都可以看到可親可愛的白衣天使。

遺憾的是，今天的白衣天使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質疑，暴力傷醫事件也一次次地刺痛着人們的神經。造成醫患關繫緊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單從醫務工作者的角度看，醫務從業人員在商業化、市場化的考核體系之下，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過多地強調經濟報酬；部分醫務人員不再秉承醫者仁心，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對醫德醫技的追求，自身成為醫療機構追求經濟利益的工具，也被推到了當前我國醫患衝突的前沿陣地。

和諧醫患關係的建設、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關繫着億萬人民的健康事業，既是重大民生問題，也是觀察一個國家和地區幸福和諧指數的重要窗口，同時也是反映各級政府以及醫療機構是否真正踐行群眾路線的重要渠道。因此，破解以上難題的關鍵在於使醫療衛生事業真正回歸公益屬性，在於從根本上認識和踐行醫療衛生工作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在於集中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在於真正在醫療衛生領域重視和踐行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醫療衛生工作的群眾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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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均預期壽命與毛澤東階躍》

《為什麼現有體制里醫患都是犧牲品？》

那個時候，北醫建立了農村醫療系，三年制，大專，會看病、會做手術，不用寫論文，最後有的人做手術並不比別人差。北大醫院當時還有群防群治科，這個科室都是50多歲的護士，在一線跑不動了，就去上夜校，培養她們當醫師，又叫做“護醫班”。學完之後，她們騎着自行車到居委會，給老太太量血壓，建立家庭病房，讓病人長期保持穩定，不要住院。那時候的這套制度太先進了!現在這些反而成了我們對未來的追求。我當時自己還下廠，去過友誼時裝廠、皮鞋廠、重型機械廠，做高血壓的防控，培養那些高小、初中水平的年輕工人，教他們量血壓，告訴他們血壓的標準。他們每天早上打好開水，弄溫了，給患高血壓的老師傅倒好水，看着他們吃藥。我真的覺得有成就感。那個時候確實沒有什麼藥，但是醫患之間非常和諧。病人感激都感激不過來，哪兒會有醫患矛盾啊!